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洪波

（商丘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商丘476000）

“宋元时期是民族融合与文学融合的又一个高峰期”，[1]宝卷就产生于此时。但是，直到19世纪末，宝卷尚游离于学术研究之外，宝卷目录学更是付诸阙如，无法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20世纪初期，宝卷研究局面初开，相关整理与研究成果屡屡问世，宝卷目录的编纂工作受到重视，规模渐大，成果显著。宝卷目录的理论总结成果也随之出现，如车锡伦先生的《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和《中国宝卷研究的世纪回顾》中有关论述、欧阳小玲等的《中国主要宝卷目录概述》、吴瑞卿的《抄本宝卷的目录提要研究》、苗怀明的《宝卷文献研究述略》中部分内容等。这些研究成果属于宏观归纳，没有对宝卷目录由“前学术性”到“学术性”的转化及前瞻等关键问题展开分析。本文试图将中国宝卷目录学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学科意义的研究对象，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考察。

一、宝卷的前学术性目录形态

中国传统目录学非常发达，目录类型齐全，体系完备，如公藏目录、私藏目录、史志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特种目录又分举要目录、丛书目录、知见目录、经眼目录、版本目录、辨伪目录等。宋元明清诸代，宝卷书目屡见记载，其形态可谓特异，但又与传统所谓“特种目录”大不相同。究其原因，大抵在于宝卷文化身份的“非学术性”，故总体上可谓之“前学术性目录”，与传统目录大异其趣。

宝卷的前学术性目录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史料档案记载的宝卷篇目，二是宝卷文本引征的宝卷篇目，三是广告式宝卷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