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晓华

（1.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镇江分院，江苏 镇江 212028；2.镇江市高等专科学校 文旅学院，江苏 镇江 212028）

《三国演义》[1]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名著，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其丰富的内容也备受关注。然而《三国演义》与运河文化的关系却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中国利用运河运输和灌溉的历史很早。[2]614三国时期魏国和吴国重视开挖疏浚运河，充分利用运河优势以达其军事、经济和巩固政权等目的。《三国演义》一书诞生于元末明初，具有运河流域的文化背景，带有特殊时期特定区域的文化烙印。从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和地理背景上考察，《三国演义》与运河文化关系密切。

一、运河流域发达的水运促进三国鼎立：《三国演义》成书的历史基础

中国很早就开始利用运河，在古代水路运输有巨大的优势，大批物资和人力可以通过运河快速运到既定地点。三国时期，除蜀地多山难以大规模兴修水利外，魏国和吴国均充分利用修挖运河的优势，扩充实力，最终形成称霸一方的格局。

曹魏修挖多条运河，形成发达的水上通路。曹操为了攻打占据邺城的袁绍残部，于建安九年（204）春正月开始治理白沟。“汉建安九年，魏武王……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3]145，使白沟水量大增，行船能力提高，便于军事行动。这是曹魏政权实施战略意图的关键一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首先，白沟东北流，漕运可以直逼袁尚的根据地—邺城，若攻下邺城，可使曹操无军粮不继之忧。其次，白沟的挖通为以后整个华北平原运河水系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曹操占据邺城后，于建安十一年（206）命董昭继续开渠，《三国志•董昭传》记载：“邺既定，以昭为谏议大夫。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5]366《三国志•武帝纪》也有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5]22平虏渠故道，相当于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的北段，泉州渠在天津海河上，泉州渠向南与平虏渠联系，后又开挖新河和利漕渠，直达邺城。[6]

曹操开凿的人工运河纵横于河北平原，人工运河开通后，中原地区的船只可从黄河进入白沟，与滹沱河相通，经平虏渠进入泒水通潞河，经泉州渠入新河、滦河，向东经滦河可入渤海，向北可达辽西。河北重镇邺城成为漕运四通之地，由白沟向南入黄河可转江淮，向北通平虏诸渠以达边陲。正如古人所说：“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①据《太平御览》卷161相州条引《后魏书》记载：“文帝太和十八年卜迁都，经邺，登铜雀台，御史崔光等曰：‘邺城平原千里，漕运四通……请都之。’”转引自姚汉源：《中国水利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9页。曹操在河北平原的战争方略得以实现，军事征讨节节胜利，政治军事实力迅速膨胀，成为中原地区的霸主，北方政权得到稳固。曹魏政权在北方开挖的运河，也为开凿隋唐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此外，曹魏政权在黄淮和江淮流域也修筑了大量的运河工程，《资治通鉴》中引邓艾语：“‘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出征，运兵过半，功费巨亿……益开河渠以增溉灌，通漕运……以此乘吴，无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岁，始开广漕渠，每东南有事，大兴军众，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余而无水害。”[7]据史书记载，曹魏修建的运河有“贾侯渠”“讨虏渠”“广漕渠”“淮阳渠”“百尺渠”等[8]。这些运河除了便于运兵运粮之外，也有利于屯田和灌溉，发展经济，巩固政权。

孙吴政权位于江浙一带，这里河网密布，水运通达，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云：“自是（禹抑洪水）之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2]614江南“古吴水道”形成于春秋时期，即太湖流域可通航的水道，主要以苏州为中心，南达嘉兴，北通丹阳。在秦始皇东巡会稽期间，又“开凿了今天丹阳至镇江的丹徒（曲阿）水道和今天杭州至嘉兴的陵水道，初步形成了江南运河水运网的雏形”[9]。两汉时期，继续开挖运河，至汉末时，江东地区河网密布，水运发达，航运效率与灌溉效率都很高。《三国志•吴书》记载，孙策攻城略地，平定江东，收吴、会诸郡，水陆并进，才迅速建立起在江东和江南的势力范围。[5]918-1092《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5]760此“险”亦指孙吴的地理之便。

