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出版的抗战歌曲唱片”，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境内外各唱片公司或广播机构灌录并通过多种渠道出版发行的抗战主题的歌曲唱片。从 “九一八”事变到抗战相持阶段初期涌现的抗战歌曲数以千计，而灌录成唱片的抗战歌曲不过百余首。这些唱片不仅是罕有的老唱片资源，也是见证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及抗战时期音乐文化的重要史料，更是弥足珍贵的抗战文物。将这些体现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有声历史文献纳入学术研究视野，对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深入了解和认识十四年抗战期间革命进步力量对抗战歌曲唱片的生产、传播的积极贡献，开辟救亡音乐研究的新领域，拓展“新音乐运动”及抗战时期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音乐文化生活研究的新视野均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研究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22-143-03

【本文著录格式】桂强.民国时期出版的抗战歌曲唱片及其研究意义[J].中国民族博览，2021，11（22）：143-14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抗战歌曲唱片整理与研究（1931—1945）”（项目编号：17YBA31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抗战歌曲的诞生、发展与抗战歌曲唱片的出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在沪穗宁等地，一些掌握了西洋作曲技巧的音乐院校师生则以音乐为武器，率先创作出了一批抗战歌曲，这些歌曲中有部分被灌录成唱片。1932年以后，在党的革命思想指导下，各类左翼音乐组织配合着左翼戏剧、电影的创作、演出，在音乐上，主要体现在群众歌曲的创作方面。1935年开始，国内抗日救亡斗争形势更加蓬勃发展，有两个专门的歌曲创作组织成立起来。一个是成员较广泛的进步音乐组织——歌曲作者协会；一个是成员较少的革命音乐组织——歌曲研究会，这一组织的成员和歌曲作者协会中的部分成员，成为当时革命歌曲创作和群众歌咏运动的骨干。[1]在这些左翼音乐组织和进步歌曲创作组织的引领和带动下，聂耳、任光、安娥、冼星海、张曙、吕骥、贺绿汀、麦新、张寒晖、沙梅、周巍峙、孟波、孙慎等革命音乐家创作了众多的慷慨激昂、面目一新的抗战歌曲，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全面展开。与此同时，陆续供职于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任光（1928—1937年，中有间断）、聂耳（1934年4月—12月）、冼星海（1935年），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事业中的进步力量，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十九路军》《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慰劳歌》《告别南洋》《热血》《黄河之恋》《战歌》《救亡之歌》《自由神之歌》《抗敌行军曲》《向前走》《民族战歌》等一大批抗战歌曲被灌录成唱片广为传播。[2]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唱片业迅即成为日伪当局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牺牲品，日伪当局为上海唱片生产和传播制定了严厉的审查制度。[3]百代唱片公司由于地處法租界，在短期内未遭破坏，但全国销售网络受到战争的严重影响，唱片一度滞销。任光也因为录制《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唱片而暴露身份，被迫离开百代公司转赴巴黎考察进修。1938年以后，大量的抗战歌曲唱片转至EMI旗下的歌林唱片在香港和新加坡分别出版。据笔者在2016年1月参观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为纪念“一二八”事变84周年而举办的“民族的呐喊，中华的强音 —— 抗战音乐珍贵黑胶木唱片主题展”所见：在香港首版的抗战歌曲唱片有《救亡进行曲》《保卫大广东》《自由的号声》《游击队之歌》等；在新加坡首版的抗战歌曲唱片有《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保家乡》《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歌八百壮士》《在太行山上》《丈夫去当兵》《长城谣》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5月，应新加坡南洋华侨总会主席陈嘉庚之邀，任光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除在新加坡组织民众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外，任光还利用在新加坡的机会，和新加坡歌林唱片公司合作灌录了一批国内未能出版的抗战歌曲唱片（如前所述），在这些唱片的片芯上都特别注明了“任光监制”字样。这批在新加坡出版的歌林牌号的抗战歌曲唱片弥补了国内抗战歌曲唱片的空白，极具史料价值。[4]此外，在1936—1937年间，何安东创作的《保卫中华》《全国总动员》《我们已失去了国土》《七七进行曲》《八一三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在香港歌林和声公司被灌制成唱片。

1939年9月15日，在《新华日报》的报道中，谈及“著名苏联歌曲家克利曼蒂克基马利夫，已将中国抗战歌曲十五种，编译乐谱，有数种且已制成留声机片，行销甚广。”[5]1941年，美国黑人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以汉语和英语交替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与爱国人士、抗日救亡歌咏运动骨干之一刘良模合作，在纽约灌录了包括该曲在内的题为《起来》（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以支持中国抗战，宋庆龄亲自为这张唱片的文字说明撰写了序言。据《新华日报》报道，在大后方的重庆，国民党政治部抗敌歌咏团应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之请，曾于1942年灌录过一些抗战题材的合唱歌曲唱片，并将这些唱片模版运至印度加尔各答等地压制生产。[6]

