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新

阅读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它有社会自组织的功能，即人们通过阅读获取语言、文字、学历、性别、民族、文化、信仰、观念、理念、阶层等身份和价值认同，从而自发、自觉、自愿地呼应组织起来，而阅读自身也有社会组织。

阅读社会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阅读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的社会团体，其实质是阅读活动中的人际联系共同体。阅读组织是人类阅读活动比较复杂、高级、大型的社会共同体，包括有关阅读的行业协会，各级各类学校、书报刊出版企业、印刷企业、发行企业、各类各层次的图书馆、书屋、读书（者）俱乐部、读书会、阅读网站、移动网络阅读社群、阅读调查研究机构等。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为了实现阅读目标而有意识地组合起来，形成了面对不同人群、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型的阅读社会组织，它们通过组织的有效载体和合力，培养阅读能力和习惯、满足各种阅读需求、倡导和推广社会阅读、提高阅读能力和功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古代的主要阅读组织

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崇尚阅读，留下丰富的典籍，阅读组织也历史悠久。最早的汉字被考古发现于仰韶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的晚期。作为阅读社会组织雏形的藏书活动，在我国古已有之。黄帝时已有分掌文献的史官，史官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也是掌管图书档案的专职人员。夏朝有负责图籍的太史令，据《吕氏春秋·先识览》载：“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因此夏王朝不仅有图法，而且有管理图书档案的专职人员——太史令。商朝的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藏书实物。《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可知周代的藏書室是文献记录最早的藏书机构，这些藏书机构及相关人员，则构成了我国阅读组织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齐国齐桓公于国都稷门外立学宫，招揽天下贤士，鼓励讲学辩论，著书立说。各方学者，无论派别，纷至沓来，学宫兴旺达150年之久，成为各派学者荟萃中心。鲁国孔子聚徒编书、读书、讲学，宣传自己的儒家学说。此外，同期及其前后的老子、庄子和孟子都引徒读书讲学，这些都可算是我国最早的阅读社会组织。

魏晋时有“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他们虽思想倾向不一，但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饮酒、吟诗、纵歌、讽议时政;以后又有东晋王羲之在绍兴的“曲水流觞”、文人雅集等，都是我国古代士大夫、读书人的聚会组织方式。

历代官学私学为我国古代的阅读教育组织。春秋以前，“学在官府”，一直为王官之学所垄断。春秋后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私学兴起。孔子创办私学，根据教学需要，编定“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6种儒家经典）为教材，诸子著书立说。秦代曾禁私学，效果不佳。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建议，在长安城外兴办太学，以五经博士任教官，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作为阅读教材，收博士弟子50名。于是，官学作为一种制度臻于完备，同时经师讲学兴盛。

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官学兴废无常，私学又有发展。隋唐实行科举制，为庶族地主直至平民百姓都提供读书入仕的机会。唐末出现书院，读书人的范围扩大，教育的发展促进讲学和著述活动的发展。宋元丰元年创设中央官办小学，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又命各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12岁的儿童。与官办小学比，民间小学数量多、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读物流行。宋代两江、两浙及福建等地，各类官、私学校的数量比例较高，各地出现“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我国阅读的教育组织达到高潮。

书院是中国古代民间教育机构。开始只是地方教育组织，最早出现在唐朝，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北宋时，以讲学为主的书院日渐增多。南宋时随理学的发展，书院逐渐成为学派活动的场所。宋代最著名的有四大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书院大多是自筹经费，建造校舍。教学采取自学、共同讲习和教师指导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以自学为主。它的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明代，书院发展到1200多所，其中有些是官办书院。一些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场所。最著名的有江苏无锡东林书院。明朝统治阶级曾先后4次毁禁东林书院，然而该书院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次毁而不绝，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该书院师生宁死不屈，生存长达半个世纪。东林书院的对联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此看，书院有读书会等阅读组织的性质，这些书院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读书讲学会形成一个政治派别。东林书院表现了我国古代阅读社会组织的典型。

清代书院达2000余所，但官学化也达到了极点，大部分书院与官学无异，如张之洞在武昌建立的两湖书院、广州越秀书院等。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至此，书院退出了历史舞台。

刻书印刷是我国阅读的产业组织。印刷术发明之前，我国读物主要靠手抄，汉代还出现专门抄书的职业“佣书业”，出现最早的书市——槐市，都是我国最早的阅读产业组织。

唐初我国发明雕版印刷，唐末，来自民间的佛教寺院、道观和书坊为当时的刻书者。五代时，印刷技术大为改进，刻书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官府刻书和学者私家刻书。宋代统治者重文教，提倡儒术，社会经济文化发达，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形成了我国官刻、私刻、坊刻互为补充的图书出版体系，形成汴梁、建阳、临安、苏州等地的刻书中心。