孙权迁都建业之后，为巩固政权，提升战斗力，继续开挖运河，如吴赤乌三年（240）开“运渎”“城西南至秦淮，北抵仓城”；赤乌四年（241），凿“青溪”“（孙权）诏凿东渠，名青溪，通城北堑潮沟”，引玄武湖水至秦淮河，沟通南京与长江，遇有战事，则置栅为固；开“潮沟”，以引江潮。[10]33-36孙吴开运渎，凿潮沟，穿青溪，引水入城中，在灌溉、运输和防卫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世诗歌如“舳舻衔尾日无虚，更凿都城引漕渠”[11]，“运渎犹留一线存，铁窗棂亦水西门。青溪派与秦淮合，幸此分流泄涨痕”②王东培：《冶西杂咏》，见周瑞玉主编：《藏书》第5期，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2008年出版，第34页。等，都是歌咏南京城内的运河。

孙吴在句容又开挖破岗渎，开辟长江之外的南京至镇江通道。《三国志》载：“赤乌八年（245）八月，（孙权）遣校尉陈勋将屯田及作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云阳西城，通会市，作邸阁。”[5]955镇江距离南京近，是设防的重要关卡。“自孙吴以来，东南有事，必以京口为襟要。京口之防或疏，建业之危立至。六朝时，以京口为台城门户，锁钥不可不重也。”[12]破岗渎开凿的作用很大：一是连接南京和镇江丹阳，使运道缩短，免除长江航行之险；二是加强南京与镇江等地的联系，使南京远可攻、近可守，避免来自于曹魏的江上军事威胁；三是沟通南京和太湖、杭州湾等地区，提高漕粮运输和经济运行能力等，由此孙吴才能坐断东南，尽享运河之利，政权也较为持久。

《三国演义》一书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加以敷演，一些内容或为虚构，但三国鼎立的事实确无异议。正因为运河的便利交通，使魏、吴二国军队的战斗力得以保障；而同时运河的灌溉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促进了农业生产和经济增长，因此曹魏和东吴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而蜀汉政权则尽享天府之国的富庶，于是三国鼎立局面迅速形成。可以说魏、吴二国充分利用了运河的利与势，完成了军事扩张和政权巩固。《三国演义》一书也便有了故事的源流和历史基础。

二、运河流域通俗文学的繁荣发展：《三国演义》成书的文学基础

隋唐大运河的南北贯通不仅带来了经济繁荣，也促进了文学发展。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13]39通俗文学也是从唐代开始才有了新的开端；宋时“说话”成为专门技艺和固定职业，通俗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宋室南渡，杭州继续延续开封的“说话”之风，市民文学发展迅猛。元代大运河截弯取直，先后开通了山东济宁到东平的济州河，东平到临清的会通河，北京通白河的通惠河等。[14]运河改直后，东平既成为运河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成为新的俗文学创作的重镇。明清时期国家仰赖漕运，漕赋多半取自东南，[15]于是，运河流域的通俗文学出现了辉煌局面，明清小说成为一代文学之象征。