二、对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的相关研究及述评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的整理编目工作已经展开。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唱片编目分别是中国音乐研究所1960年整理编印的《中国音乐研究所藏唱片目录》和中国唱片社1964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其中后者是迄今国内所见最全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目录，该目录第四部分为“歌曲”类，列出马国霖、叶成沛、伍佰就、辛瑞芳、周小燕、李丽莲、李智勤、俞安斌、梁有顺、徐散鸣、胡蝶、袁牧之、陈波儿、陈美兰、廖大卫等十余位演唱者和乐艺合唱团、华南音乐会等数家演唱团体演唱的近百首抗战歌曲唱片存目。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对库存的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进行分类编目，相关研究尚未展开。

进入21世纪，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的整体性研究以及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创作歌曲唱片的专题研究开始出现并取得积极进展。在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唱片的整体性研究方面，研究者分别从音乐社会学、社会文化史、音乐生态学、地域文化、审美文化等角度展开论述，例如葛涛的著作《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伍春明的著作《“时代曲”与“救亡歌”——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流行歌曲的人文解读》、钱乃荣的著作《上海老唱片（1903—1949）》、陈伟的论文《中国唱片发展历程所体现的审美文化现代转型》等，其中在这些研究中均涉及到有关抗战歌曲唱片的内容。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由王勇担任执行主编，对近400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创作歌曲的黑胶唱片进行声音技术处理，出版了音像制品《上海老歌1931—1949》及近40万字的歌曲说明书，其中包括任光、聂耳、冼星海、张曙等作曲的抗战歌曲唱片及其相关内容的介绍。卢映雪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著文《民国时期出版唱片中的抗日救亡歌曲——以百代和歌林公司为例》，对民国时期百代唱片公司和歌林唱片公司出版的老唱片文字及原始录音进行解读，全面阐释了抗战时期唱片工业与大众音乐传播对抗战思想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与中国近现代大众文化密切相关的20世纪上半叶中国创作歌曲与唱片工业的互动研究日趋关注。从目前已被译成中文出版的著作来看，以美国学者安德鲁·琼斯的《留声中国：摩登音乐文化的形成》和德国学者史通文的《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最具代表性，且都对20世纪上半叶左翼进步歌曲、抗战歌曲制作、传播与近代中国唱片工业互动的问题有所涉猎。值得一提的是，后者在“唱片工业的国际审查”一节中，通过挖掘的近代上海工部局警察档案文献，初步呈现了1933年到1936年间，百代和胜利两家唱片公司在公共租界内尝试制作抗战唱片的图景。[7]此外，在齐藤孝治、榎本泰子、西村正男等日本研究者的有关著述中，对左翼进步力量与抗战歌曲唱片的生产、传播机制等问题亦有所论及。

从以上既有研究来看，对抗战时期抗日救亡歌曲唱片尚有以下值得强化、改进和深化之处，举其要者：1.目前相关研究大多偏重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流行歌曲唱片领域，对其他类型的歌曲唱片关注不够，尤其对抗战歌曲唱片的专题研究无论从资料的整理还是研究的力度上，都有待加强； 2.从既有研究来看，部分港台地区和国外研究者对欧美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等理论或方法较熟悉，并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到研究中去，但如何从研究对象的具体实际出发，让这些理论或方法的合理内核更好地与研究对象的特点和规律相契合，值得进一步探讨； 3.部分国外研究者有关抗战歌曲唱片的研究中，不同程度地折射出特定的历史境遇和意识形态，如何在唯物史观中审视抗战歌曲唱片的内容、传播与接受的互动及其与左翼革命进步力量、抗战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有待深化的课题。

此外，携手两岸四地及东南亚研究者共同致力于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的研究，注重民间各类各层次的抗战歌曲唱片收藏，积极挖掘世界各国图书馆或声音档案馆馆藏的抗战唱片资源，加大相关唱片档案史料的钩沉力度，在学术资源、研究方法上真正做到互补和互鉴，也是该研究的题中之义。

三、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的研究意义

较之于民国时期出版的其他类型的唱片，抗战歌曲唱片在灌录演员或乐队的数量、唱片出版的规模上并不占据优势，但其在抗战音乐史上有着独特而重要的研究意义，是重返抗战历史现场的有力见证之一，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民国时期出版的抗战歌曲唱片体现了全面抗战的基本格局

1937年以后，新马百代（以“歌林”唱片名义出版）和香港和声歌林唱片成为发行抗战歌曲唱片的中坚力量。如香港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林声翕在和声歌林唱片公司工作期间，曾指挥和声管弦乐团，灌制《保家乡》等抗战歌曲唱片。香港的长虹歌咏团在何安东的指挥下，在和声歌林唱片公司灌录《卢沟问答》等抗战歌曲唱片。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来自祖国内地的武汉合唱团开始在新马一带的城镇巡演，激发了当地广大侨胞的抗战热情，催生了本土的铜锣合唱团的诞生，铜锣合唱团成员灌录了《中华儿女》《我爱祖国》《在太行山上》《长城谣》《孤岛天堂》《歌八百壮士》《松花江上》《游击队歌》《救亡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唱片。与此同时，新马一带较有影响的戏剧团体星洲合唱团成员灌录了《大刀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大同府》《大家来杀鬼子兵》等唱片。以上这些抗战歌曲唱片是在新马百代唱片公司灌录，以歌林唱片的名义出版。

