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步贵 朱杰 梅然

摘要：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催生了新型出版业态。今后，出版融合是适应行业新生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创新性融合，使得重构个体编辑力、加强数字出版人才建设被提上日程。新型编辑力构建的核心机制在于打破传统思维，革新固有的工作模式，将以大数据思维为特征的互联网新技术与出版全流程进行深度融合。出版人在求新求变的同时，也要不忘初心，坚持以人為本的出版理念，打造出更多导向正确、内容优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关键词：人工智能;融合出版;编辑力;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232文献标识码：A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21）06009908

作者简介：朱步贵，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出版中心副编审;朱杰，江苏人民出版社助理编辑;梅然，江苏凤凰职业教育出版中心助理编辑。

一、引言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发展给出版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其中，以大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行业生态，加速推进融合出版向纵深发展。出版行业中，编辑力是关联效益产出的核心竞争力。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创新性融合，必然会对固有的编辑力建构模式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学界和业界对“编辑力”的概念尚无定论，但“编辑力”显然已成为近年来出版领域的研究热点。综合目前主流的研究成果，从分类上看，有学者将编辑力划分为宏观编辑力、中观编辑力和微观编辑力。 张炯：《编辑力研究的微观、中观与宏观之辨——以童书出版编辑力为例》，《出版科学》，2019年第3期，第27-31页。从含义上看，学者们对编辑力内涵的解读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可归结为生产力、创造力和影响力。 张炯、吴平：《人工智能时代的编辑力体系重构及生成路径》，《出版发行研究》，2020年第4期，第72-77页。 结合这两个维度，本文的研究对象将限定为融合出版趋势下的微观编辑力即个体编辑力;研究范围涵盖编辑工作中编辑主体的创意策划能力、生产加工能力和传播营销能力等，探讨融媒体环境下个体编辑力的新内涵。

二、编辑力重构是推动融合发展的内在需求

（一）编辑力的内涵和外延

个体编辑力是指编辑依托自身的知识积累、专业素养、工作经验以及意识、理念、情怀等因素形成的从事编辑工作的综合能力和素养。传统工作模式中，编辑通过个体编辑力对工作对象施加影响的过程，可看作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而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的大环境下，编辑工作中主体与客体之间不再是单一的施与受、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是更多地朝向一种交互式影响的关系模式转变。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区块链等新技术是促成这一转变的重要推手。这些新技术在出版行业的应用颇为广泛，例如数据提取和处理技术、平台构建技术强化了出版产业需要具备的数据分析和内容资源的整合加工能力;5G移动通信技术，以其高速率、大容量、低延迟的特性，为融合出版产品的研发提供底层的技术支撑;AR/VR、移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了产品形态，带来更逼真的、高效的交互式终端阅读体验，等等。 曹世生、范军：《融合创新：以新技术赋能出版高质量发展》，《科技与出版》，2020年第5期，第29-34页。

技术发展催生了崭新的出版业态。首先，产出内容的呈现形态从传统纸媒向数字化转型，向融媒体延伸;其次，内容接收者的阅读方式、信息接收渠道和对内容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再次，产品推广渠道转变为线上线下协同进行，存在多层次、多样化发展趋势。

出版要走向未来，融合发展是必然趋势，这为出版业的发展带来机遇、注入活力。融合出版起于对纸质出版的再造，逐渐发展为纸质出版和数字出版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共建，使得成果更易传播。 佘江涛：《走向未来的出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7页。 它还可以激发编辑策划团队的创造性转化能力，获取用户数据的便利性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内容生产，促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为适应新的业态环境，编辑力的内涵自然也需相应地拓展和延伸。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流程中的中心环节，在行业转型的道路上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编辑力的重构也成了影响整个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重构编辑力是人工智能时代出版业的内在需求

新形势下，编辑需要对其工作方式和工作流程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个体与工作对象、工作目标之间的关系。从单向发力到互为作用力、从施动受动到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对编辑力的建构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也是数字出版时代内容与技术的不可分离性所决定的，“技术贯穿了产品的开发、制作、应用、服务全部环节，使出版具备了很多互联网服务属性。” 孙真福：《教育融合发展探究》，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8页。原有出版生态链中的运作模式有待调整，工作流程亟须重构，因此相关主体的知识结构和能力架构也面临着扩展、升级和转型的迫切需求。编辑除了要具备专业知识、文字能力和出版人的职业素养之外，还要深度挖掘互联网新技术与行业的融合潜力，用互联网思维和融合出版理念来更新自己。另外，编辑个体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待整体提升。面对融合发展需求，编辑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往往会止步于内容的搬迁，仅仅停留在表层，如何做到深度开发，深入到信息资源的深层，寻找有生命力的选题增长点，并保证信息资源的优化更新，提升信息资源的转化效能，也是打造新型编辑力所面临的一大挑战。

