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姆斯·罗尔斯顿

[摘 要]人类主体能力增强带来的科技发展赋予了人类改变地球的巨大力量，从而导致人类世时代的日益凸显，生物多样性也因之面临诸多挑战。生态现代主义者就此提出“解耦于自然”的概念，认为人类可以利用技术发展来解决这些人为造成的问题，使地球重新恢复绿色生机。作为一个颇为棘手的“公地悲剧”，全球变暖也因各方利益冲突而无法处理。人工合成地球的提出者主张，人类可通过地球工程提供防御。除此之外，神經科学、社会科学和环境行为学以及“可持续生物圈”也都致力于在各自领域内探讨应对人类世的挑战。面对上述探索和困难，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物种，应作出改变，努力使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呈现出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完美交织，而这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关键词]人类世时代;生物多样性;与自然脱钩;人工合成的地球;可持续的生物圈

一、人类世时代

根据最近的记载，人类对世界的统治如此广泛，以至于地球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人类世。①人类重塑其主体能力的精神活动导致了技术的发展，从而赋予人类巨大的力量，使其通过农业、工业和技术来改造他们的星球。在地球生命45亿年的时间长河中，我们已经进入了单一物种渴求管理地球未来的第一个世纪之中。

经验证据是什么呢？人类世的狂热鼓吹者说：只需看看就知道，证据无处不在，俯拾皆是;与野生生态系统相比，人类主导的生态系统覆盖了更多的地球陆地表面。②与岩石的隆起和侵蚀的自然过程相比，人类的农业、建造和采矿活动移动了更多的土地。③“人类活动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和深刻，它们可以与大自然的强大力量相互匹敌，并将地球推向未知的行星领域。”①国际地层学委员会下辖的一个工作小组建议将人类世视作一个地质单元。②

“人类世”已经成为一个“升降机词汇”，除了在地质学领域使用之外，还开始运用于哲学领域。《经济学人》有个封面故事写道：“欢迎来到人类世”“一个人为制造的世界”“人类世的挑战是利用人类的聪明才智对环境进行搭建组装，使地球能够完成21世纪的重任”。据他们预测，在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由地球工程、基因合成重构的地球上，将会有“100亿位适度富有的人”。③根据美国地球科学研究所的说法，人类世是“人类的决定性时刻”，④“人类是终极的生态系统工程师”，⑤是“神一般的物种”。⑥

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地球似乎是一颗迷失在众星球中的小行星。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人类在这颗孤独的星球上姗姗来迟，最后登场。今天，至少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一度偏离核心地位的人类被重新放回到地球舞台的中央。我们已经开启了人类帝国的时代。“实际上，只要我们还居住于其中，我们所谓的‘拯救地球’就需要对人类的栖息地不断进行创造和再造。”⑦目前人类群体“相对于大自然而言过于庞大”。“让我们迎接挑战，掌控人类介入地球的活动”，⑧让我们进入设计师的世界吧。

上述这一点可以从人类对地球的改变如何导致全球变暖这样的事实中得到阐释。人类再也不需要像在更新世（Pleistocene）那样面对冰河时代了。环境哲学家艾伦·汤普森（Allen Thompson）怀抱着“在一个更温暖的世界里好好生活的根本希望”，敦促我们找到一个明显“没那么珍视自然性的地方”，用一种新的“环境之美……区别于自然的自主性”⑨取而代之。埃尔勒·埃利斯（Erle Ellis）赞美他所谓的“不归星球：人造地球上的人类适应力”，庆祝“一个充满人类主导机遇的新地质时代的开始”。⑩

二、生态现代主义：解耦于自然

十几位国际环保领袖在《一份生态现代主义宣言》中倡导了一个更加深谋远虑的人类未来。？輥？輯？訛这些生态主义者希望拥有一个“具有生态活力的星球”。①这种现代的人文主义看似一定会珍视生态系统服务，然而事实并不尽然。生态现代主义者们预测到了他们所谓的“解耦”：“人类科技……使人类减少了对许多曾经供给其唯一食物来源的生态系统的依赖。”②是的，技术可以是把“双刃剑”。③就气候变化或污染而言，环境恶化的威胁十分严重，但未来的人类可以解决这些人为造成的问题。

