摘要：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方式，强调开放资本流通、减少国家管制。从表面上看，新自由主义无疑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是这难以解释在新自由主义实施期间，世界各地开始频繁发起反全球化运动与反新自由主义运动的现象。鉴于此，本文以美国和拉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为例，审视新自由主义如何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对全球化产生影响。本文发现，新自由主义作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手段具有排外性、旨在部分人群优先发展。这导致了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发达国家与边缘国家的权力与利益失衡，从而引起了逆全球化浪潮。为更好地拥抱全球化，尚且还需要更具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措施。

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新自由主义改革

一、新自由主义改革背景

1960年末，在资本积累危机影响下，经济出现滞涨问题，与此同时共产党、社会党力量的壮大，群众要求大规模改革，这对传统上层阶级的经济地位造成威胁。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上层阶级不得不做出决断保护自己免于经济和政治的失利。因此，旨在重建资本积累的条件并恢复精英权力的新自由主义兴起。美国等发达国家试图在一个制度框架内稳固个人财产权、自由贸易、自由市场，释放个体企业的技能、自由。国家的角色是创造这个制度框架，必要时以武力确保市场的正常运转，但这种干预必须控制在最小限度。

而对于拉美国家而言，他们无疑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受害者。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组织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要求。他们按照《华盛顿协议》的规定，放宽甚至去除了外资进入的限制，给本国企业和人民、当地文化带来伤害。

二、理论框架

本文将使用层次分析法对新自由主义改革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种方法最早由沃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提出，从人性、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将国际关系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分析层次。但是他的运用更多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使用，且在后期逐渐将研究的关注点和理论的重心向国际体系层次进行倾斜。在此基础上，布赞等学者认为，在单元和体系之间应加进一个“进程”层次，并声称体系层次应该再被分为两个层次：“结构”和“过程”。“结构”体现了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分布，“过程”则是是指各个行为体之间的联系情况。

鉴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复杂，包含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世界经济体系政治体系等多个要素，而层次分析法划分的“结构”和“过程”层次，不仅能够分析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间的横向的各个层次要素也可以观察纵向的各层次互动，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梳理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以此为理论框架，分析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关系。

三、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全球化的结构性影响

结构，总体上被定义为体系内单元的组织原则。结构聚焦于单元如何被彼此区分，它们被怎样安排进一个体系，在相对能力上它们如何彼此相处。新自由主义对于全球化结构的影响主要在于，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发达国家与边缘国家作为全球化参与者，他们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差距越来越大。

在国际层面，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外输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巩固霸权，而拉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他们很难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获得主动权。美国在里根时期，一切领域松绑、投资赋税减免，使资本向海外发展。而由于急需借贷，发展中国家被鼓励大量借贷，然而随着美元利润的些微上调，多个国家还不起贷款。在国际货币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下，被迫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许多资产以极低价格卖给国外公司。这样一来，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1980-1990期间，通过这种国际流动和结构性调整，从其他地区榨取高额收益。

由下图可以看出，尽管美国和拉美国家都采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他们实施这些政策的方式是不同的。发达国家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方面享有相对的自由。而在发展中国家，一切都受制于市场的支配。国际组织是执行这类政策的机构，它们实行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组成所制定的准则。发达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来为自己制定规则，将拉美国家置于全球化进程中更为边缘化的位置。

在民族国家内部，新自由主义政策扩大了贫富差距。以美國为例，美国收入最高的0.1%人口，其收入从1978 年占人口所持资产份额，1922—1998国民收入的2%上升到1999 年的6%以上，而工人与行政总裁的平均收入比率则从 1970 年的 30∶1 上升到了2000 年的将近500∶1。几乎可以肯定，随着布什政府的税收改革开始生效，收入和财富集中到社会上层阶级的现象将逐步上升，因为遗产税（一项针对富人的税收）正在被逐步取消，加在投资收益和资本收益头上的税收也正在减少，但针对工资薪水的税收则维持原状。新自由主义政策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的结构越来越失衡，从而阻碍了全球化过程的发展。

四、新自由主义改革对全球化的过程性影响

过程，总体上被定义为单元之间的互动，特别是那些互动中的连续的或反复出现的模式。进程聚焦于在互动能力和结构限制之下单元事实上如何彼此互动。特别是关于互动动力下连续和反复出现的模式。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于全球化过程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浪潮。

在国际层面，全球化使得各个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接触紧密，交往联系日益频繁。但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强了权力和利益分配的不均衡的趋势，从而引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对抗。而另一方面消极狭隘的民族主义使得民族打压、排挤行为加剧，以暴制暴的情绪盛行，国家之间的冲突被不断激化。

就拉美国家而言，新自由主义政策使得当地居民特别是印第安人失去了原有的生存资源。在印第安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墨西哥的萨帕斯州，因兴修水、开采石油等经济活动，造成15万印第安人无家可归。大量的印第安人失去了他们的土地。另外，新自由主义还导致了“文明的冲突”。新自由主义思想具有侵略性，没有为差异留下存在的空间，很多本土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同化。但是一旦同化，就意味着自我身份的消失。为此，很多拉美国家土著人民发起了反全球化运动和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以拒绝西方资本主义的同化。

在民族国家内部，底层群众把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精英化程度加剧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以平民利益为核心，反权威、反精英，倡导直接大民主的民粹主义逐渐兴起，并带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和逆全球化色彩。这种思潮片面地否定全球化。另外，极端平民化的倾向容易产生情感化、非理性的共识从而引发社会的骚乱，甚至被一些政客们利用。特朗普的当政就体现了这一点，而美国在特朗普的带领下的各种“退群行为”，无疑对全球化造成了伤害。

五、结语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恢复精英的权力与利益，而这导致了上层阶级和中下层阶级的权力与利益失衡，国家之间以及国内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加。当贫富差距的扩大、政治精英化程度加剧被简单地归咎于全球化后，逆全球化的浪潮也随之而来。新自由主义改革因为其排外性和部分人群优先发展的做法，放大了全球化的弊端，助长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为了更好地拥抱全球化，尚且还需要更有包容性的全球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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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何丹春（1996.04--），女，汉，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硕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研究方向：比较政治、拉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