大运河航运为运河城市的通俗文学的发展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发展了商品经济、壮大了市民阶层、繁荣了文化市场等，俗文学得到了蓬勃发展。如山东东平是元代重要的运河城市，“来往的舟船，过往的客商营贩，昼夜不息，东平由此成为元代中原地区最大的繁华城市之一”[16]。商业带动文学，东平成为元杂剧的活动中心，如高文秀、李好古、赵良弼等戏剧作家诞生于此，并形成了东平特有的戏曲风格。燕南芝庵《唱论》记载：“凡唱曲有地所：东平唱〔木兰花慢〕，大名唱〔摸鱼子〕，南京唱〔生查子〕，彰德唱〔木斛沙〕，陕西唱〔阳关三叠〕〔黑漆弩〕。”[17]元代许多东平籍作家沿大运河南下到江南生活或做官，如徐琰、顾仲清、张寿卿等。“这些作家的青少年时期，多在东平度过，接受府学教育，进行戏曲创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都出仕江南，且多在江浙、杭州一带，他们把杂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带到南方，带到杭州”[18]。《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也是东平人—关于他的籍贯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主要“集中为‘东原’说与‘太原’说之争”①“东原”说的主要依据是《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版本“嘉靖本”序言中记罗贯中为“东原人”，现存明代刊印的罗氏其他作品也多有记为“东原罗贯中”者，东原即山东东平县，沈伯俊等先生持此论。“太原说”源于《录鬼簿续编》中有一处 “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孟繁仁等先生持此论。参见韩伟表：《罗贯中籍贯研究述评—〈三国演义〉文献学研究之一》，《中华文化论坛》2001年第1期，第70—74页。。沈伯俊先生倾向于“东原（山东东平）”说，[19]笔者认为“东原”说更具说服力，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采用此说，袁先生认为罗贯中“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祖籍东原（今山东东平），流寓杭州”，“生活在元末明初，约在1315至1385年之间”，且是“有志图王”者。[20]

东平是水浒故事的发源地，至今仍有梁山水泊故址遗存。这里曾流传大量的水浒戏和三国戏，以及活跃着平民色彩浓厚的多种戏曲，[21]罗贯中自小就深受这种文艺氛围的熏陶，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后来他又在淮安、扬州、苏州、杭州、宁波等地生活过，这些地方均是重要的运河城市，且当时的杭州、扬州和淮安还是俗文学的发展中心，宁波慈溪的文学活动也很兴盛，罗贯中曾到此拜学者赵宝峰为师。[22]运河城市南北水路相连，人烟辐辏，商旅往来，市民文学市场繁荣。可以说“古典长篇通俗小说的发祥地是运河城市，运河城市是话本及通俗小说的策源地和培育通俗小说家的摇篮”[23]。从隋唐开始，三国故事一直是民间文艺创作中最重要的题材之一，在运河城市中广泛传播。元代有名的杂剧作家基本都创作过三国戏，且种类较多。“据《录鬼簿》、《录鬼簿续编》、《太和正音谱》、《曲录》等书统计，有关三国故事的元杂剧约有六十种。”[24]12《全相三国志平话》在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之前已经刊刻流行，它将众多三国故事按时间顺序串联在一起，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4]13-14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时代正是通俗长篇小说兴盛的时代。“通俗长篇小说反映了运河城市兴盛的历史轨迹，给文学叙述增添了新的样式，成就了明清小说艺术的辉煌。”[23]《三国演义》无疑是这辉煌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三、运河流域文化的尚侠重义精神：《三国演义》成书的价值基础

运河流域文化有阳刚尚武之风，“燕赵多义士，齐鲁重豪侠”就是其侠义精神的写照，而吴越之地又是“好武习战，高尚气力，精兵之地”[25]，自古就有尚勇的传统。因此，运河文化的价值取向异常鲜明，多以尚侠重义、肝胆相照、重信守诺等为主，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侠”和“义”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据《中庸》引孔子云：“义者，宜也”[26]，“宜”为“适宜”之意；《孟子•离娄》记载：“义，人之正路也”，“乃天理之当行”[27]。据罗立群先生考证：侠有“游侠”“卿相之侠”“武侠”“文侠”之区分，侠的精神内涵为“义”，尚侠重义、舍己助人、诚信守诺等，是其“侠义精神”。[28]侠义精神本是江湖侠义文学的主题，《三国演义》是史传小说，七实三虚，按常规讲小说的主题和审美应该符合封建正统观念和士大夫审美习惯，但不尽然，其实它“还深层地反映了一种儒家传统文化和江湖侠义文化的碰撞与融汇”[29]。《三国演义》一书崇尚侠义，肯定孤勇，具有大众审美趣味，带有武侠小说文化的价值取向。