随着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产量的提高，人们已经无法预测粮食生产的极限。人们现在可以在城市自由地生活，也更愿意生活在城市中，并且更倾向于少生孩子，这就释放了很多不再被需要的地貌。所以，如果人类越自由，就越能将曾经被选择利用的自然区域恢复自由，野地和森林也将会恢复勃勃生机。当然，人类经常想在这些区域进行娱乐消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将会更加自在。人类与原初自然的相遇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健康都十分重要”。④

“综合来看，这些趋势意味着人类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包括土地使用的变化、过度开发和污染，都可能在本世纪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通过理解并推动这些新出现的过程，人类有机会使地球重新野化和恢复绿色生机——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物质贫困终结的状态下。”⑤这种解耦（decoupling）使得人类和自然都有了更多的自由。“解耦增加了一种可能性，即人类社会可能在不进一步侵入相对未受影响地区的情况下达到人类影响的峰值。未加以利用的自然是幸免的自然。”⑥

因此，我们需要越来越高超的技术来拯救自然。最有优势的希望在于“大加速”。⑦英国著名的《自然》（Nature）杂志对这一宣言表示欢迎：“这篇文章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技术进步图景，同时强调了迄今为止人类崛起的特征——密集发展……人类的聪明才智慧有许多形式，而我们也许会让自己惊讶不已。”①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也在《纽约时报》上对其大加赞许。②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克·萨戈夫（Mark Sagoff）签署了这份宣言。

然而，我们担心，当人类的进步逐渐扩大至顶峰，从而管理一个精心设计的星球时，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就会降低。这里没有什么自然与技术共生，也没有什么相互依赖，只有与高科技的解耦。18位生态经济学家发表的长文对此进行了反驳：“生态现代主义者既没有为未来的发展战略提供非常鼓舞人心的蓝图，也没有为我们的环境和能源困境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③

三、气候变化：棘手难题

人类可能无法应对全球变暖问题。全球暖化首先关乎气候方面，其次关乎经济和政治方面，最后是道德方面。全球变暖是“一场完美的道德风暴”，一个极致的道德困境。④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性，自然与技术层面的不确定性，全球和地方的相互作用，以及科学、伦理、政治和社会上的艰难选择，正前所未有地汇聚在一起。其中有代际问题，有分配问题，有对价值、正义和仁慈的关切，也有关于自愿和非自愿的风险问题。这会有一個长达几十年到几百年的滞后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本土的“善”会逐渐累积成全球的“恶”。

否认、拖延、自欺欺人、伪善、搭便车、欺骗和腐败都有可能发生。全球变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公地悲剧”，⑤是一个“恶意的问题”。不完整的、自相矛盾的、相互交织和变化多端的需求通常很难辨识或加以管理。人们往往会挖东墙补西墙，从而顾此失彼，取悦这方、得罪那方，这些通常都是无法预测的。早些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这个问题是“乱成一团的”“笨拙不堪的”“无定形的”“毫无秩序的”，或者我们只能“蒙混过关”。称其为“恶意的”，说明它是事态严重的、要求苛刻的、迫在眉睫的，如果我们迟延，问题就会更加糟糕，甚至是恶性的。

全球变暖可能会令地球上的一切变得都不自然。扰乱气候意味着扰乱一切，包括空气、水、土壤、森林、动植物、洋流、海岸线、农业、财产价值、国际关系等，因为这是对地球上基本要素的一种系统性破坏。极地冰盖和冰川正在消融，导致海平面上升，海岸线即将被淹没。融化的海洋冰盖将会导致更多的水域暴露出来，从而使人吸收空气中更多的二氧化碳。目前海洋酸化的速度是5000万年以来最快的，这也对珊瑚、牡蛎、龙虾和其他贝壳类动物的生存构成了严重挑战。极地地区尤其脆弱，因为那里目前的化学状态接近极端酸化的边缘。渔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正如在阿拉斯加所发生的那样。⑥伴随着细菌携带者向南北方向进一步传播，热带病正在蔓延。反常的天气事件以及更加强烈的风暴和干旱，正变得更为司空见惯。

人们的态度也莫衷一是。将近70亿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我们的共同资源（大气层）的退化，在权力和脆弱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称性。①即使在强大的国家中，也存在一种无力感。制度的、企业的和政治的机构对造成环境破坏行为（如汽车的高使用率）的体系施压，但与此同时，个人支持和需要这些体系，将其看作他们美好生活的来源（他们喜欢自己的SUV）。