因此，新技术在出版行业应用实践中所遭遇的瓶颈，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编辑对编辑力重构的认识和操作上，具体而言，便是对新技术的利用不够深入，无法将其作用于编辑力的有效提升。面对科技造就的融合出版新格局，某些出版单位一时难以找准着力点来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宁愿安于现状，或是单纯为了配合当前国家大力倡导的有关推进融合发展的政策，做一些流于形式的调整，这无法从根本上提升其内在发展动力。根据相关学者的调查，部分出版企业即使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了一些融媒体形态的新业务，但“市场开拓不足，在数字内容生产理念、互联网运筹能力、前沿技术利用水平等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从‘相加’到真正‘相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谓任重道远。” 郭义强：《深化出版融合，推进行业高质量发展》，《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9期，第5-7页。同时，编辑更要警惕在技术加持出版的过程中，主体性被削弱的风险，要始终牢记编辑在选择文化作品、组织文化生产、优化文化创造等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技术服务于内容，而不能本末倒置，这就要求编辑对人与技术的互动关系建立清醒正确的认识。

进行融合发展业态中的新型编辑力的正确构建，关键在于既要有所坚守，不忘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又要学习掌握能与行业相融的新技术，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图书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加工、推广运营等各个环节，探索出一条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之路，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

三、坚持与固守：编辑力构建应坚守初心

出版融合趋势下，内容和技术不能分割，技术已成为構建并提升新型编辑力、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的重要推手。虽然融媒体时代的数字化发展模式弥补了传统出版业在效率和交互性体验上的欠缺，但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药，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载体依然是编辑。对新技术依赖程度过高，会弱化编辑的主体作用。在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出版人有时难免陷入“唯技术论”的误区，主张技术是促进行业转型的唯一良药，忽视了编辑作为主体，其思想、动机、价值观、判断力、创造力等内在因素在生产和传播精神文化产品过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种过分强调技术应用是行业核心发展力的片面思维，具有局限性，不利于高质量、有创意、有正确价值导向的内容的产出。因此，在思维和模式转变的道路上，出版人首先要坚守初心，这是编辑力重构的起点。

（一）坚持正确导向

我国的出版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导向性，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阵地。作为编辑，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通过出版物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讲好中国故事，始终是出版工作的神圣职责。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资源的聚集给内容的策划和生产带来了智能化的转变，但大数据所收集的海量信息主要是以用户生产内容（User Concentrated Content）为特点，其中可能充斥着大量无门槛、低价值，甚至劣质低俗、有着不良导向的内容。 徐诗荣：《深度融合背景下的图书出版生态》，《书业经纬》，2020年第24期，第47-53页。而编辑队伍作为出版的骨干力量，直接承担着出版导向和意识形态把关任务，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强化政治、法治意识和文化自信，严控出版导向，做合格的内容把关者。 牛超：《浅谈编辑做好出版导向把关工作的意义、意识及要点》，《出版参考》，2020年第8期，第54-55页。编辑承担了决定信息取舍的“把关人”角色，其工作就是要按照一定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过滤、筛选和鉴别，把不符合正确导向、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剔除，把真正有价值、能够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信息保留，在作者、媒介、消费者三者的互动关系中传达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导向。在融合出版时代，信息渠道增多，知识信息泛滥，这项工作变得尤为艰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也是新业态下探讨编辑力重构的根本前提。

（二）坚持内容为先

融合出版的深度发展，其目的不在于追赶技术潮流，而是要以更加多元开放的格局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出版业首先是内容产业，出版人的根本使命是生产和传播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让人类的智慧、思想得以延续，启迪世人。因此，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更新，出版人都要坚持以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加强内容建设，要把生产高标准、高质量的内容作为立身之本，倡导工匠精神，对图书产品精耕细作，“多中选好、好中选精、精中选优”， 聂震宁：《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122页。为读者打造高品位的优质内容。

随着数字技术和市场化思维在出版行业的推进和渗透，坚持内容为先，有两点需要把握：第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如果一部作品内容不过关，即便它的策划在形式上迎合了当下融合阅读的潮流，甚至能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也不能任其流向市场。一部好的作品，始终要做到内容精湛、思想精深，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努力实现双效合一。第二，学习并践行创新性发展。为应对科技进步带给出版业的机遇和挑战，编辑要深刻认识到“通则变，变则久”“变即不变”的道理，唯有坚持创新，紧跟社会发展变化，不断改进内容载体、方式方法，才能保证产出内容不落后、质量不退化，永葆持续健康的发展力。提升优质内容的产出力，是编辑力重构的根本目标。

