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中国共产党对解决民族问题道路的探索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宏大的民族叙事为把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依托反帝而形成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问题;一是以中华民族为边界的内部各民族单元的族际政治安排及相关议题。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在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得到了清晰表述，这次会议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进行了全局性战略部署。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域下重新解读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百年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民族单元;民族叙事

【作 者】张淑娟，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辽宁大连，116024。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6-0036-0010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统摄性，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深刻总结，为系统总结各项工作提供了历史契机。在建党百年之际，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于2021年8月27、28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百年光辉历程和历史性成就，他在讲话中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召开具有划时代意义，有必要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的战略高度重新解读并把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以期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一步推进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的开展。

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主题确立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

近代是中华民族跌入低谷、陷入危机的历史阶段，“这个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在短短的数百年中变成了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3]63。同样，近代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紧迫的阶段性任务，也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全体自觉的最大内在动力。同时，近代也是中国自身历史发展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交汇的起点，是中国从传统帝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历史时期，政治多头、思想交锋、经济落后且多元，中国被迫卷入国际政治体系之中，并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多民族国家结构得以保持、整体疆域得以保全和延续，与各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努力相关。中国共产党作为其中的社会力量之一，与其他力量的根本区别在于将反帝与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相结合，民族原则与社会主义结合，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双重目标，中华民族从此得到社会主义原则的持续滋养，不断获得新的内在规定性，迎来高度发展期。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定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1]3。

（一）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的形成与确立

在近代中国，“中华民族”为何成为问题？“中华民族”何以成为近代各种社会力量普遍接受的现代民族符号？中国共产党怎样接受“中华民族”并使之成为其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族复兴”话语结合并整合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

民族原则是现代国家建立的基础，追求民族性与国家性的一致是民族建国原则的终极目标，但事实是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之间往往缺乏一致性，因此，“促使民族主义者追寻政治民族独特认同的合法性”[4]160。而这种合法性恰恰来自一个先天存在的具有某种集体特征的文化民族（culture nation），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有的国家性可能早于民族性，而有的民族性可能早于国家性，国家创建和民族建设都是民族国家构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其中创建与国家疆域相对应的具有某种集体特征的文化民族就成为其中的必要步骤。基于对上述规律的认识，资产阶级以“民族”之名打造市场、发动革命、构建国家并进行民族建设。[5]中国国家转型深受西方民族国家相关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中华民族”的提出正是这一理论和实践影响的产物。“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由梁启超提出，经过标准化、通俗化、政治化、衍生化1成为与中国疆域相对应的国家层面的现代民族符号，满足了近代中国国家转型、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需要，同时，“民族必须被扶持、保护、并使之发挥效力，任何能提供这种保护并赋予这种效能的框架都被认为是合适的框架。地域性国家是扮演这种保护性角色最明显、最合适的后选者”[6]131。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相互成就。目前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史籍中是否有“民族”这一固定词汇有不同看法，2但毫无疑问，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民族”概念一定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中华民族”出现并符号化与中国民族国家构建息息相关，为现代国家的建立凝聚力量，使其获得更广泛的援引资源，从而获得合法性基础。在近代中国，虽然各社会力量政治主张存在巨大差异，但基本以维护民族独立和现代建国为己任，因此成为助推“中华民族”符号广泛传播并认同深化的重要力量。实际上，不仅仅近代，只要是民族国家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主要组织形式，民族符号就会一直是重要的政治資源，用以区隔内外进而获得内聚力的有效工具。

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既具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一般特征，同时又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党特点，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等多重使命。在二大通过的宣言中就提出“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1的革命纲领。从实现国家主权独立和维护领土完整的角度，需要“中华民族”这样具有总括性和代表性的符号来表达主张、动员群众，2但是从开始使用这一词汇到全面抗战前，中国共产党并未对中华民族内部结构和发展愿景作出进一步说明，内涵上也不稳定、不明确。随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国家思想的成熟，“中华民族”话语趋于稳定，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反帝的目标更为集中，号召全国各族人民抗日促使这种表达更为迫切，因此，中国共产党全面接受“中华民族”符号，并经过毛泽东、李维汉、杨松等人进一步阐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7]808。至此，“中华民族”话语确立，其内部多元结构也确定下来。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与“中华民族”话语有相似的语境，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中指出：“言大亚细亚主义者，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最大之关键。”[8]663他深信“中华民族之复活”不仅是亚洲重新崛起的关键，也会是“世界文明之第二次之大贡献”。[9]44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滥觞。土地革命时期，在对国民党“民族复兴运动”中“民族复兴”话语进行批判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开始有限使用“民族复兴”，并在建党初期将帝国主义作为参照系寻求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为目标的基础上，突出中华民族的主体性，并对其未来发展提出愿景：“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得到基础。”[10]536“民族复兴”话语的使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规律认识上的进步。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华民族”话语的使用频率明显下降，逐渐被“中国人民”“全国各族人民”等表述所代替，历次党代会的报告等重要政治文件中也几乎很少出现“中华民族”字样，这种状况持续到“文革”结束。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有关，这个阶段整体上呈现为以阶级叙事为主的特点，从根本上铲除民族不平等的阶级根源。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11]357，将国家利益作为判断国家之间关系的标准，开启现代国家建设的新征程，民族叙事作为有效的动员工具重新启用，“中华民族”重新回到人们的政治视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在十九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一总任务，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写入宪法。至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具感染力、凝聚力和号召力的政治话语之一。从“中华民族”“民族复兴”分别使用到整合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的成熟，彰显了其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的最终确定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准备，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等话语的提出奠定了话语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探索