由于其他原因（譬如文化多样性、民族遗产、自决的自由等），国际政府可能不受欢迎。在没有国际政府的世界里，全球性使得有效反应变得困难重重。有时，国际协议服务于国家利益。但损害必须是显而易见的，其结果才会立竿见影（例如过度捕捞、捕鲸等损害行为与《海洋法》《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制定，或关于消耗臭氧层碳氢化合物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

全球变暖的范围太广，无法成为这样的焦点。成本效益的分析并不可靠。把终极公地（我们每个人都呼吸的大气及生活其中的气候）分派到私人单位（你拥有污染3吨二氧化碳的权利）有点反常，甚至“全球变暖”这个词都具有误导性，更恰当的说法是“气候变化”，甚至是“气候破坏”。大气过程相当复杂，可能会有更严重的干旱或更强烈的飓风。极端气候有可能会被放大，导致冬天更冷、夏天更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谁能做什么、会有何后果？我们无从知晓。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应对全球变暖负责，因为大部分的二氧化碳是它们排放的。尽管全球变暖同时影响富国和穷国，但总体而言，穷国可能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这些国家可能有半干旱的地貌或低海岸线，那里农民的生活可能会更直接地与周围地貌紧密相连。由于贫穷的缘故，他们是最没有能力进行自我保护的群体。他们无法迫使发达国家作出有效的应对。没有一个国家能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发展中国家所承受的影响将首当其冲：将占据预估总损失的75%—80%。②

如果有可能采取缓解措施（即限制排放），那么当前这代人可能要承担成本，而收益则由后代人获得。推迟行动将把更沉重的成本推给后代，未雨绸缪总比亡羊补牢代价要小。气候变化的防护者和那些必须清理整顿环境的人生活于不同的时代。传统上，父母和祖父母确实关心他们留给子女和孙辈的东西，但这种代际遗传相当分散。美国人收获在当下。那么将由谁在什么时候偿还什么代价，却无人知道。

“气候疲劳”（climate fatigue）开始粉墨登场了。可怕的警告发出的鼓点声让人疲惫不堪。③坏消息变得不合时宜，即使它千真万确。与此同时，我们还忽视未来，并且无所谓地耸耸肩：我们必须为自己着想，未来的人也会如此。自古以来情况概莫如是。与此同时，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损害业已酿成，并且或多或少变得不可逆转。请注意，到2050年，当这些负面影响发生时，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70%的人仍存活于世，包括目前大多数的在校大学生。也许这将为他们敲响一记警钟，促使他们试图解决这个棘手难解的问题。

四、人工合成的地球

热衷于提升人类力量的人们主张，人类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来管理地球，为增加人类的利益而智慧地设计地球;人类应该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加强对自然界的统治。在这种情绪的主导之下，“人类世”的狂热分子和生态现代主义者都热衷于变革。《科学美国人》特辑“管理地球”的编辑们问道：“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星球？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星球？”①

答案是寻找到重新分配降雨、阻止飓风和海啸、防止地震、改变洋流发生的方向、给海洋渔业施肥、管理海平面、改变地貌以改善粮食生产以及总体上让大自然变得更加友好的方法。爱德华·由克森（Edward Yoxen）说：“现在的生活世界可被视为一个巨大的乐高有机组件，通过一个预先设计的过程，欢迎人们去组合、混合及不断重建。”②我们生活在“人为制造的生物群落”中。③

地球工程是“对环境有意进行的大规模操控。④气候科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将“人类世”这个术语加以戏剧化处理。他认为，考虑到任何其他解决方案的黯淡前景，“地球工程“⑤应该予以开发。“是时候认真对待它了。地球工程可以为地球提供一个有用的防御——一个应急的盾牌。如果极其恶劣的气候变化将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和数十亿人置于危险之中，它就可以被部署起来”。⑥向高空大气发射反射粒子或气溶胶或薄的折射圆盘云;或反射气球，使地球冷却，就像过去火山爆发时所做的那样;或者给海洋施肥以增加浮游生物的数量，从而让它们吸收更多的碳;或者向云层喷射海水细雾，使云层更加明亮，反射更多的阳光：这些做法存在技术上的挑战。“这样的计划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负面影响”。⑦

