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思达

在二0二0年末重读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的现代性》是一种既怀旧又虐心的体验。这个充斥着口罩、消毒液、视频会议、社交距离的年份里，空中飞人回归了陆地，政客住进了医院，养老院变成了太平间，护士和快遞小哥支撑着社会勉强运转。而出版于世纪之交的这本《流动的现代性》，字里行间却充满了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对二十世纪末的社会生活由硬变软、由重变轻、由固态变流动的批评与感慨。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一个细节场景—他坐在一个机场的吧台，观察着旁边的两个一直在用手机打电话的年轻人，那两个人似乎是在进行一场比赛，连续一个半小时不停地讲话，直到机场的广播宣布开始登机为止。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大哥大”已经变成了智能手机，机场的吧台却因为疫情而关闭了，年轻人早就习惯了对着屏幕工作，而鲍曼在那个场景里所感叹的“物理上我们很近，精神上却无限遥远”的流动生活，却变成了一种物理上保持社交距离，精神上却不知远近的隔离生活。曾经流动的现代性，在这个病毒肆虐、政治两极分化、排外情绪高涨的二0二0年，忽然流不动了。

或许，这个特殊的年份只是鲍曼笔下轻飘飘的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当病毒消失、经济复苏、酒吧重新开门、体育场里又坐满了球迷时，我们的生活也将再次流动起来。毕竟如作者所言，从前那个沉重、庞大、静止和根深蒂固的资本早已变得轻灵，脱离了“福特主义”的工厂和劳动力的束缚，在金融、科技和房地产市场里随意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