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东莞 523000）

一、清朝至民国时期“扩张化”的东莞木鱼歌传播空间场域：书坊的规模化

书坊是书籍刻印的重要条件之一，是文化传播和传承的重要依托，同时，还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都有一定程度的渗透力。书坊，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书林、书肆、书铺等。它的定义早前已有学者对其进行重新界定，即书坊是中国封建社会自唐代到清代历史时段为满足市场需求而进行兼具生产与营销、售印等多重业务的印刷机构。纵观书坊的发展与衍变，有的书坊顺应时代变化，引进新技术经营书籍的生产；有的书坊慢慢地脱离生产领域转向纯流通领域，例如后来东莞的萃英楼从原来的刊刻书坊向文具店转型。书坊的盛行不仅丰富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可以更好地记录当时流行文化，提高出版业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发展。

清朝嘉庆、道光年间，随着广东图书出版事业的不断发展，各地的刊刻书籍、印刷行业不断涌现。清代后期广东出版的图书数量颇多，不少书籍上都标明是哪个书坊刊刻的，这为后来学者考察清代后期广东书坊的情况提供了较为准确的依据。

木鱼歌有三种刻印方式：木刻、机器版和铅印，但东莞木鱼歌的刻印方式基本是木刻，还有少量的石印。东莞木鱼歌的刻印，以清朝数量为多。笔者带领本课题团队通过实地调研与资料考证发现，东莞书坊在清朝时期达到鼎盛水平，所知刻木鱼书的书坊按存本最早刻印时间排序，有翰华堂、进盛堂、明秀堂（以上三均营业于乾隆间）、明秀堂（乾隆间）、萃英楼（嘉庆间）、会源堂（嘉庆）、富文堂（道光间）、翰文堂（道光至光绪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