以上这些听起来都不像是人类在“人类世”时代聪明地重新设计地球，反倒更像地球上的大恐慌。工程师们意识到事情搞砸了，发现事态几乎无法掌控。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聪明，有些聪明过头了。⑧我们作出改变的能力超过了预测结果的能力，甚至超过了我们控制那些可预见其不利结果的能力。我们“生活在自然的尽头”。⑨自然就此终结了。

打造一个我们管理或试图管理的星球，目的只是为我们自己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和商品，这显示了一种剥削的心态。我们塑造自己的世界观，然后世界观又反过来塑造我们。我们担心人类已经成为地球上强大的捕食者。根据许多经典的看法，傲慢与狂妄自大是人类的原罪。“你们便如神一样。”（Genesis 3）《科学美国人》的能源与环境编辑大卫·比埃洛 （David Biello）就发出惊呼：“这不是世界末日。这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世界末日！”⑩

根据伦敦皇家学会的说法，我们必须推动的是“可持续的集约化”，以收获开发地球的好处。①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学会难道不该扪心自问：到底该如何保护古老而持续的生物多样性？如何缩减我们的足迹？善待地球是否比加强帝国主义剥削更明智？如果我们要在正确的地方解决问题，就必须学会自我管理，如同我们管理地球一样。

人类中心主义的狂热分子声称，这种力量理应受到道德上的欢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一直在尝试突破极限。特别是在西方，我们生活在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中，即一个人应该憧憬富足的生活，并为此付出努力。经济学家称这种行为是“理性的”。伦理学家会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有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权利。

人类世的支持者们可能占据了道德高地：传统的自然保护“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②“保护充满活力和复原力的大自然，保护近在咫尺而非远在天边的大自然，保护维系着人类社区的大自然——这是现在前进的道路。”“与其为了生物多样性而追求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如制订一项新的保护方针，加强那些使最广泛人群尤其是穷人受益的自然系统”。③这在一个更加人道、更加公平的世界里将是一件好事。

但我们担忧的是，尽管这样的意图听起来很高尚，却拖着不道德的尾巴。“为了我和我的同类前进！”“是为人类保护自然，而不是从人类手中拯救自然。”这可能既是问题，也是答案。从本质上说，这让我们成为第一个（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与道德相关的存在。所谓正义，就是“我们即正义”（Justice is just us）。这就是人类世，对非人类而言非常糟糕。人类世的支持者们关心的是，要喂饱人类，即使这样做会导致老虎和蝴蝶的灭绝。卡列夫（P. Kareiva）与马尔维耶（M. Marvier）敦促我们“从几乎只关注生物多样性”转向更多关注“人类福祉”，“从根本上说，保护自然是人类价值的体现……今天，我们需要一种更综合的方法，人类的中心地位得到认可”，“我们认为，考虑到自然和健康的生态系统为人类所提供的东西，大自然值得保护，这是非常实际和更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④

尽管发出了警告，但对非人类存在的伦理担忧很快就遭到削弱。我们可能会被告知，曾经数量众多的物种——野牛、栗子树、旅鸽、渡渡鸟、老虎和蝴蝶——会消失，但不会对人类造成不良影响。以人类为中心重建地球，或者甚至是只要对我们有利，就保护生态系统、服务生态系统，这听起来似乎不再占据道德上的高地。自然只有在支持人类事业的情况下才有价值，这会使整个星球只为一个物种服务——这是一种不自然的状况。如果在这种新的人文主义优越感中，我们关心的是穷人，那么为什么不强调环境正义，在发达国家的土地上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而不是通过减少野生自然来造福穷人呢？

在未来的地球上，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不再继续发展的世界——一个没有引擎和齿轮，没有电力，没有汽车、手机、电脑的世界。我们期望高科技不断升级换代。自我实现的欲望使我们痴迷陶醉，我们对欲望上瘾了。在被越来越坚定的自我利益削弱的情况下，我们、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最繁荣时期是怎样的景象。“很有可能，这个自我意识如此强大的时代，将被称为大错乱时代。”①地球工程师们可能会发现，大多数地球居民都在困惑：难道我们与自然的唯一关系难道就是把它改造设计得更好（以服务于我们）吗？