民族复兴要经过漫长的沉淀、累积进而不断上扬的过程，支撑民族复兴的力量具有多元性，衡量民族复兴的指标也是个复合体，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标志提出了不同的看法，3就其本质而言包含三个方面，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12]56。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人民幸福的基础和保障，而人民幸福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三者内在统一，反映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框架。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的政党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与其初心和使命相契合。

中華民族有几千年不间断的演进史，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在相对隔绝的环境中生息繁衍，处于东亚差序格局的中心，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在近代与资本主义国家遭遇，中华民族无论从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心理都跌入低谷，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因此，摆脱民族危机成为最紧迫的历史任务，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所指出的：“主要地就是要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13]637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努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铲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社会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并将官僚资本主义连根拔除，完成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建立了新的国家。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任务的同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工业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懈努力从根本上消灭了在中国持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度结合，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开始凸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积极探索，建立起整个国民经济基础和工业基础。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进行不懈斗争，为中华民族加速发展和复兴提供了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基础上，历经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国家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积极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战胜各种困难和挑战，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进而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随着中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经过几十年的艰辛探索，中华民族富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基础和物质条件。

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围绕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怎样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工作，推进国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和挑战，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民族精神不断上扬，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华民族强起来，正日益走近国际舞台的中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既有历史背景又有现实依据，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形势下进行的宏大民族叙事，既是对百年奋斗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史，经过百年不懈努力，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是根据当前形势需要发出的伟大号召：在原有发展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各种力量，找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凝聚各方力量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向更高阶段。“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12]35～36这是对当前中华民族所处历史方位的准确判断，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

二、百年主题视域下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实际，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托反帝而形成的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问题，这一整体性认知对于确定“中国各民族”的边界、现代国家的边界以及后续所有的政治行动边界至关重要，是中华民族与中华现代国家相互成就的起点，也是今天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百年奋斗主题的基础，这一层面的民族问题延续至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进中华民族共同性等内容都源于这一层面;一是以中华民族为边界的内部各民族的政治安排、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1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每个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权利保障、经济发展、文化繁荣都关乎中华民族的整体状况，解决相关问题道路的积极探索和问题的最终解决都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组成部分。

事实证明，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首先从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问题看，经过28年艰苦努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新的国家。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阶段，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持续斗争，战胜各种风险与挑战，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同时，中华民族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民族工作，具有双向性，既有对内的内容也包含对外的面相。新中国成立后，积极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截至2019年9月，中国与全世界180个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4]加入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主动融入世界舞台，在目前为止，较有影响力的国际和地区组织有86个，中国与其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建立合作关系，[15]通过积极努力加入或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实现良性的交流互动，积极对外合作交流能使中华民族更开放、更具包容性，在与“他者”的交往中强化“自我”。另外，经过努力在这些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在积极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为维护世界公平正义提供作出贡献，并为世界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國智慧。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也为中华民族内部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家建设的所有努力都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与实践的探索相对应，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思想日趋成熟和话语体系不断完善，从“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家庭”到“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中华民族“一”的指向构成了民族工作的方向和目标，与民族工作实践形成呼应之势。其次从民族单元的民族工作来看，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国情的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从“联邦建国”到“民族区域自治”，从“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到“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等等，通过政治上的制度保障、经济上的帮扶、文化上的保护，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和更好的发展条件。

