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源

在我国9万多个教学点里，零星散落着一座座“教育孤岛”——“一师一校”教学点。这些“孤岛”上唯一的教师被称为“孤烛”。在媒体的报道中，他们常常被描述为奉献者，故事励志而感人。奉献模糊了他们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着的酸甜苦辣。

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境遇如何？有哪些苦与乐？面临什么样的困顿？为了让感动不止于感动，本刊记者采访了全国各地多位“一师一校”教学点教师，试图走近更真实的他们，展开被折叠的乡村教育图景。

孤独的坚守：办学条件简陋，师生生活堪忧

“一师一校”教学点多分布于人口稀少的偏远山区，交通不便。“特别困难，特别痛苦，每天要骑摩托车，一大早就来，夏天还好一点，冬天就特别冷。” 四川达州的陈修竹住在镇上中心校，每天上下班都要骑着摩托车在“到处坑坑洼洼”的水泥路上颠簸六公里。在更偏远的广西河池某教学点，柳青不得不选择住在学校附近，他一个人带着一二年级共23个学生，平时吃住都在学校，回一趟家要走上四五个小时的山路。

与偏僻的地理位置相称，“一师一校”教学点的办学条件往往与“现代化”相去甚远。不大的院落、几间砖瓦房、一面悬挂着的五星红旗……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宁夏彭阳县交岔乡保阳教学点，勾勒出乡村“教育孤岛”的基本面貌。“我们这边条件比较艰苦，特别冷，就用木棒烤火。”说话时，陈修竹正守着三个学生围在火盆边写作业。

吃饭问题是荒凉地理环境带来的连锁反应。很多受访教学点的老师都身兼数职，包括厨师。27岁的陈修竹还不会做饭，“中午这顿饭我不可能回中心校吃，因为太远，只能自己煮，而我又不会煮，所以基本每顿都吃泡面或挂面”。

当然，也并非所有教学点都如此艰苦，保阳教学点就是“一师一校”中的“高配”——这里建有厨房、可休息的办公室，还配备了网络、电脑和电暖等，做饭也有专人负责。

教育质量之忧：国家课程开不齐，信息化技术难落地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艰苦的办学条件并不是教师们最大的困扰，他们最忧虑的是教学质量。“作为老师我个人没有一点困难，做的都是自己应该做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没有把孩子们教好。” 湖南湘西村小教师纪宏的想法颇具代表性——老师们吃点苦没什么，主要是孩子们能不能学好。这或许是教师的某种天性，也可能是孩子们纯真眼神中的天然感召力，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感同身受。

教学质量的保障有赖于多方努力，并不是某一个教师的全情奉献所能左右的。现实情况是，连最基本的开齐国家课程在“一师一校”教学点也很难做到。

“语文、数学还可以应对，其他科目开不齐。”柳青坦言，小学低年级的学习内容虽然比较简单，但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有的孩子在村里学习很好，到县里就跟不上了。”四川某教学点的王斌老师也表示，自己没有能力开展英语教学，这给孩子们升入初中后的学习埋下了隐患。

体育、美术、音乐等科目的教学随意性更大，甚至成了“机动课”。多位受访教师表示，小学课程基本上以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为主。体育课一般就是让学生跑跑操、跳跳绳等。音乐、美术课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信息化技术难以落地，是不少受访教师的另一心病。“我们没有教具，只能靠口和手，很多知识点孩子们理解不了。”王斌虽已年近五十，却一直关注着多媒体教学的进展，他很担心技术的缺位会拉大城乡教学差距。

据教育部信息，目前，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联网率达99.7%，95.2%的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室。显然，一些 “一师一校”教学点还处于这两组数据的覆盖范围之外。“以前我们这里有电脑、网络，后来学生少了，加上宽带的费用比较高，就不用了。” 纪宏说道。而在柳青所在的“爬到树上才有手机信号”的教学点，信息化技术落地更是难上加难。

教师成长难题：里子与面子

乡村学校留不住人是一个老话题，但在采访中，教学点老师们的回答一次次冲击着我们的刻板印象。其实，很多受访者是主动选择来到这些教学点或者愿意一直留下来的。“为了孩子们，我的坚守是值得的。”河北涉县陈家峧教学点的李爱红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纪宏也觉得自己这种奉献是应该的。但是，“孤勇”之下，他们的发展困境仍然存在。

教师培训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环节，但在“一师一校”教学点落实困难。“这个咱也没办法，我也觉得去外面学习学习、培训培训很好，但是我走了之后学校就没人了，孩子們只能回家。教学点的老师都是这样的，不是我一个人。”保阳教学点的姬文镇老师指出了问题所在。

“说实话，（在“一师一校”教学点工作）对我本人来说确实难以成长，我无法跟更好的学校的老师交流，无法走出去培训，最多就是用手机查些资料看看。”陈修竹表示，今年只去中心校赛过一次课。

教学点教师的心理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依旧与采访前的刻板印象不同，多数受访教师没觉得“孤独”是个大问题，用李爱红的话说：“很多人问我一个人是不是很孤单，其实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再说一天这么忙，哪有时间孤独？”倒是作为教师的自尊心会困扰到他们。王斌认为自己能力不比中心校教师差，家长们却总觉得农村教学质量不行，要上城里的学校才能学好。对此，王斌既有怨气也有压力。

年轻教师的微妙心理体现在陈修竹身上，他认为 “吃苦”并不是什么“光鲜”的事。除了跟家人交流，他基本不与其他人提及自己的工作，“人家只会觉得你去村小教书是因为没有能力”。

存废之困：走不了的“边缘孩子”，解不开的教育难题

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着手进行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撤点并校应运而生。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个别地方政府出于政绩、缩减开支等方面的考虑，没有顾及实际情况，撤并了大量农村教学点，由此引发了学生辍学、校车安全等问题。2012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标志着农村教育进入了“后撤点并校时代”。

教学点撤不掉的背后，是一个个走不了的“边缘孩子”。扎根一线的乡村教师们深知教学点存在的必要性——

“我的一个学生马雪荣，一起生活的妈妈、姥爷都是盲人，她家到镇中心校有三四公里，家人无力接送，只好在我们这个离得相对近一些的教学点上学。”姬文镇很心疼自己这个学生。李爱红的学生张锦楠患有先天性糖尿病，妈妈很早就过世了，爸爸在外务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老人没有更多精力照顾孙女的学习。仍留在“一师一校”教学点读书的学生多为上述情况。

出于现实情况的考量，某些“一师一校”教学点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教学质量差、基础设施配置率低的问题像一根刺，刺痛乡村教育的神经。“撤不撤点、并不并校不能一刀切，希望领导们多下村调研，多听听当地村民意见，看看实地情况。”王斌建议道。 一些地方政府也确实正在这样践行。姬文镇称，由于没生源，保阳教学点曾一度关闭。2017年，为了目前读三年级的两个孩子，教学点重新恢复，他再次回到这里。

“一师一校”教学点的改革牵动着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他们的坚守、他们的艰苦、他们的诉求、他们的困惑，都应该被看见，唯有真实才具有催动变革的力量。

（陈修竹、柳青、纪宏、王斌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