现在，艾伦·汤普森（Allen Thompson）和杰里米·本迪克·基默（Jeremy Bendik-Keymer）都开始退让了，他们更倾向于对生态系统的基本过程进行研究，而不是对其加以修改。“与目前的地球工程热潮相去甚远的是，这种反应将展示出谦逊的美德”。②我们不想让地球变成一件人工制品。然而，克里斯托弗·普雷斯顿（Christopher Preston）设想了一个“惊人的合成未来”，在这个未来中，我们先进的技术“承诺重塑自然世界”。③“人工合成时代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显著改善其所继承的生物与生态世界。”④

人类是一个随机应变的物种，在“一个不再像其基因为他们准备好去发现的世界”中寻找生存之道。⑤但普雷斯顿也担心人类会成为“后人类”，担心这些“重塑我们的发明”⑥所带来的风险会随着承诺而升级。

五、神经科学、社会科学和环境行为学

神经科学在最近几十年有了长足发展。我们可能会被告知，我们的行为是冲动型潜意识神经结构的结果。“研究继续阐明了我们如何作出选择的潜在神经过程。我们对这些大脑机制的充分了解表明，决策的作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未必到达意识层面的内在过程的影响……这表明，决策过程在许多重要方面依赖于调节体内平衡、情绪和感觉的神经基质。”⑦或者，我们可能会被告知，我们可以激活并加强我们的神经禀赋，以更有效地满足我们所选择的欲望。

类似地，在社会科学中，在心理学之外的社会学中，我们被社会化以倾向于某些行为，这也可能涉及选择适当的环境来发展这些技能。我们可能会将他人置于类似的环境中，以使其行为符合我们的期望。社会学家的发现对于帮助这类问题的解决非常重要。

社会学家可能会推荐“引导”（nudging）。他们用这个词来表示试图影响个人和群体的动机、激励和决策的间接方式。想想孩子们在学校自助餐厅的食物。食物健康吗？在自助餐厅流水线的哪些地方都有哪些食物？你可能会发现，健康的肉类和蔬菜恰恰被安排在食物流水线的最前面。孩子们会首先抓取一些胡萝卜。很甜的食物则放在队伍的最后，放在他们难以够得着的地方。社会学家声称，这种“引导”如果不是更有效的话，至少也和直接指导、规则或教师命令一样有效。也许你以后会吃得更健康。

我们的一些政府领导人说，巧妙的引导可能比新的法律更有效。或者至少，如果有一些引导，新法律更有可能被遵守。例如，鼓励人们缴纳养老金的一个好方法是：在与雇主签订的合同中，将支付金额设定为“系统默认值”，这样他们的养老金就会自动从工资中予以扣除。要改变这一点，员工必须主动取消勾选框。与主动勾选养老金选框相比，自动勾选会让更多的人拥有充足的养老金。

什么样的社会能够产生出最有创造力的科学家？当然是那些为学生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优质教育的社会，是为他们提供拥有所需资源的实验室的社会，也就是具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课程的学校。但事情总是变得复杂起来。是让有前途的年轻科学家自由探索其想要研究的领域（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还是让他们专注于已经有进展且有前途的研究中（取得预料之中的成果）？什么样的引导最有可能培养出更能創造性地拯救野生动物和濒危物种的科学家？

人类的确是聪明的物种（智人），但可叹的是，人类仍然保留着“更新世”（Pleistocene）的胃口。我们喜欢甜食和脂肪，这些是在“更新世”时期人类很少能大快朵颐的。但现在我们吃得太多，以至于体态臃肿起来。我们对性很感兴趣，是因为在“更新世”时期，在那个儿童夭亡率高的时代，一对夫妇即便尽可能多地繁衍后代，也很难有达到生育年龄的后代来取代自己。而如今，我们已经人口过剩了。

一般而言，这是整个过度消费问题的一个例子。没错，我们是聪明的物种，我们在地球上的力量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其他物种像人类一样对地球构成威胁。人类还没有做好准备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科技（医药、发动机、电力、化肥、拖拉机、卡车）使得人口不断增长，胃口不断变大（更好的住房、汽车、更多的食物、电视、手机和小玩意）成为可能。从利用人或马的血肉之躯，转变为利用发动机和齿轮，人类改变世界的能力发生了许多数量级的变化。数以亿计的新新人类有着同样的欲望，满足这些欲望的能力也大大增强。

