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金

“最美奋斗者”、云南省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有一次去龙陵县调研，晚上在县委食堂吃了一顿价值6.5元的工作餐。第二天在赶往下一站途中，翻过高黎贡山到达潞江坝的惠通桥时，杨善洲掏出6.5元给负责结账的秘书小苏。小苏解释说：“当时县委汪书记坚持要结账，所以我没付钱。”杨善洲听后让司机给小苏买张去龙陵的车票，安排小苏回龙陵把伙食费结了。小苏返回龙陵县城已经晚上10点，连夜找到汪书记并把伙食费交到他手上。第二天小苏追赶上杨善洲表示对此事的不解，伙食费总计6.5元，可来回路费却花了22元，住宿还花了10元，6.5元与32元相比总感觉这事做得不值。杨善洲跟小苏解释：“我们机关干部下乡，这里吃一顿，那里吃一顿，擦擦嘴巴拍拍屁股就走，最后这些账谁去付？这个头千万不能开啊。”就这件事而言，小苏算的是6.5元与32元孰多孰少的账，而杨善洲算的却是这几元几十元背后的大账，担心的是此类开销会从几元发展到几百元几千元甚至更多，目的是从源头上把这种不正之风止住，这样的“算法”即使小苏花320元也值得。

为官从政必须像杨善洲，必须会算账，尤其要会算“大账”。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也算得上表率，他曾不止一次给大臣们算过廉政账。如果遵纪守法，努力工作，可以逐步提升，一生可以正常领取许多薪俸和奖赏。反之，如果因贪污受贿而被惩处，不仅损失了经济利益，还会身败名裂，从此失去社会地位及世人的尊重，连累家人抬不起头来，无形的损失更难以计算。为官从政像杨善洲和唐太宗这样算“大账”，于公有利各项工作的开展，于私个人能得到丰厚的回报，一笔笔“大账”的累积，往往是一名领导的清正廉洁，一名领导的长远眼光，一名领导的一心为民。

为官从政算大账能更好地推进工作，表面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其实算“大账”正是推进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贞元四年（788）十二月的一天，唐德宗出长安城打猎，路过一个叫赵光奇的乡民的家，问他：“百姓乐乎？”没想到这个赵光奇直截了当、毫不客气地回答：“不乐。”并直言“不乐”的原因，之前实行两税法，说两税之外再无其他赋税徭役，但现在两税之外的征收已远超两税本身……赵光奇结合自身的经历，讲述当时的时政弊端，唐德宗听后只是下令免除了赵光奇的赋税徭役。趙光奇说自家的贫穷困苦，唐德宗给赵光奇一个说法也没什么不对。但反过来看这件事的处理，唐德宗没能算大账，没能重视这一家的事所反映出的国家政策存在的问题。其实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唐德宗原本应当从赵光奇的问题切入，严肃查处相关部门搁置诏书隐瞒圣意、残虐平民、横征赋税、盗匿公财的情况。唐德宗虽然挽救了一个小家，却没能因此而修改完善国策，自然不能助推李唐王朝向好的方向快速发展。唐德宗盯的不过是“伙食费”，根本没考虑到大账。

为官从政算大账还是算小账，是官德的体现，是能力的反映，是襟怀的展示。为官从政想算大账，其实只要站位于国家、站位于人民、站位于集体，只要不站位于自己，算出的自然是国家的大账、人民的大账或集体的大账。

图：刘昌海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