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

在长期的读书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有特点、高效率的学习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学习苏东坡的“八面受敌”法。苏东坡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人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此。他皆仿此。此虽迁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毛泽东对苏东坡的读书方法十分推崇，他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二是一段时间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并且充分占有资料。明朝戏剧家罗懋登写过一部传奇《香山记》。毛泽东对剧中“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句开场戏文印象深刻，提出“这个方法要普遍运用”。他自己就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学习之中。《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毛泽东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精印的线装《（楚辞）集注》。

三是反复阅读。毛泽东对好书爱不释手，熟读不厌。据有的同志介绍，《二十四史》毛泽东读过四遍，《资治通鉴》毛泽东读过十七遍，《红楼梦》毛泽东至少读过五遍，毛泽东自己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

四是高点突破，集思广益，注重讨论式阅读。毛泽东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某一领域的问题，常常是把这方面的知名专家找来，一同探讨学习。例如，毛泽东曾同苏联哲学家、《简明哲学辞典》的主编尤金多次探讨哲学问题。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同周谷城、王方名、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陆定一、胡乔木、胡绳、田家英等人研讨逻辑学问题，与刘大杰讨论韩愈、李商隐的诗词文章，与袁水拍、臧克家讨论明朝诗词，与萧三、何其芳讨论《聊斋志异》，与吴晗讨论历史，与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杨振宁、李政道讨论自然科学，与冒广生讨论诗词格律，与艾青、萧军、罗烽讨论文艺。

五是喜欢圈点和批注。毛泽东早年读书就有批注习惯。1917年至1918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研读德国人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曾写了1万多字的批注。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批注过大量中外哲学书籍，现在编入《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批注文字有23000字，这些批注原来写在书页的天头地脚、边白中缝和段末行间，凝聚着他在研读时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六是认真考究的态度。1957年，刘少奇到南方巡视工作的时候，曾多次与当地领导干部谈到如何贯彻群众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些职工夫妇分居两地，存在具体困难，家属宿舍和城市设施问题短时期内解决不了。于是，刘少奇在讲这个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说明了唐朝像贺知章这样的人物进京做官都不带眷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樣的，我们把家属都接进城里来不容易马上办到。刘少奇回到北京后将这件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根据贺诗断定古代官吏在外居官不带眷属的论据不大充分，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翻阅了一些有关贺知章的笔记小说和诗话，特别是比较权威的《全唐诗话》和《唐书·文苑·贺知章传》，都没有关于贺知章不带眷属的记载。他特地给刘少奇写信说明此事，由此可见其读书学习的严谨态度。

作者系中央政策研究室党建研究局原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