需要指出的是，以任光为代表的革命音乐家在抗战唱片的录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影响。1939年任光抵达新加坡以后，除主持新马百代唱片公司的灌片工作外，他还领导了民众的歌咏运动，积极促成铜锣合唱团的组建并参与领导工作。正如周巍峙同志所说：“任光最大的贡献是通过唱片普及了救亡歌曲……唱片能够通过市场，通过百代公司去推广，阻力比较小，这个功绩，是很值得，很好的……我知道这也是地下党对他的要求。”[8]

此外，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在美华侨组织“全美助华联合总会”还发行过一套抗战歌曲唱片合集《新中国之歌》，這些歌曲由美国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基督教爱国人士刘良模及其训练的华侨抗战歌咏团合唱，全套唱片包括六张，即《义勇军进行曲》《军民合作歌》《锄头歌》《游击队歌》《新凤阳歌》《中国军歌》。据当时的报道，这些唱片“自在美发行后，各处华人，均纷纷函购，风行一时。……同时美国及南北美洲各国之爱国华侨家庭，亦均来函购买此等唱片，使其在美生长之子女，得领略发扬中国抗战精神之歌曲”。[9]

（二）民国时期抗战歌曲唱片研究有助于抗战音乐史研究

研究民国时期的抗战歌曲唱片，需立足于抗战歌曲唱片这一物质载体，对其进行尽可能全面的调研和摸底，并对其整理、归类和编目，这有助于丰富和完善抗战音乐史研究中有声文献的相关内容。挖掘、搜集和辑录抗战音乐历史音频（老唱片）资料及其相关文献也是研究抗战音乐历史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之一。

首先，通过与唱片行业专家及各类唱片收藏专家的合作，借鉴唱片分类学的方法，结合对唱片片芯文字的辨识解读，对部分有代表性或有特色的抗战歌曲唱片的版本进行考证，去粗取精。在此过程中，需要唱片目录、唱片唱词印刷出版物、唱片海报、唱片管理文牍（档案）、近代报刊（含个别近代在华外文报刊）、文艺作品、回忆录、日记、专业志等各种文献的相互参证。同时考虑到抗战歌曲唱片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左翼进步歌曲唱片、爱国情怀的艺术歌曲唱片以及富有抗战精神内涵的流行歌曲唱片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需要在立足史实的基础上，谨慎甄别，准确考证。

其次，对抗战歌曲唱片本体及唱片传播的全面研究。可以通过选择性聆听部分抗战歌曲唱片，透过唱片留声对抗战歌曲唱片所反映出的演唱者嗓音特点、演唱风格、和聲模式、乐器组合、伴奏方式、乐句结构等音乐本体因素进行共时性或历时性的个案研究——这也是深化对抗战音乐历史发展认识的一个独特而不失重要的音乐“文本”的视角。在此基础上，还可展开诸如抗战歌曲唱片的发行营销方式、抗战歌曲唱片所涉审查制度、抗战歌曲唱片所涉版权问题、抗战歌曲唱片与电影、抗战歌曲唱片与广播、抗战歌曲唱片与广告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考察抗战时期的唱片业与抗战歌曲唱片生产传播的互动机制。

最后，从音乐唱片的特点出发，借鉴欧美听觉（声音）文化研究、音乐人类学中有关历史录音的理论，参考录音文化史、唱片分类学、媒介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断探索与研究对象更为契合的话语表述，如从抗战歌曲唱片生产传播的实际出发，在对欧美听觉（声音）文化研究理论的适用性、有效性进行反思的同时，积极利用其合理内核，从体制化、系统性的角度探索更为契合研究对象的话语表述；在借鉴音乐人类学中有关历史录音理论的同时，对抗战歌曲唱片生产过程中各方力量在文化话语权上的博弈进行具体分析，不简单套用历史录音理论的某些既有模式。

通过以上探索，力图最大限度呈现抗战唱片生产的历史情境，拓展抗战音乐文化史的研究空间，深化抗战音乐传播研究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陈聆群.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在20世纪——陈聆群音乐文集[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207.

[2]卢映雪. 民国时期出版唱片中的抗日救亡歌曲——以百代和歌林公司为例[J].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17（2）：118-128.

[3]葛涛. 唱片与近代上海社会生活[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225

[4]中共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嵊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编. 任光纪念文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341.

[5]苏联名歌曲家诗人编译我国抗战歌曲 义勇军进行曲等最受欢迎[N]. 《新华日报》，1939-09-15.

[6]李滨荪、胡婉玲、李方元. 抗日战争时期音乐资料汇集·重庆《新华日报》专辑[M].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75.

[7][德]史通文. 在娱乐与革命之间：留声机、唱片和上海音乐工业的初期（1878-1937）[M].王维江、吕澍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478-484.

[8]中共嵊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嵊州市新四军研究会编. 任光纪念文集[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83-84.

[9]我抗战歌曲 风行新大陆[N].《大公报》（桂林版）1942-04-23.

作者简介：桂强（1976-），男，博士，湖南文理学院文史与法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近代中国唱片文化史，声音研究与艺术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