（三）坚持以人为本

融合发展语境下的人本主义精神体现在两个层次：首先是要重视编辑的主体作用。优秀的编辑人才是融合出版发展的基础，唯有重视人才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才能为行业赢得可持续的竞争力。其次是要以读者为中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味迎合市场，只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从而向读者输送粗制滥造、缺乏原创性的内容。出版人要始终以社会效益为先，以提升阅读者的知识水平、道德修养、阅读品位和人文素养为己任，深耕内容，优化产品，为人民提供最好的精神食粮。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要求编辑在重塑知识结构和能力框架时，提升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和运用能力，特别是在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过程中的技术处理能力。但是，编辑要将自己定位为技术的使用者，不能被技术宰制而迷失方向。技术能够辅助编辑优化内容、提高效率，但不能起主导作用，以编辑为主体的编辑活动始终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此外，以人为本更是表现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顺应人民大众对优质文化生活的期待，利用新兴技术增强出版产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使高质量的精神内核和新颖的出版形式相统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技术和媒介的选择要适应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不能本末倒置。因此，以人为本是新型编辑力构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新兴产业相比，出版业很容易被贴上“夕阳产业”的标签。为寻求行业发展新出路，很多出版人会紧紧抓住融合发展这一契机，视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技术为其内在驱动力。然而，探索新型编辑力构建的正确路径，需谨防舍本逐末，要正确看待人与技术的分工和相对位置，在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中进行考量，在正确的方向指引下实现创新。

四、重构与提升：编辑力应贯穿于出版全流程

在传统出版流程中，编辑主要依靠自身体力、智力、经验的输出来完成选题策划、组稿审读、文字校对、推广营销等各个环节的工作。如今，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深化了数字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其中，站在互联网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更是在不断推动出版与数字的深度融合。新型融合是以大数据思维引领出版各环节，大数据帮助编辑进行工作中相关数据的抓取和有效分析，进而依据数据分布形成相应的“智能化”的建议与决策， 范军、陈川：《AI出版：新一代人工智能在出版行业的融合创新》，《中国编辑》，2019年第5期，第64-71页。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也要求编辑要打破传统思维，革新固有的工作模式，将新兴技术运用于出版工作场景之中，将融合理念应用于出版全流程。

（一）转变选题策划方式

日本资深出版人鹫尾贤也在《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一书中将策划与创意视为编辑力构成的核心要素。他指出：“策划的创意是考验创造问题的能力，将社会、人群和时代隐然有感但尚未成形的关心和欲望化为问题。” [日]鹫尾贤也：《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陈宝莲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63、65页。“创造”“创意”等表述本身就隐含了“求变”，即策划力的固有属性这一特质。策划中的“变”之能力，首先体现在编辑要紧跟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动态，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生活热点、解读时代变迁、把握社会思潮，并能将其转化为切实的内容生产力;其次，在具体策划实践中，要练习掌握变形、变通的技巧，根据市场需求或客观条件的变化对选题进行调整。若编辑不注重培养这种“求变”的意识和能力，将很难打造具有前瞻性、有出版价值的策划方案。可见，“策划如流水，不动即死”。“变”乃是完成优秀选题策划的前提和根本要求。

然而，以上所讨论的“变”仍是源于编辑主体的思想、意识、经验、知识架构等内在因素，主题的自动展开和发展变化绝大部分也是在人的脑力激荡中进行的，它并未颠覆传统的编辑工作模式和出版行业生态。个人的脑力输出是有限的，策划力的高低会受制于知识储备、个人经验和专业能力。而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的加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展人的智能和认知边界，并帮助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失误。如一本书尚在策划阶段，如何判断其出版价值，是否拥有市场潜力？传统上只能依靠人力，基于过去的经验、市场表现，或是依据对未来形势的预测得出结论。这种脱离数据分析的策划思路，因其缺少全局观，已难以适应当前的融合发展趋势。而人工智能技术的渗入，一方面可以通过数据采集“从根本上增强编辑的信息采集力，使出版信息的边界得以扩张”; 张炯：《人工智能技术与微观编辑力互动关系探析》，《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9期，第98页。另一方面通过数据分析，编辑更容易获取全局思维，筛选出真正有效的信息，进而作出更加合理的判断。例如，德国因克特（Inkitt）公司根据其开发的分析阅读模式算法，在策划环节便结合群体智能对书籍出版进行了更好的预测，以确定小说的畅销潜力。 白贵、王太隆：《人工智能环境下编辑角色的再定位》，《中国出版》，2019年第11期，第5-9页。

