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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大流行是否扭转了世界?

2021-02-09俞梦婕

留学 2021年2期
关键词:鼠疫公共卫生欧洲

俞梦婕

不平静的生活已经成为常态。

2020年12月,英国出现新冠变异病毒的消息再次敲响了全世界疫情防控的警钟,40多个国家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寄希望于疫苗的英国民众再度陷入恐慌。在初期控制较好的亚洲地区,情况同样不乐观,韩国在2020年底出现了全首尔只剩6张ICU病床的窘境,而日本此前宣称2021年将举办东京奥运会这一决定再度遭到日本民众的质疑。

新冠大流行远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能顺利结束,相较于2008年的“非典”,新冠病毒致死率较低,但其传染性也会随着病毒变异而发生变化。人们长期处于未知的恐惧中,加之国际形势和社会的波动,整个世界似乎都开始脱离原有的轨道。这种变化并非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回顾百年前的大流行历史,我们或许能从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中找到启示。

20世纪初的灾难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被称为“所有大流行之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數据,1918至1920年间,因西班牙流感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4000万,这个数字超过了刚结束不久的“一战”所造成的人员损失。

和如今相比,1918年的医疗水平与科学技术都十分有限,即便在发达国家,公共卫生保健也无法普及。《死亡骑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对世界的改变》一书的作者劳拉·斯宾尼表示:“在工业化国家,大多数医生要么自己独立门户,要么受慈善团体或宗教机构资金支持,而许多人完全无法接触到医生。”1928年,全球首支抗生素诞生,20世纪40年代,第一支流感疫苗投入公共使用。在这之前,有限的医疗与科技限制的不仅仅是流感的治疗,还有对疫情的溯源工作,医生在当时仍以为这种传染病是细菌所导致的。

这场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灾难使人们意识到了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1920年,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完全性集中式卫生系统的国家。许多国家纷纷效仿,开始创建卫生部门,而在大流行期间,英国的公共卫生官员们被排除在内阁会议之外,或是只能请求其他部门给予更多资金和管辖权的支持。

除了公共卫生意识不足外,国际间缺乏合作也是这次大流行损失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受到一战给人类带来的创伤所影响,地缘政治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噩梦。1918年,印度仍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而且政府的不作为导致印度居民收到的冲击远大于当地英国居民。BBC曾公布的数据显示,每千人中印度居民感染人数是欧洲居民的6倍以上。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前身)在1923年成立了卫生组织,而真正具备调度和领导力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直到1948年才得以成立。

黑死病、天花与黄热病大流行之后

尽管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行推动了世界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但其依然没有在史书中占据重要的篇章,一战的影响掩盖了这场灾难的教训。“即便是在大流行一百周年(2018年),你也找不到关于西班牙流感的纪念……也很少有墓碑纪念当时医生和护士的牺牲。”医学历史学家马克·霍尼斯鲍姆说道,“在过去的小说、歌曲或艺术品里,你也很难找到描述1918年大流行的作品。”

更早之前的几场大流行,在历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1350年左右,一场鼠疫席卷欧洲,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因此丧生,这场瘟疫也被叫作“黑死病”。这种疾病是由一种名为耶尔森氏菌的细菌引起的,它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身体上。但这种淋巴腺鼠疫也可以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所以单纯的杀死老鼠并不能使疾病消失。

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缺失,封建领主的庄园不再拥有足够的佃农和农奴,封建佃农制因此得以动摇。此外,劳动力不足促使人们开始进行技术和工具上的创新。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社会经济现代化、增加技术发明投资、鼓励海外扩张,在这三块基石上,西欧迅速强大,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地区。

欧洲的发展点燃了政治家扩张版图的野心,这一进程显然为世界带来了危险因素,甚至是灾难,天花等疟疾的暴发就发生于西欧殖民扩张期间。

15世纪末,美洲成为欧洲的殖民地,血腥屠杀是不可磨灭的一段历史。除了枪炮屠刀外,还有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于欧洲殖民者带去的各种致命疫疾,主要是天花,还有麻疹、流感、鼠疫、疟疾、白喉,斑疹伤寒和霍乱,死亡人数过多,甚至气候都因此发生了变化。

英国大学学院一项研究发现,欧洲在美洲的殖民扩张的百年期间,美洲人口从6000万(当时世界人口的10%)减少到500万。人口骤降导致了农耕减少,大量农田回归荒地或森林草原等自然生态。森林草场面积如此剧增,大气中二氧化碳因此减少,世界上很多地区气温下降。那个历史时期的二氧化碳含量是通过南极洲冰层核心样本推算的。科学家认为,人为导致的变化,加上大型火山爆发和太阳活动减少,推动地球进入了“小冰川纪”。欧洲和世界许多地方一样经历了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包括农作物严重减产和饥荒。

许多人不了解的是,除了欧洲外,美利坚合众国的壮大竟也源于一场流行疾病。18世纪末,法属殖民地连续爆发反抗法国殖民统治的黑奴反叛,1801年双方言和,反叛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成为海地共和国首脑。但宗主国政局乾坤颠倒,拿破仑称帝,随后决定出兵海地镇压反叛,夺回殖民统治大权。数万法军登陆海地,在战场上所向披靡。

就在这个时期,黄热病开始在岛上法国人之间流行。法军官兵、殖民当局官员、医生和水手共5万人死于这种传染病。最后逃回法国的幸存者只有3000人。黄热病源自非洲,欧洲人对它毫无抵抗力。在海地被瘟疫击败后,拿破仑不但放弃了海地,还放弃了在北美大陆的殖民野心。出兵海地惨败两年后,法国政府把210万平方公里的北美殖民地卖给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史称“路易斯安那购地案”。

历史像一场轮回,似乎在不停重演,但也悄然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程。欧洲曾在一场大流行中间接获益,却在另一场大流行中遭受更严重的打击。历史是残酷的,也是公平的,100年前建立起的公共卫生系统,在新冠暴发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政府经历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之后,对于病毒的溯源和防控更为严谨和专业,伴随科技的进步,互联网也被运用于疫情防控,手机软件和定位系统帮助我们锁定感染源。人们不再像百年前那样极端封锁,但人类和病毒的抗争,仍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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