历代各类藏书楼是我国阅读社会组织的主轴。我国古代藏书楼分四大体系：官府藏书、寺观藏书、书院藏书和私人藏书。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曾指出：“中国历来内府藏书虽富，而为帝王及蠹鱼所专有，公家藏书则复寥落无闻，唯士大夫藏书风气则数千年来，愈接愈盛。智识之源虽被独持于士大夫阶层……其有功于社会文化者亦甚巨。”（吴晗：《江苏藏书家小史》，《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3月第8卷第1期）。因此，藏书楼作为我国古代的阅读组织，客观上对满足社会阅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官府藏书为其阅读对象提供阅读条件。

官方藏书机构主要是历代秘书省，历代皇室人员、官府要员和秘书省工作人员（大多也是图书编撰家）成为阅读者，历代官藏都向高级官员开放。如《四库全书》修成后，不仅宫中文渊阁可有条件供人查阅，还在南北要地分建“六阁”，以便各地士人就近抄阅。

近代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录私人藏书家起于北宋，迄于清末共1100人。私人藏书在我国古代四大藏书系统中无疑是最大的。宋代私家藏书家与前代比成倍增加，有明确文字记载的藏书家达到700余人，其中藏书万卷以上者达到200多人。明清之际，私人藏书进入鼎盛时期，藏书楼开始风行一时，成为古代各类文献收藏的统称。

有关私藏图书对外借阅的记载也不在少数。如晋时的范蔚藏书7000余卷。宋代的宋敏求，家有藏书3万余卷，其以豁达肯借著称。这类乐于私藏借人阅读的藏书家还有东汉的蔡邕、南朝的崔慰祖，五代的石昂，宋代的胡仲尧、晁公武、郑文英，明代的毛晋，清代的孙星衍、瞿绍基等，他们既保存了典籍，又使之阅读流传，提高了典籍的文化价值。古代藏书楼的主要目的是保存、积累文化，而不是实现知识信息共享。因此，藏书楼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阅读社会组织。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对阅读也发生着很大的影响。在古代，许多佛寺、道观成为文人墨客静修读书的好地方。有些佛教的精舍和道教的道观就被修建成了书院。如佛教圣地九华山，根据新修的《九华山志》的统计，自唐以来办有书院共24所。

总之，在我国，虽然造纸和印刷技术很早就出现了，耕读传家一直是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生活状态，但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阅读只是少数权贵、士大夫和读书人的特权，图书等阅读物也是掌握在社会极少数贤达人手上，公私藏书楼非一般人能进入和使用。

现代阅读组织的形成和发展

清末民初，随着国门渐开，洋务运动的开展，民族危机加深，教育救国深入人心，社会阅读需求增加，社会对改革旧式藏书楼的呼声愿望迫切，外加西方天主基督教会图书馆的传入，促进旧式藏书楼的变革。

戊戌变法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设立公共藏书楼，1896年9月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首次出现了“图书馆”一词。1903年，清政府頒发《奏定大学堂章程》，图书馆一词第一次被官方文件正式采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地新式藏书楼纷纷建立，如古越藏书楼、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等。1840年后，传教士先后在我国建立新式图书馆，如上海徐汇天主堂藏书楼、工部局公众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等，促进我国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我国现代图书馆的产生，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阅读组织活动提供了土壤。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派，设立译书馆和官书局，大量翻译西方技术、法律方面的书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作占此时译作总数的70%以上，使中国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主的图书结构发生较大变化，读者阅读的视野扩大了。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出版业逐步形成，1897年在上海成立的商务印书馆、191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书局等现代民营出版机构出版了大量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大大丰富了读者的阅读内容。

1861年，我国最早的现代报纸《上海新报》创刊，1833年8月广州出版我国最早的现代期刊《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1903年由美国传教士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1861—1931）在武昌开办，1891年成立我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

新兴印刷的现代书报刊逐步代替古老的线装书，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消除文本文字符号与口语符号之间的差距及对阅读发展的阻碍，现代中小学教育代替“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

我国现代公立、私立大学和中小学开办，阅读人口逐步增加并大众化，现代的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开启，平民能广泛进入，书报刊逐步普及，我国的阅读社会真正到来。而阅读社会的形成，为现代阅读社会组织兴起、发展提供土壤和条件，现代阅读社会组织兴起、发展又推进阅读的社会化。

到20世纪30年代，我国图书馆事业出现了高潮。据当时的教育部统计，全国独立的图书馆1419所，学校图书馆783所，民众教育馆984所。读书会等阅读组织也随之出现、发展。

