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秀，李瑞花

(太原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自1992年194个国家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起，全球气候治理被重视起来，国际气候治理机制也得以发展。全球气候减排大致经历了“自上而下”的强制减排、“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减排和“自下而上”的自主减排三个阶段。2015年后，全球气候治理进入《巴黎协定》的“落实和行动”阶段，后巴黎时代也随之到来。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的出现和民粹主义的兴起，全球气候治理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后巴黎时代全球气候治理的困境

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之后，全球气候历经了马拉喀什大会、波恩大会、卡托维兹大会和马德里大会。马拉喀什大会上各缔约方国家就继续坚持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共识。波恩大会上通过了名为“斐济实施动力”的《巴黎协定》后续实施细则草案，但在资金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僵持无果。卡托维兹大会通过了一揽子全面、平衡的成果，落实了《巴黎协定》部分条款要求。马德里大会就《巴黎协定》遗留的个别问题进行了谈判，分歧聚焦在碳排放权市场核算机制上，谈判结果让人失望。整体来看，近几年的气候大会进展比较缓慢，争议较大的问题都被搁置，2020年前的资金承诺迟迟落实不了，至于2020年后两年的定期通报，其数额是否能填补“旧账”，只能说形势不容乐观。目前全球气候治理出现了一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治理主体多元但权力真空

全球气候治理主体大致包括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全球市民社会(包括非政府组织、市民运动、次国家行为体及大众舆论等)[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