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珠

（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市 400715）

引言

隐喻作为语言学中主要的现象之一由来已久，各学者对隐喻的理论研究也在推陈出新不断发展。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Johnson）在其合著《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创造性提出并系统性阐释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物（2015：3），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2015：1）。隐喻的认知功能普遍存在于各个民族语言当中，概念隐喻的翻译研究成为探索各民族认知方式异同的有效方法。在连续不断的语言使用过程中，精神活动对语言的结构和形式构造也产生着持续、确定的影响，只不过这种影响更加精微，难以把握，有时不为观察者注意到（洪堡特，1999：197）。因此分析概念隐喻的翻译的同时，也是对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精神活动的剖析，对不同民族认知方式的有意识的认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由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的重要讲话组成，具有独特语言风格，最具代表的便是隐喻的使用，这些隐喻具有独特语义功能与交际功能。语言的特性是民族精神特性对语言不断施予影响的自然结果（洪堡特，1999：204）。针对不同的民族，讲好中国故事也应该选择不同的语言策略、构建不同的话语体系。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概念，是建立在“想象的异邦”基础之上的（陈先红、宋发枝，2020）。在世界各国频繁交往、中国日趋强大以及国家治理不断稳步向前的今天，讲好中国故事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翻译好中国故事也是重要一环，如何将汉语文化的认知方式转移到外语文化中去是认知翻译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