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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神圣”思潮与沈玄庐的诗歌创作

2021-02-01张梦傅华

绥化学院学报 2021年6期

张 梦 傅 华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9)

新诗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突破口,涌现出大量描写“劳工神圣”思潮的新诗,如朱荣泉的《劳工神圣》、唐隽的《快活的劳工》等。但这类诗歌,往往仅停留在歌颂劳工,美化劳动上,并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在这类白话诗的创作中,刘大白和沈玄庐的诗歌创作较具社会意义,算是“劳工神圣”思潮系列中的“急先锋”。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专门从“劳工神圣”思潮这个角度来探讨沈玄庐的诗歌创作,并分析沈玄庐此类诗歌创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影响。

一、“劳工神圣”与新诗表现

沈玄庐作为一个社会改革家和政治活动家,对“劳工神圣”思潮的书写具有鲜明的社会导向意义。在1919年,他就在《星期评论》上发表《诗与劳动》一文,针对周作人、康白情等人的“诗是贵族的”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从《击壤歌》开始,一直到《诗经》,引用大量文学作品来进行详细论述,断言“贵族中人没有诗,不是劳动者没有诗”[1](P132)。并且,他还强调劳动不仅对社会创造具有重大意义,还是文学作品的源泉和动力。此外,他以《星期评论》和《民国日报·觉悟》为营地,写了大量反映“劳工神圣”思潮的新诗,如《劳动世界歌》《农家》《工人乐》《富翁哭》等。“劳动者作为物质财富与精神文化的双重创造者的身份,与其在现实生活中地位与遭遇之间的反差,构成了沈氏新诗的内在张力。”[2](P46)沈氏诗歌创作,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诗歌写作不只是停留在对“劳工神圣”思潮的盲目称赞上,也旨在抒写劳工的悲惨命运和其被剥削的事实,以此引起社会对劳工人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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