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 雪 飞

(华东政法大学 刑事法学院，上海 200050)

一、误读与澄清：“自愿性”相关理论的反思

(一)“自愿性”二元模式的困境

在现行制度下，自愿性的审查更趋向于二元模式，即将认罪认罚的主观状态局限于“自愿”或“非自愿”，两者呈现出“非此即彼”的关系。前者的存在是认罪认罚所追求的前提条件，而后者的存在却是对该制度正当性的挑战。从宏观上来说，二元模式不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都并非完全“自愿”或“非自愿”的，而是无数压力作用下的结果，这些压力有的来自行为人内部的心理因素，也有的是来自外部的客观因素。

当自愿性这一内容落入实践之初，美国理论界就已经意识到正面定义自愿性的困难，所以反其道而行，对自愿性作出了如下两种反向定义：(1)“自愿性”不是通过偏见、恐惧或希望获得某种优势(由权威人士提供的)而形成的主观状态。“非自愿”应包含两种要素，分别是偏见、恐惧以及对某种利益的希望。(2)“非自愿”是指行为人由于思想和意志受到任何不正当的影响，导致作出违背自己意愿的行为。该观点认为，第一种定义所包含的两种要素只是“不当影响”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并没有囊括所有可能产生不正当影响的因素[1]。

如果将上述“非自愿”的定义落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那么大多数认罪主体的“自愿性”将会大打折扣，原因之一在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本身就是一种“利诱”，如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那么其人身自由状态可以从羁押的强制措施变为非羁押措施，同时也可因此获得宽大处罚以及不受冗长的诉讼程序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