在内容形式的策划方面，编辑需拓展思路，在产品开发阶段就应当具有全媒体策划的构想。隶属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凤凰职业教育出版中心，致力于职业院校教材和配套数字资源的综合开发，例如，针对机械制造类专业课程，除了传统的纸质教材外，还有与之配套的MOOC（慕课）、题库、实训软件等，这些资源可从凤凰云平台上获取。教材、网上课程、软件等的整体策划，平台建设的一体化，迫使教材编辑打破惯常的选题策划思路，从传统教育出版努力迈向大教育出版格局，这已成为众多以出版教材教辅为业务特色的出版社实现转型的有效路径。融合项目开发的现实需要不仅仅存在于教育出版领域，也是目前全行业思考和践行的重点方向。

目前，选题策划已成为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出版领域的重要应用场景之一。融合出版时代的编辑，在选题策划的实践中，应加深对新技术的认识，加强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协作能力，提高智能化内容生产力，将以数据思维为特点的智能策划力纳入新型编辑力构建体系中去。

（二）转变审稿加工方式

审稿加工是编辑工作流程中最能够体现编辑专业水准、知识水平和文字功底的中心环节，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成稿质量。审稿就是在编辑通读稿件的基础上，对文本的思想内容、框架结构、写作风格、文字质量等进行评价，对稿件的出版价值作出判断，进行取舍并形成审读报告。稿件一经录用，便会进入校对加工环节。在初步成形的稿件基础上，编辑要进一步在内容、形式、文字、体例等方面进行修改、润色和规范，使其达到出版标准。虽然新技术的融入并未撼动审读加工的重要意义，但是智能化的深度推进也在不断对出版业务流程进行重塑。多重的内容交互、多样的文本形式和多层次的发布平台，使得编辑处理对象不再局限于纸质书刊，还包括有声书、电子书、音像出版物等数字产品。如今，AR出版物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熟悉并接受。未来，“随着VR、AR、MR等场景技术的发展，场景出版物逐渐形成出版的‘第七种形态’。MR出版向‘全息投影+人場交互’方向发展，将推动人的精神交往方式的升级。” 杨秀国、张雷、王立勇：《5G时代MR出版物未来可期》，《出版广角》，2020年第14期，第34-36页。多形态的融合与新技术的介入给编辑审读加工工作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对编辑的审读加工提出了新的要求。

长期以来，对文本内容的审阅、评判、加工主要有赖于编辑的人力劳动，评阅质量无可避免地会受到主体智力、体力等因素的限制。比如，在针对有害或导向偏颇内容的识别方面，单凭人力和个体经验进行甄别，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并且可能会产生遗漏或判断失误。此外，不同编辑个体之间，专业水准、思想觉悟和经验智识等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对同一文本的处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能很好地弥补这些不足，它不仅能冲破人力的局限，同时还能超越数据库、内容建模等传统技术方式，对海量信息进行更为精准和人性化的识别和筛选。以审查政治用语为例，政治性用语具有话语表述规范、言语意涵敏感的特点，并且随着时间语境的迁移、社会环境的改变，其用语规范会不断调整，编校工作者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以深层神经网络为特征的深度学习算法模拟人脑的信息处理方式，通过不断地自主学习，可以从海量文本中抓取语义特征，筛选出敏感词汇、导向错误的内容等，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工处理可能会导致的遗漏和滞后等问题。同样，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支持下，文稿中的语言问题如错字、漏字、标点错误、语法错误等也能得到精准识别和标记，这极大地提高了校对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可以将编辑从繁复、低效的工作中解脱出来，释放出更多的生产力用于内容的精耕细作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技术与内容生产加工深度融合的时代，优秀的编辑需要提升自身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紧跟技术潮流，形成更加高效的审读加工力。

以黑马校对软件为例。作为目前应用最为普遍的中文校对软件，黑马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权威工具书为依据，在精准识别普及类书刊文稿的字词差错方面准确率很高，尤其是对音似别字、形似别字、漏字、多字的识别率较高;识别速度大大高于人工速度，通常每小时可识别200万字左右;拥有较高的开放性，可以通过外挂专业词库等方式，提高对专业类书籍的报错率。但是，如果不进行预先的专门设置和词库添加，黑马对专业性较强的用语、政治用语、逻辑等方面的错误报错率会很低。因此，编辑要熟悉并善于利用人机结合的校对模式，同时也要对技术目前存在的瓶颈和限制有清晰的认知。