在1912年，报刊即有对读书会的报道。自新文化运动后，随着社会上读书风气的兴起，大批读书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这些读书组织以读书会冠名的居多，除此之外，尚有读书社、读书处、读书劝导会、读书互助团、读书谈话会、读书班、读书研究会、读书竞进会等群众性的读书团体。举办读书会，主要是启迪民智的需要，普通民众的阅读欲与书贵难求之间的矛盾，民众读书风气的兴起与公共图书馆缺乏的矛盾等。

出版业的繁荣也为读书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条件。特别是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期刊出版业日趋繁荣，到1935年6月底，全国各省市杂志出版品种共计1518种。这里要特别提到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同志创立的“长沙文化书社”，实际上是个书刊发行和读书社，并以此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此外，同时期还有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人在天津创办的“觉悟社”，都是典型地以出版、读书活动为中心，团结时代进步青年，开展革命活动的阵地。

革命家同时是著名学者的于光远曾经回忆道：“抗战前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工作过的老同志，都一定记得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七年这些地方读书会活动是很开展的。在一个短短的时间内，这种组织像雨后春笋那样地发展了起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并没有组织像上海、北平等城市青年们的读书会，但是有好几个单位，采用定期开会读书的办法进行干部学习。我认为也可以把这样的会称之为读书会。”（于光远：《怀念“读书会”组织“读书会”》，《读书》1979年第7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普及高等和初等教育，还开展广泛的全社会工农速成教育和文化扫盲运动，使全社会的阅读人口大大增加，也促进新闻出版事业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国民文化需求的增长，阅读环境的改善，我国阅读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各类学校、各类各层次图书馆书屋、书报刊出版机构、网上阅读组织等大量涌现，与此同时，阅读推广机构、社会阅读社团、民间读书会、读者俱乐部、虚拟阅读社区、阅读志愿者等社会阅读组织方兴未艾。

1982年4月上海市成立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1989年文化部规定，全国公共图书馆每年5月的最后一周为“图书馆服务宣传周”，实际上也是一次较大范围的阅读宣传活动。1997年，为加强对全民读书活动的指导，我国成立了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2004年，该领导小组将全民阅读活动交由中国图书馆学会承办。2013年7月，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三定”方案公布，将“组织实施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作为出版管理司职责之一，以此为依托，成立了全国全民阅读协调指导机构。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闻出版管理职能合并到中共中央宣传部，相应地指导协调全民阅读成为中宣部的重要职能得到加强。此外，我国教育、文化、科技、广播电视、财政等部门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都有相关的社会阅读管理职能。

2006年以来，我国的全民阅读活动全面开展，其广度、深度日益拓展，“全民阅读”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高度重视，方兴未艾。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首次提出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2014—2020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每年都将倡导和推进“全民阅读”纳入其中。

全民阅读活动已经开展十多年，各地全民阅读的组织机构纷纷建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成立全民阅读组织领导协调机构，在推进立法、制定规划、配置资源、开展调查、组织活动、宣传推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全民阅读的深入开展。

据统计，截至2019年，我国共有出版单位585家，全年出版新版图书22.47万余种，期刊10171种，报纸1851种，音像电子出版单位703家，出版物印刷企业9014家，出版物发行网店181106处，全年累计进出口书报刊1653.43万册（份）。

我国现有各级公共图书馆3172家，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90平方米，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0.58册，总流通量64781万人次。全国有各类高校图书馆2000多家，各类中小学图书馆23000多家，各类科研院所图书馆5000多家，农家书屋60多万家，社区、职工书屋7万多家。1000平方米到5000平方米的大型实体书店658个，1万平方米以上的超级书城33个。以上数据代表我国阅读组织机构的基本情况和社会阅读保障水平。

随着政府对全民阅读的持续倡导与推动，社会阅读的热情逐渐被激发起来，随之而来的是读书会的自发生长和蓬勃兴起。读书会是由具有读书意愿的一群人主动组成的读书团体。它由成员共同推选领导人，共同决定阅读书目、聚会时间、地点和阅读研讨方式，并互相切磋，分享乐趣，共同成长，以期提升读书风气，达成书香社会的目标，国内较大较有影响的如北京读书人俱乐部、上海思南读书会、深圳读书会等。