我们可能拥有动力和齿轮，但我们仍然有肉体的欲望。对于我们积累和消费的欲望，几乎没有什么生物性手段加以控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想要得到足够的东西总是费力不己（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仍然如此）。当我们有消费能力时，我们喜欢消费，并且过度消费。消费资本主义将一度健康的需求模式，转变为暴饮暴食和贪得无厌。在追求利润的市场驱动下，人们的消费机会不断增多，因此我们需要更加自律，而不是任其自然。

想想我们旅行的能力吧。现在我们拥有高科技的推土机，建造一个迅速发展的道路网络，以获取资源、林产、矿产，并带来广泛的辐射性副作用——发展建设失控、生态系统服务缺失、碳封存受损、土壤流失、野生物种消失、入侵物种涌现、污染物增加。或者再想想我们飞行的能力。我们曾经徙步而行。几千年来我们使用过马或骆驼，它们是血肉之躯。帆船增加了风力。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制造出了火车和汽车。今天，我们可以在几小时以内穿越一片大洲，每天有超过10万次的航班在地球上空来回穿梭，至少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情况是这样。

然后呢？我们是否应该继续进行高科技生殖细胞编辑，并按照重新规划的人类欲望修改我们的基因组，使之成为一种更适合于人类世时代生活的人类本性？即使我们能在特定的少数人群中做到这一点，在未来的任何范围内，修改80亿人生殖细胞的前景都是无处可寻的。人类是否足够明智，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采取长远的、对环境负责的行动？传统的机构，如家庭、村庄、部落、国家、农业、工业、法律、医学，甚至学校，通常还有教堂，其视野都比较短浅。遥远的后代和遥远的种族对我们没有太多的“生物性影响”，然而我们的行为却会严重伤害他们。纵观人类进化的历史，我们的行为对那些在时空上远离我们的人影响甚微，而自然选择只是塑造了那些离我们较近的人的行为。全球威胁要求我们采取大规模的协调行动，而我们却无能为力。若果真如此，人类可能会在自己身上携带自我毁灭的种子。更直白地或者更科学地说：我们的基因，曾经使我们能够适应环境，但在未来的千年里可能会被证明是不适应环境的，并终将导致自我毁灭。

人类已经证明具备了远古时代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高级技能——驾驶喷气式飞机、建立互联网、解码自己的基因组列以及指定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如果我们让“更新世”遗留下来的欲望成为我们继续过度消费的有用借口，那将会是一场悲剧。智人能够而且应该比这更聪明。

六、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的生物圈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堪称是有史以来为解决某一个问题而聚集世界领袖最多的会议（仅在2010年被哥本哈根气候峰会超越）。这次会议吸引了118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78个国家的代表团、7000名外交官员、3万名环保人士和7000名记者参加。会议将其关切与“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的发展”。①“可持续”加上“发展”意味着持续增长，但不会降低未来的机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打算将此理念运用于农业、林业、用水、污染程度、工业、资源开采、都市化、国家环境政策和战略。超过150个国家支持可持续发展。世界可持续发展商业理事会（UNCED）囊括200多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它在这方面的责任似乎是一贯的、明确的、紧迫的。唯其如此，这种美好的生活才能持续下去。没有人想要不可持续的发展。“持续”就像“生存”一样，没有人会反对它。

但如果你支持，那你支持的什么？你支持的是“与基本生态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经济，罗伯特·斯蒂弗斯（Robert Stivers）十多年前就曾论及。②生态学家一直在谈论“承载能力”，并认为“增长是存在限度的”。③一些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提倡“稳态经济学”。④但无论是在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开发者们都不希望听到限制或稳定状态，所以他们立即热情地接受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口头禅，一个全世界都能听到的短语。联合国2005年《世界峰会成果文件》（World Summit Outcome Document）提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组成部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相互依存和相辅相成的支柱”。⑤一个经常出现的担忧是，发达国家可能欢迎为可持续发展制定长期规划，但发展中国家则必须面对更加紧迫的需求，无论它们能否预见未来收成的情况。的确，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争辩说：与发展相去甚远的是，富裕国家需要缩减发展的规模，这样贫穷国家才能获得增长的机遇。与此同时，总体的方向似乎是广泛共享和长期的持续繁荣。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认为，企业必须从生态效率的角度考虑问题。“生态效率的达成，需要提供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货品与服务，以满足人类需求且能带来高质量生活。与此同时，需要将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使用强度逐步减少，至少应达到与地球承载能力相一致的水平，并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⑥所有这些都对“按老路子做生意”，对可持续发展忧心忡忡的心态提出了挑战。联合国呼吁所有国家寻求他们制定的17个发展目标。①那些或做生意，或管理大学，或竞选政治职位的人——至少为了维护公共关系——会以某种形式支持可持续发展。