“桃园结义”的故事颇具侠义色彩，表现的是朋友、兄弟间意气相投、患难与共、平等相待、恪守信义的侠义精神，这一故事在《三国志》和其他史书上是没有的，作为《三国演义》的故事开篇，可谓意蕴深远，这为刘、关、张三人命运留下了伏笔和线索。从“桃园结义”起至三人离世，他们均是“忘其君臣而直称兄弟”。刘备称帝后，张飞因刘备没有及时出兵为关羽复仇，出口即是责备，将兄弟之情置于君臣伦理之上，刘备也没有感到不妥，他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1]461也是将兄弟之义置于君臣之义和国家大业之上。刘、关、张数十年始终如一践行这一道德承诺，最终实现了“桃园结义”立下的生死与共的誓言。正因为刘、关、张崇尚侠义，有的学者将他们称为“侠的集团”[30]。而罗贯中所著《宋太祖龙虎风云会》杂剧中也有一段关于宋太祖与赵普等结为兄弟时的对话，赵匡胤说：“虽古之关张，不过如此。”[31]在罗贯中看来，他认同这种理想的君臣模式，不在意森严等级，而在情意相投、同声共和，这也正是侠义文学注重的品质。《三国演义》中蜀国君臣多重义，刘备好结交豪侠，行事以义为先。关羽更是义绝的代表，义是他行事的前提和基础，他“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等一系列行为都是行兄弟之义；华容道义释曹操，宁可放虎归山，也不做无义之人，这明显有悖于忠义精神的做法，却被读者所接受和称赞。这充分说明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所表现出的侠义精神的审美取向是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的。诸葛亮用一生诠释英雄大义，他原本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但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他殚精竭虑，数度北伐，几出祁山，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足见其英雄与侠义之风。而“在最早的三国故事长篇小说、元代刊刻的《三国志平话》中，诸葛亮身上有很多江湖侠气和道术之气……他身上有一种直接动手的尚武之气，有一种昂扬的任侠之风”[32]。可知诸葛亮之英雄侠义也是有渊源的。

罗贯中《三国演义》对人物的评判常着眼于“侠义”“仁义”等道德品质。其“尊刘反曹”倾向，也是尊侠义反不义的表现。刘备为人多侠义之心，爱护百姓，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33]；曹操是多行不义的典型，“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成为他“乱世奸雄”的文化标签，①“曹操，在罗贯中的眼中不过是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阴险枭雄，故对其言行、人品多作贬笔。”参见黄淑贞：《用年表读通中国文学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第323页。所以有道德的谋士也不肯帮他，如“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而孙吴的君臣都推崇尚武任侠、忠勇好义之人格精神。孙策有“小霸王”之称；孙权果敢仁义，胆略超群；周瑜推荐鲁肃时说他慷慨好施，好击剑骑射，有侠义精神。罗贯中设计的孙夫人帮助刘备返回荆州情节，也借鉴了洪迈《夷坚志·侠妇人》的内容[34]。这些都是作家奖掖英豪、崇侠尚义的道德倾向的流露和对其价值的肯定。尽管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原本我们已经看不到，但在研究中发现“存在这样一条主线：由《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再到嘉靖元年本，最后到毛宗岗本，这条主线的特点是文人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民间虚构的情节越来越受到淘汰”[35]。真实的情况也许更复杂，但可以想见罗贯中原本的《三国演义》中平民色彩更强，尚侠重义精神更突出，而这种侠义精神正是武侠小说的特质。

三国戏、《三国志平话》中的多数情节类似于武侠小说，为戏曲作家、说话艺人和受众者所喜爱，其思想倾向如鲁迅所言取决于普通民众的审美倾向，不在《红楼》而在《三国》《水浒》，随后更转向侠义故事：揄扬勇侠，赞美粗豪。[13]172有运河流域生活背景的罗贯中参与创作了《水浒传》，当他写《三国演义》时，又接受通俗文学中的诸多侠义故事，“通过采纳史书、民间传说的侠义事迹并进行加工虚构，展示了主要侠义人物侠义精神的各个方面……形成全书尚侠颂侠的主导倾向”[34]。因而在史书和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完成的《三国演义》，实则是在运河文化推动下的集大成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来的侠义叙事与美学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精神特质是褒扬侠义和英雄，这也正是运河文化的重要内涵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