（三）转变推广营销方式

在融媒体时代，数字化融合不仅体现在内容生产和呈现方式等方面，内容的分发推广更是出版业创新融合的“先行者”。尤其对于图书产品的用户端，当前以大数据营销为特征的新型营销服务，是最为直观和显性的出版融合环节。传统图书营销是围绕内容而非用户进行，是将所产出的内容以某种非互动性的介质，经由发行商到达用户的单一线性过程，发行渠道也以线下为主。在此过程中，编辑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疏离，编辑缺乏对读者深层需求的了解和市场动向的把握。要实现真正的融合营销，编辑首先应从根本上转变意识，从封闭式的内容经营向用户营销的思维进行转变;在角色定位上，新时代的编辑不再是单纯的内容生产者和把关者，更是拥有全方位视野、有能力把控全流程的营销者。正如有学者指出，在产业数字化和互联网化的进程中，编辑可将自己定位成“产品经理”，不仅要围绕图书产品整合各种内外部资源，还要沟通上下游流程，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目的是要创造、递送和提升户价值来吸引、维持和扩大顾客群。 朱亮亮：《论融合出版时代传统编辑向产品经理的转型》，《书业经纬》，2021年第3期，第46-50页。

如何以客户思维提升推广营销力呢？第一，通过智能精准推送吸引客户群。大数据和云计算可大幅提升用户画像的准确性，编辑通过对读者阅读方式、阅读偏好乃至职业群体、消费能力等数据的提炼分析，可以圈定目标读者群，向其推介相关的图书及周边产品，再结合直播营销、作者见面会、读书分享会等线上线下活动，产生更有效的营销效果，避免传统内容分发方式的盲目性和低效性。第二，通过多样态产品的开发稳固客户群。在互联网时代，人们学习模式和学习终端的改变冲击了线下市场，这使得高质量、多样化数字资源的开发成为迫切需求。比如在教育出版领域，只提供单一的教材已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并存在客户流失的风险。如果配以完整的线上资源和服务，如网络平台、线上课程、学习APP等，可显著提升用户对产品的依赖度和忠诚度。第三，通过新媒体运营扩大客户群。编辑要善于利用社交平台，关注读者所需，聆听读者反馈，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在与读者互动的过程中，编辑也可以通过展示个人魅力，向读者输送正面的情绪和心理价值，借助自媒体扩大社交广度。这样不仅可以与客户建立更紧密的连结，还可以借助社交媒体时代阅读的“同温层效应”，吸引更多的读者。

不同营销模式可以单独应用，也可组合应用。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凭借其在历史与社会文化研究领域的专业优势，邀请相关专家学者联合策划《司马懿家族与魏晋历史》《诸葛武侯与三国时代》等多场历史主题系列直播，每场都吸引数千粉丝在线观看;译林出版社懂得如今的观众需要陪伴式、聊天式的直播，借助这一思路上，在微信群、B站、抖音等多个平台进行直播互动，利用微信群等社交平台提高客户黏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陪孩子画唐诗》的营销中，借助长期经营的亲子社群，宣传手工坊，推出线上直播課，提高小读者的参与度。 孙真福：《教育融合发展探究》，第166页。客户思维的营销方式，正以其低成本、高回报、渠道多样化、传播社交化的特性，成为推进融合出版的重要手段。

以读者需求为导向，借助创新融合发展的契机更好地为目标顾客服务，为其创造价值，并获取最大化的回报，是融媒体环境下的编辑提升营销力，实现升级转型的关键所在。

五、结语

新技术与出版的深度融合为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出版业向知识服务的转型，离不开数字技术、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的支撑作用。 曹世生、范军：《融合创新，以新技术赋能出版高质量发展》，《科技与出版》，2020年第5期，第29-34页。在新技术的发展中推动融合发展是打造全新出版业态的必由之路。为寻求变革下的生存之道，编辑主体当以新的视角定义自身的职业功能和角色，以突破精神重构出版流程和编辑能力。新型编辑力的构建关键在于打造层次多样的知识结构、加强基于数据的分析能力、培育互联网时代的创新思维，将智能媒体出版技术运用于出版全流程，提升策划力、加工力和推广营销力，实现技术与内容的融合、技术与渠道的融合。在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兼具多重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同时，编辑还要始终牢记作为出版人的使命，以深厚的人文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创造经久不衰的优质文化内容，在创新与继承中构建新时代的个体编辑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李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