然而，一种更为激进的环境伦理观认为，这未能认可与全球相关的生存单元：地球及其生物圈。发展的底线是一个可持续的生物圈，这是跨文化的和不可协商的。“我们和我们的可持续资源”这一观点并非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系统分析。地球是一个自组织的生物圈，它产生并继续支持所有与地球有关的价值。地球是价值的来源，因此是有价值的，并能够创造价值本身。这种繁殖（generativity）是“自然”这个词汇最基本的意思，即“生育”。难道人类有时重视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不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而是恰恰相反吗？

美国生态学会倡导一种可达成“可持续的生物圈”的研究和政策。“实现可持续的生物圈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②任何可持续经济的发展伦理都需要被置于可持续生物圈的伦理之下。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类产品的任何生产在生态上都需要是可持续的。发展问题需要像关注人的需求一样去关注自然支持系统。狂热的开发商会说，要拯救人类就必须破坏自然。人们不得不牺牲自然来获取食物、住所、燃料，并以此建立他们的文化。但生态学家可能会问，我们是否可以更好地扭转这一局面，使之成为一个令人细思极恐的问题：如果我们破坏了自然，那我们还能拯救人类吗？因为同样是这个群体，需要土壤、森林、水、空气、鱼类、蚯蚓、昆虫传粉者、微生物分解者、稳定的气候、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的生物圈资源;假如没有这些，该群体形成的人类社会就将面临退化和灭亡。

最近一个连接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生物圈的方案是考虑建立一个“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约翰·罗克斯特伦（ohan Rockstr■m）（运用科学数据）提出，人类赖以生存的行星系统共有9个，这些可以通过分析看出来，即：化学污染;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平流层臭氧损耗;生物地球化学氮磷循环;全球淡水利用;改变土地利用;生物多样性丧失; 大气气溶胶加载。在至少一万年（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中，这些系统一直保持稳定。但自工业革命以来，在上述用斜体显示的三个系统中，界限已经被超越。③人类在无知和权力的混合中，制造了某种我们只知其部分结果且有时无法预测的变化。我们预料到一些可预见的变化，但不可能知道所有不可预见的变化，而且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甚至无法应对那些不利的可预见的变化——全球变暖就是证据。

当然，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既是理性的，也是合乎道德的，这通常被称为预防原则。如果某些被提议的活动对人类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那么即便因果关系尚未完全确定，也应采取预防措施。这可能包括暂停下来，有待进一步研究，或禁止要么是特别高风险的项目，要么是可能造成难以逆转的环境退化的项目，要么是波及全球的项目。这可能需要将举证和担责的重任转移给那些提出改变的人。④与此同时，我们确实需要认识到有些风险是合理的：一个人也许会过于谨小慎微。当然，不单单要维持发展，更要维护整个生物圈的健康，这才符合人类的利益。如果这太过于棘手而无法处理，如果这不是设计合成地球的重中之重，如果这不是环境神经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那么我们未来的地球确实看起来黯淡无光。这还有希望吗？

七、未来地球：下一个千年

我们需要面对一项由联合国发起、涉及近100个国家的1300多名专家的大规模千年生态系统评估。“这项评估的核心是一个严峻的警告。目前人类活动正对地球的自然功能造成如此之大的压力，以至于我们不能再对地球生态系统维持后代的能力视作理所当然。”①2020年8月，来自26个国家的63名科学家在蒙特利尔会面，评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科学证据。他们得出结论：“全球生物多样性政策正处于十字路口。最近对自然界和气候的全球评估显示出恶化的趋势和迅速缩小的行动窗口。2010年设定的20個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Aichi Biodiversity Goals）无一完全实现，只有6个部分实现。只有在制定每个目标和以综合方式实施所有目标方面具备最高级别的雄心壮志，才有可能在2050年前停止并开始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②

