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100 )

从1985年的中篇小说《爆炸》到2009年的长篇小说《蛙》，莫言对计划生育题材的思考和写作经历了并不短暂的时期。虽然在《爆炸》中已经出现作为妇科医生及手术负责人的“姑姑”，也出现了回乡动员妻子执行计划生育的当事者“我”，但其主导精神仍然是一种“爆炸”式的感觉和情绪。这也是莫言在那个特殊的中国文学时段所表现的主要特色。其中，计划生育事件至多是展开叙事的一个虚化的背景。而在《蛙》中，计划生育事件已经走上前台，成为所要反映的对象本身；其主旨在于“写人”，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姑姑”和返乡的“我”也就成为所要表现的主体。

一

《蛙》以剧作家蝌蚪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写信的方式结构故事和人物，与写作内容相得益彰。小说所讲述的正是计划生育中的“中国故事”，所表现的正是计划生育中的“中国人”。“中国故事”以其独特性不一定融入“世界”，而“中国人”必将凭借其普遍价值而融入“人类”。莫言在这部作品中创造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独特的女性形象——姑姑，这是一个处于历史语境与伦理叙事裹挟中的悲剧式人物。本是接生过无数新生命的妇产科医生，而在当代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历史叙事中，却成为不断限制甚至扼杀新生命的“计生主任”。相应地，姑姑也就从一个让人有口皆碑的“活菩萨”转换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活阎王”(1)莫言：《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60页。。

在执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姑姑为什么能够义无反顾、残酷无情，甚至大义灭亲、不惜流血，哪怕面对一连串的生命死亡也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