（一）两个层面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都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首先，从表述上看，无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是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都用“民族”表述，都是“民族”叙事，虽然两个层面“民族”内涵不同，但这种叙事都与现代性相关，都始于近代以来的“民族建设”和现代国家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的确定使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叙事能从更高的层面上将中国共产党此前的革命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统一起来，统一于民族复兴的框架之下。与此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百年历程同样可以理解成用民族叙事重新梳理中华民族百年历史的过程。由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被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借助发展到新的阶段，1中华民族的族性进一步张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利于人们理解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及其相互关系。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是个大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包含多个面相，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核心和主题，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一核心和主题展开。中华民族族体庞大，复兴事业结构复杂、内容丰富，能够统摄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如前所述，民族独立，即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某种意义上合为一体，复兴本身就包含解决国家层面的民族问题，而国家层面民族问题的解决又为其他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此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层面中华民族问题具有同源性、同构性和同质性。当然，新中国的成立并不意味着国家层面的中华民族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无论是从解决“多”对“一”的归属，还是从应对外来势力的干预以及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需要来看，都需要持续的中华民族建设，正因为如此，就不难理解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16]等表述为何频繁出现了，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问题依然是问题，并一直在路上。同时，各民族单元都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其繁荣发展都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

再次，确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成为判断具体的民族工作正确与否的标准和参照。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作了大量的民族工作，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但是具体的民族工作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发生的，需要将其放到发生时特定背景中进行分析和评价。凡是有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工作，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要给予积极正面的评价。反之，破坏复兴事业的工作，会导致国家分裂、民族隔阂和疏离的就要给予否定性评价。百年主题的确定为重新评价整理百年来具体的民族理论与实践提供了契机和参照，探索前进的道路总是遍布荆棘，历史上对民族问题的处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失误、挫折和偏差也在所难免，给党、國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纠正错误，终于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之所以是正确的，一是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并持续为国家建设凝聚力量;二是对国内民族单元作出有效的政治安排，并将社会主义原则贯穿到民族工作中，使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获得实质性发展。这条道路从两个方面助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如果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新时代所有工作的“纲”，具有统领性和战略性。依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回顾和研究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百年探索和伟大成就，站在国家民族的全局高度，审视以往的相关工作，将散落在各类文献中的思想、话语表述与碎片化的事件整合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中来，进行重新解读和阐释，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探究思想、话语与事件背后的内在关联和逻辑：一方面将会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思想，以适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推动民族理论创新;另一方面总结百年民族建设工作经验，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应对实际工作中的挑战，并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中国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同样需要在历史进程中理解和把握

中华民族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进，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7]4～6这些遗产构成中华民族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同时，在近代中华民族又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来的重要力量，既要从前人那里继承丰厚遗产，也要继续担负起解决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独立的使命，同时肩负民族复兴的重任。可见，实现民族复兴是历史性命题，要从历史进程的视角把握，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之一，要置身其中方能理解民族复兴的过程性和连续性，也才能把握自身存在的历史方位和使命担当。

经过百年奋斗，中华民族到了复兴的关键时刻，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显然不仅仅是当代中国人的契约与使命，也是前人、当代人和未来中国人的共同契约与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容越来越丰富，与这一过程相对应，民族问题的内容也逐渐丰富、复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民族问题的呈现方式、应对策略和具体解决路径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华民族延续发展，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人种的延续，还包含与人类繁衍相伴生的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制度遗产等内容的承续，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既要继承又要创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连续的历史过程，是无数积累和创造的不断累加，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组成部分，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索同样要采取审慎的态度，既要继承历史，又要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中国共产党百年主题确定将整个近现代史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联系起来，为我们进一步探究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历史纵深提供了依据，在历史演进中把握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政策与历史上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同时，在民族国家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单一的纵向过程，还包含与其他国家在相关领域理论上的交锋、借鉴和吸纳，既扩展了民族理论研究的内容，也开阔研究视野，同时推进相关研究不断深入;还包含在实践上吸取教训，学习成功经验，推进相关工作。

（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角创新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

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十八大以来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总结中，其中第一条就明确指出：“必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把握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16]一方面，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领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另一方面，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统摄整个民族工作。可见，对中华民族的强调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点，也给重新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民族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理论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族理论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为民族工作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探索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引作用。但很长时间里，我们的民族理论仅仅指民族单元的民族理论，中华民族相关研究较少，也没有将其纳入到民族理论体系中来，给民族工作实践带来很多困扰。百年主题的提出为重新整理和把握民族理论提供恰当时机，将民族单元的理论与政策研究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中来，从中华民族整体视角完善民族理论研究，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和把握“一”与“多”的关系，将“一”作为方向，将“多”作为努力，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理论研究的“纲”，进一步创新民族理论。同时，对民族学要重新定位，以更好地发挥学科功能，也为民族学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在实践中，要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少数民族的权利保障在动态中实现平衡，协调好整体与局部、一体与多元的关系，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主题展开工作，同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的关联与互动。

三、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将进一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民族问题的有效解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条件。目前中华民族正处于复兴的关键期和上升期，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这是当前民族工作所处的历史方位，这些都对民族工作提出更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第五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全面推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关键期召开的重要会议，对民族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要围绕新时代民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展开各项工作，助力中华民族复兴事业。