几十亿年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数百万种丰富多彩的生命种类，已经移交给人类这个迟来的物种。在人类这个物种中，思想绽放，道德涌现。难道这唯一的物种不应该做一些不那么自私自利的事情，而非把进化的生态系统提供的所有物产当成估价和重新设计的资源，只是一味贪图它们带来的利益？这样的态度在生物意义上似乎不够明智，在伦理意义上更不恰当，其逻辑对于道德人性而言过于狭隘了。

人类与其他500万—1000万物种共同栖息在地球上，我们和它们的生存都依赖于周围的生物群落。无论是在公地还是在私人领地上，自然都存在多个维度。即使是在人们长期定居的地方，也有备受一代代的主人们珍爱的天然林地。那是可能有原生林地，里面通常有相当古老的树木;有次生林地，里面有50—100年的树木;还有新近恢复的林地，有湿地、旷野、灌木篱墙、山脉，比如阿尔卑斯山或苏格兰凯恩戈姆山。③美国森林生态学家格雷戈里·阿勒特（Gregory Aplet）将12种地貌放置在一条轴线上加以区分：从受人类“控制”型到自主“任性”型，到“原始”型，再到“新奇”型。④但与其努力推进对地球的完全管理，为什么不声称存在并且应该存在不同程度的保留-保护-合成-人类世的范围区间呢？

如果对地貌进行分区，我们该在哪里投入多少人力管理？哪些是城市用地，哪些用于劳作，哪些属于乡村地貌或专用于多种用途的地貌？如果我们关心未来地球上人类存在的规模，这个“合理规划”的政策问题，似乎比我们实际给出的答案需要更加具体一些。荒野是最濒危的地貌，面积最小，储备也最为短缺。尽一切所能来保护吧。合理规划农业地貌吧，不需要重新设计天气、气候和土壤地质，而是要通过调整人口规模以适应其支持的农村社区的生态系统服务。技术可以克服一些限制（化石燃料、氮肥），但仅限于生态系统限制（全球变暖、氮污染的水域）。合理规划城市吧，通过支持农业和生态系统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合理规划人类吧，让他们好好生活在自己的星球上吧。

《蒙特利尔议定书》（Montreal Protoctocol）经过5次修订，得到197个国家的广泛批准和执行，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国际协议。182个国家通过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在联合国登记的直接处理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定（公约、条约、议定书等）就超过150项。①

如今我已经垂垂老矣。在我青春年少之时，美国还没有被专门指定的荒野地，但现在已经超过了800个。在我年轻时，如果你说会有黑人被选为美国总统，我会说：你疯了吧;如果你说会有黑人妇女当选副总统，我也会说：你疯了。如果你说有一天吸烟将在大多数的大学校园里遭禁，我会觉得这真不切实际，简直是痴人说梦。别跟我说，我们在有生之年看不到巨大改变。我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我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就曾看到过。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我这辈子可能无法亲眼目睹，但我知道终有一天它会到来。人类将秒颂并保护他们的地球，这颗奇幻的星球。

尽管火箭专家们无限热爱他们神奇的高科技装备，但他们仍然不吝赞美我们这个有机的、充满活力的星球。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在月球上观看地球升起时，当时就被眼前出现的景象迷住了：

在经历了漫长而舒缓的无数庄严瞬间之后，突然之间，从月球的边缘背后，一颗闪闪发光的由蓝色和白色构成的宝石悄然现身了。那是一颗轻盈、精致的天蓝色球体，通体缠绕着缓缓飘逸的白色纱带，逐渐地向上升起，宛如黑色神秘的深邃大海里一颗玲珑的珍珠。需要多费点时间才能缓缓回过神来，完全意识到这是地球……我们的家园。②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在太空中這颗熠熠生辉的宝石上呈现文化价值和自然价值的完美交织。保持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生吧。保留城市、乡村和荒野吧。我们的未来应该是“半人类世”的，即保持基本的自然状态——在自然的基本条件和限度之内——在对人类和自然都充分关怀的情况下，人类小心翼翼地进入这个奇妙的星球家园。我们可不想在一个非自然的星球上过一种非自然的生活。

责任编辑：胡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