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

《不圣潔：白人福音派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圣坛前》

作者：[美] 萨拉·波斯纳（Sarah Posner）

出版社：Random House

出版时间：2020年5月

定价：28.00美元

本书揭示了美国白人福音派运动作为

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运动的实质，

指出他们对特朗普的高支持率乃是历史的必然。

萨拉·波斯纳是美国记者和作家

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以白宫易主而告终，然而抗疫失利导致美国确诊病例突破1500万，死亡人数突破30万的情况下，特朗普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依然得到了47%的选民票。2016年总统大选中有6300万人把票投给特朗普，202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7400万，可见其强大的催票能力。虽然特朗普本人已经成为历史的沉渣，但是以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和反智主义为特征的“特朗普主义”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阴魂不散。

白人福音派基督徒是特朗普的铁杆票仓，在2016年和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在这个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81%和78%，超过了大力支持福音派文化议程的里根和具有福音派身份的小布什。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毕竟，福音派的公开教诲是宗教虔信与道德完善，而特朗普与此格格不入，他对《圣经》知之甚少，曾经被多次指控有不当性行为，公开吹嘘“只要抓住她们的下体”就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不加掩饰地鼓吹金钱至上，侮辱每一个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煽动对“非我族类”的仇恨。这些都和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背道而驰。然而，所有这些都并未阻止白人福音派以空前的热情追随特朗普。波斯纳（Sarah Posner）在《不圣洁：白人福音派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圣坛前》（Unholy： Why White Evangelicals Worship at the Altar of Donald Trump）一书中深入解析了个中原因，她指出，白人福音派对特朗普的高支持率并非悖论，而是历史的必然。

美国福音派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是一个由保守派白人精心打造的新版基督教。创始人桑代（Billy Sunday）定义了该运动的目标：将美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具体而言就是减少移民，维持种族隔离，反对进化论，回击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动，建立一个崇尚白人父权主义的国家，为“镀金时代”的资本主义辩护。1930年代，罗斯福政府在美国推行“新政”，包括扩大政府权力，建立福利制度，并将公民自由赋予少数族群。桑代宣称，“新政”将会摧毁美国传统的个人主义，将美国引入末世，启示录即将到来，耶稣将在审判中回来，而美国人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桑代过于露骨的政治诉求无法适应时代变迁，1950年代，葛培理（Billy Graham）改造了福音派运动，向主流社会靠拢，并且充分运用大众传媒，给福音派教义穿上了流行文化的外衣，但是未改变该运动的初衷。

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判决“隔离但平等”的法律违宪，是刺激福音派积极介入美国政治的起点。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南方各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长期在“隔离但平等”的名义下实施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有色人种不能和白人使用共同的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同样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当然更不可能）、图书馆、体育场、电影院等等。有色人种虽然名义上拥有和白人“平等”的公共设施，实际上质量非常低劣。最高法院的判决推动了美国社会废止种族隔离政策，是民权运动的一大成就，同时也令白人至上主义的信徒如坐针毡。他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取消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为此成立了很多维持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

1962年，最高法院在“恩格尔诉维塔莱案”（Engel v. Vitale）中判决，在公立学校强制祈祷和读《圣经》违宪，理由是涉及确立官方宗教，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这导致了许多基督教私立学校的兴起，它们和维持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1971年，最高法院在“科伊特诉格林案”（Coit v. Green）中判决实行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没有资格获得免税，扼住了其财务咽喉，引起了强烈反弹。白人福音派宣称傲慢的世俗政府一心想要剥夺基督徒的权利。作为回应，他们研究制定专门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律。所谓“宗教自由”的核心理念是“保留拒绝向他人提供服务的权利”。在种族隔离时代，这原本是堂而皇之的特权，学校可以拒绝黑人入学，公交车可以拒绝黑人乘坐，等等。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要拒绝向个人或团体想要排除或是忽视或是惩罚的任何人提供服务，就需要借用宗教自由的名义，声称这类服务违背了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

解读/延伸阅读

《耶稣与约翰·韦恩：白人福音派如何腐蚀信仰分裂国家》

作者：[美] 克里斯汀·科布斯·杜梅兹（Kristin Kobes Du Mez）

出版社：Liveright

本书讲述了美国白人福音派对男权和父权的推崇，以及他们和特朗普的政治结盟。

《权力崇拜者：宗教民族主义危险崛起之内幕》

作者：[美] 凯瑟琳·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

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

本书揭示了美国基督教右派如何对美国民主制度和准则发动政治战争，试图建立政教合一的“基督教美国”。

1973年，最高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中判决堕胎合法化，在另一个维度上激发了白人福音派介入政治。他们认为最高法院的此项判决侵犯了胎儿的“生命权”，从此在选举中积极支持反堕胎的候选人。事实上，胎儿的“生命权”只是一个借口，白人福音派的真正目标是通过否定女性对于生育的选择权，来维系传统的性别角色，维护男性霸权。

作为一个由政治诉求主导的宗教运动，白人福音派运动缺乏真正的神学理论。美国政治评论家格尔森（Michael Gerson）2018年4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撰文指出：“天主教徒必须思考多种因果关系……如果你想要反对堕胎，你就必须反对对移民的非人化待遇。如果你批评安乐死让生命贬值，那么你必须批评种族主义践踏人性价值。如果你想支持传统家庭结构，那么你必须支持扩大医疗保健。反之亦然。整个教义要求一个广博的、逻辑自洽的正义观;当这种正义观得到忠实应用之时，它就跨越了美国政治派别的类型和宣传口号。当然，美国天主教徒经常置天主教社会思想于不顾。但至少这个思想体系是存在的。福音派教徒缺乏一个类似的传统，连一个可以被忽视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在神学上荒腔走板的白人福音派运动其实是打着宗教旗号的政治运动。