当代网络和民间的阅读组织方兴未艾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以来，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出现，我国网络阅读组织逐步发展起来。线下的阅读组织都通过网络聚拢和协调内部运作。相较于线下阅读社区，网（线）上阅读社区是指在网络空间形成的、以阅读分享等为目标的虚拟活动团体，是传统读书会在网络上的再生和拓展。如2013年开放注册的“知乎”网站，以网络论坛阅读讨论、问答方式，请专业的人探讨专业的事，提升阅读收获感。不到一年，注册读者达到400多万。豆瓣是创立于2005年、向读者提供图书、电影和音乐，并描述内容和进行作品品论的网络社区，目前读者用户已超过2亿。微信社群与熟人分享、社交化阅读群体以及“罗辑思维”“得到”等以更新奇更有品位的互动阅读交流体验吸引更多读者（用户）。可以预见，随着网络阅读的发展，阅读的内涵和外延将会不断变化，各种类型的网络阅读组织将会不断涌现。

据统计，截至2019年10月，全国共有各类网站518万个，网民总数8.54亿人;2019年微信用户超过11个亿，微博日活跃用户近4.97亿，抖音（4亿）、快手（3亿）等网络视频平台日活跃用户达到7个多亿。

2011年6月，中國民间图书馆协会在北戴河成立，召开了“中国首届民间图书论坛”，标志着民间阅读组织已经凝聚成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一支有生力量。深圳市阅读联合会——是2012年由政府倡导批准成立的国内第一家阅读联合组织。2013年9月24日，全国首家全民阅读协会——吉林省全民读书协会正式在长春成立。此后，福建、江苏等省份及苏州、徐州、长白山等地市全民阅读社会团体纷纷成立，以促进全民阅读为宗旨的社会团体建设驶入快车道。此外，还有地方教育系统主导建立的福建省读书援助协会、贵州省读书援助协会、山西省读书援助协会等行业性阅读社团，以及社会各界自发组建的凤凰网读书会、黄河青年读书会、中国滋根图书、毛毛虫上书房、红泥巴村读书俱乐部等影响广泛的民间阅读组织。

我国香港台湾的阅读组织也很发达

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阅读组织也很发达。香港的中小学教育主要由香港政府的教育统筹局管理，制度上包括学前教育，以私立的幼儿园和幼稚园为主;九年免费教育，为适龄学童提供六年制小学及三年制初中课程;设立两年制高中（中四、中五），为学生提供工作前最基本的教育;设立两年制预科课程（中六、中七），作为学生报考大学前的课程准备。

根据香港课程发展议会在2002年发表的《基础教育课程指引》，为使学生能够养成“会学习”的能力，特别强调要求学生从阅读中学习、运用资讯科技进行互动学习。目前香港共有中学410所，小学600所，10所法定大学。香港的公共图书馆始建于1869年，目前公共图书馆系统非常发达，由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管理，其下包括66所图书馆及10所流动图书馆，为香港市民提供十分便利图书馆服务，总馆藏量达1211万册。

香港的公共图书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青少年和儿童的读书会，香港的大学读书会大多从2000年之后开始举办。虽然香港地区读书会的历史不长，但卓有成效。香港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内容十分丰富：①开展包括青少年、家庭等的读书会活动;②于1997年开始举办香港文学节，2000年以后每两年举办一届，活动历时18天;③学校、教育团体紧密合作，推行“阅读大使计划”;④推行“社区图书馆伙伴计划”，设立便利图书站和流动图书车等。

在我国台湾地区，据台湾图书馆发布的统计，2018年台湾出版机构达到4940家，全年出版新书39114种。台湾的阅读推广特别是儿童阅读运动首先就是从民间开始的。1982年台湾学者提倡“书香社会”的口号，鼓励以书柜代替酒柜，并开始有热心人士在社区推广家庭阅读。1987年，台北市成立第一个社区读书会——袋鼠妈妈读书会;1990年“毛毛虫儿童哲学基金会”成立，提倡合作、多元、思考的阅读教学方式;1990年以后，全岛开始推行“故事妈妈”的模式，成立了7个故事妈妈协会。台湾地区还发展了大量志愿者投身公益行动，给儿童讲故事，为儿童阅读作贡献。

总之，我国古代就有着各种各样的阅读组织，但主要以占人口少数的读书人为主;现、当代中国的阅读社会组织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各地阅读组织发展日益多元多样化，主要有阅读的立法组织、管理组织、行业组织、教育组织、产业组织、公益组织、推广交流组织、调研组织、线上阅读社群等。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阅读方式的变革，阅读组织发展变化迅速，已有的閱读组织都面临着重整和重构，转型升级，以形成适应5G时代的阅读组织生态链，线上阅读社群正在成为一种更为普及的阅读社会组织，阅读组织发展呈现出组织主体多元化、规模扩大化、布局普及化、线上互动即时化、结构融合化、服务精细化、推广专业化、活动全球化等趋势。

作者系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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