（一）阐明对两个层面民族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鲜明态度

以往的认知中认为民族工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这种认知不够全面，这一层面仅指民族單元的具体工作。事实上，更高的层面是与现代国家建设相对应的中华民族层面的民族工作。在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央表达了对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的鲜明态度，彰显出对国家层面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强调增进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文化的基础性和优先性，以“一”作为方向指导下一步的民族工作，将民族单元的具体工作纳入到整体框架中思考和处理。

首先，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16]。共同性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共同性不断凝聚的历史。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历史性蜕变，从“自在”民族发展为“自觉”民族，民族精英也逐步实现理论自觉，以“中华民族”为符号凝聚力量、社会动员，并为国家的建立和存续提供合法性的基础。中国共产党继承这一历史遗产，高举中华民族之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新中国成立后将其发展为爱国统一战线;祭黄帝陵并常态化;建立全国性政权机构，统一各项制度和法律;统一编写出版中小学生教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等。在民族工作中增进共同性、促进共同性不断生长是主线和方向。同时，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和多样性，尊重各民族单元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尊重保障民族语言文字的传承和使用，等等，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为导向。共同性是前提和方向，差异性和多样性是动力。

其次，处理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关系。当前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对狭隘民族主义1思想的超越，要引导各民族单元关注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民族单元利益要服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强大是民族单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强调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不是否定民族单元利益，“在实现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利益进程中实现好各民族具体利益”[16]。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前提下，保障各民族单元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原则，并持续支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本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要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要支持民族地区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要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要提升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以此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再次，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5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根基和血脉，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来源于各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之集大成”，同时又具有超越各民族文化的特质和内容，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基因和文化密码，因此，中华文化是核心和主干，也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同时，中华文化的演进无论横向上还是纵向上都是动态的历史过程：从横向上看，一部分民族单元文化会逐渐成长为中华文化，从而获得广泛认可和推广，而有些普遍性文化由于各种原因可能会逐渐萎缩为民族文化或地方文化，甚至逐渐消失;从纵向上看，在中华民族演进过程中，随着时代变迁，一些文化元素消失，也会有新的文化元素产生。正是这种动态过程使中华文化不断汲取新元素和营养，获得各民族的普遍认可，“中华文化认同，成为中国各民族人民集体认同境界升华的关键词”[19]303。在坚持中华文化基础上发展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前行的重要动力之一。

（二）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史，推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与物质财富的累积相对应，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样伴随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20]，“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8]。因此，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处理各项民族事务，首先要处理好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物质是基础和前提，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不可能有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同样，精神对物质又有强大的反作用，精神能给物质生产以方向指引，能为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的精神升华，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内聚力，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要正确把握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要赋予所有改革发展以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以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义，以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意义，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16]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主线贯穿于各项具体工作中，让维护统一、增强团结和凝聚人心价值目标引领各种工作。

其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有不同的功能，从不同的角度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只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民族领域可能发生的风险挑战，才能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重要思想保证。”[16]同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仅对中华民族有明确的认同，还要有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自觉。“我们应该自觉维护和奉献于中华民族，应该具有爱国和维护祖国统一的觉悟，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觉悟，致力于中华民族发展繁荣、伟大复兴的觉悟。”[21]近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复兴之路是漫长、连续和艰辛的历史过程，需要持续、深沉的精神力量为之凝聚力量和进行社会动员，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这样一种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现代国家相对应的整体意识，铸牢这一意识并不排斥民族单元意识、民族单元利益，恰恰相反，二者具有相互支撑的内在关系。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对狭隘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破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造成民族隔阂，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制造障碍。

四、结 语

无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伟大成就的取得，还是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探寻都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融入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实践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相结合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确立了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深度融合铺就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铺就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之路。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回顾百年民族复兴成就，总结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经验，归根到底就是一条：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在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有效解决了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但是无论是中华民族层面还是各民族单元层面的问题都会在将来呈现不同的面相，民族工作一直在路上。因此，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也一直在路上，因为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根本政治保证，也是进一步推进民族问题正确解决的根本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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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希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建设实践及理论创新[J].西北民族研究，2021（2）.

GRASPING THE CORRECT WAY OF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STRATEGIC PERSPECTIVE OF THE CENTENNIAL HISTORICAL THEM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ng Shujuan

Abstract： Achiev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historical theme of the centuries-long struggle of the CPC. The CPC's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has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rand national narrative provides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grasping the correct path to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the CPC's "correct path to resolve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One is the issu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at originated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relied on anti-imperialists to form the national level; The other is the inter-ethnic political arrangement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internal ethnic units with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border. The ethnic issues at the two levels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hips were clearly stated in the Fifth Central Conference on Ethnic Work. This conference has carried out an overall strategic plan for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ethnic work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reinterpre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lving ethnic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centennial them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hinese Nation; ethnic unit; ethnic narrative

〔责任编辑：俸代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