虽然存在少数反例，但是白人福音派总体上秉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基督教民族主义主张基督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成功反映了上帝对世界的最终计划，联邦政府应该宣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倡导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民族主义渴望回到“虔诚”的过去，当时只有白人是真正的美国人，妇女恪守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存在同性恋者，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不存在劳动法以及对税收、环境和金融的监管。这些都是上帝对美国这个特殊国家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正面临着被世俗主义、多元文化和女权主义摧毁的危 险。

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其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契合了白人福音派对于“基督教美国”的愿景，令后者额手称庆。然而，世易时移，随着多元文化在美国日渐盛行，在1970和1980年代曾经自诩为“道德的大多数”的白人福音派日渐成为美国社会的少数派。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沉重打击。2015年，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国范围内合法化，更是令白人福音派感到命悬一线，因为他们认为“性少数群体”（LGBTQ）不应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权利。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宗教自由”来保护自己拥有歧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紧接着，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临界点上，他们遇到了异军突起的另类候选人特朗普。

特朗普与福音派公开教诲的宗教虔信和道德完善格格不入，但是白人福音派的说法是，在《圣经》中，上帝曾经选择了波斯国王居鲁士来帮助流亡的犹太人回归和重建耶路撒冷;特朗普或许不是基督徒，但他正在被上帝选择用来重建基督教美国。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从意识形态角度支持特朗普的主要是两个群体：白人福音派和“另类右派”（alt-right）。“另类右派”是美国社会中位于建制右派保守主义之外的极右派，其特征是公然鼓吹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声称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构成了对“白人美国”的致命威胁。很多“另类右派”人士对宗教不感兴趣，绝大多数白人福音派信徒也不会像“另类右派”人士一样挥舞三K党旗帜，参加纳粹集会。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群体，波斯纳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白人福音派和“另类右派”都崇尚白人至上，反对多元文化和民权运动，都对白人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成为少数派的前景感到恐惧，都把移民和少数族裔当成替罪羊，都渴望尽可能控制权力杠杆。这两个群体都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只不过，“另类右派”无所顾忌地拥抱法西斯主义，白人福音派则使用了貌似无害的“宗教自由”话术。2016年特朗普竞选活动的主要策士班农（Stephen Bannon）希望实现这两个群体的融合，为特朗普缔造牢固的政治基础。

特朗普上台以后，白人福音派得到了丰厚的政治回报。特朗普任命了一大批政治官员取代职业官僚来执行有利于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建立了“良心和宗教自由”部门，允许医疗从业者，例如护士，选择不参与基于宗教立场反对的项目，如堕胎或绝育手术。该部门邀请医疗從业者对医院和州提出投诉，并且惩罚他们认为侵犯了这些人“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医院甚至州政府。2020年1月，特朗普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每年一度的号称“为生命游行”的反堕胎集会现场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

更为深远的影响发生在司法维度。特朗普先后提名并由参议院确认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令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从4比4（存在1张摇摆票）变为6比3;他还提名并由参议院确认了200多位联邦法官。2020年6月，在“埃斯皮诺萨诉蒙大拿州税务局案”（Espinoza v. Montana Department of Revenue）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不得将宗教学校排除在州奖学金税收抵免项目之外，打开了州纳税人资助私立宗教学校的大门。

也是在2020年6月，最高法院在“博斯托克诉乔治亚州克莱顿郡案”（Bostock v. Clayton County， Georgia）中判决“1964年民权法案”不只保护性别平等，也保护“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这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之举，但是它又为针对这类群体的就业歧视保留了一个后门，宣称可以出于保护雇主的“宗教自由”而搁置“性少数群体”的就业权利。

在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期间，白人福音派的表现可谓歇斯底里。他们发起了很多针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诉讼，反对居家令和对大型聚会的限制，理由是它们侵犯了教会成员聚会的宗教自由。最高法院也推波助澜，在2020年11月以5比4判决禁止纽约州以对抗新冠疫情为由限制宗教活动，这一判决的出台是因为特朗普政府把保守派法官巴雷特（Amy Barrett）送进了最高法院，取代去世的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此前最高法院曾支持加州和内华达州限制宗教活动的同类措施。

白人福音派对疫情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朗普在4年执政期间一直告诉他们，不要听信制造“假新闻”的主流媒体，不要听信密谋政变的“深层国家”（实为理性化的建制力量）。他们深信主流媒体和“深层国家”夸大疫情，只是为了抹黑特朗普的政绩。

历史学家萨顿（Matthew Sutton）在2014年出版的《美国启示录：现代福音派运动史》（American Apocalypse： A History of Modern Evangelicalism）一书中指出，福音派将《圣经·启示录》理解为对于即将发生的末世论危机的预言，这种解经传统和美国的右派保守主义存在深刻的关联。两者都拒绝协商和沟通，都总是在寻找敌人，与美国民主政治强调妥协、共识的实用主义传统大相径庭。白人福音派锻造了一种绝对主义、沉溺于敌我思维、相信阴谋论的激进政治，这决定了他们以一种荒谬而愚蠢的姿态应对新冠疫情，最终自食其果。

虽然美国人口结构转型、宗教式微的大趋势无法阻挡，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负隅顽抗的白人福音派仍然拥有在美国社会制造“王者”的巨大潜力。一个特朗普倒下了，下一个特朗普还可能再度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