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国颂

浦玉生是我多年且很好的文友。2014年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我以为那是他长此以往夙兴夜寐，一种执着、一种坚持的成就。在《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读后，我写下了《结在藤蔓上的硕果》，那是代表读者的一种认同。

时间不长，我手头又添了一本浦玉生的新作，这就是《湖海散人——罗贯中传》。

关于《湖海散人——罗贯中传》、关于怎样写作并研究罗贯中的，浦玉生在他《湖海散人——罗贯中传》的引言与后记已经写得很详实了。而对于读者，更多在乎的则是一本《湖海散人——罗贯中传》能带给我们什么。这与读书的功利扯不上边。读书开眼界、长学问，知道《三国演义》、也想了解其作者罗贯中何许人也，这对于通读、熟读并热衷《三国演义》的读者来说，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可惜，多少年来，正史上关于罗贯中的记载，十分有限。“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所终。”寥寥几个字，关于罗贯中仅有的一点介绍，直到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等人才在浙江宁波《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中搜寻到一点线索。由此伸展，对罗贯中要“窥一斑而见全貌”，其难度可想而知。“我研究罗贯中是从研究施耐庵开始的，寻踪施耐庵已经整整30年过去了，而对罗贯中寻踪的研究则始终与研究施耐庵相伴左右，其间经历了蜜蜂采花、蜘蛛织网和蛾蛹化蝶的过程。”浦玉生先生在谈到他如何写作《湖海散人——罗贯中传》时如是说。

罗贯中生活的元末明初，其时代背景颇似三国时期，政治形势复杂多变，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对民众生活和心理造成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罗贯中一生的生活与写作无疑脱离不开他那个时代。在有关历史上对罗贯中记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写好罗贯中“这一个”，浦玉生不得不广泛阅读史籍、走访三国古战场，从见诸于历史笔记、文物、口碑等入手，研究罗贯中的交游，梳理罗贯中一生求学、经商、从戎、著书的人生轨迹。依然如研究施耐庵一般，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挖掘一切有价值的史料，再将若干历史“碎片”以“三重证据法”拼贴、复原出一件《湖海散人——罗贯中传》这样的“元青花”。

罗贯中身世复杂，但究其一生，仍因写作《三国演义》而享盛名。 纵观罗贯中的作品可以发现，他的小说，戏剧都是以“乱世”为题材的，中国历史上共有七个分裂的时代，罗贯中就写了三个时代。《三国演义》描写的仍然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晋武统一中国为止近100年的动乱史。可以说，罗贯中是描写乱世文学的专家，他的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幅触目惊心的“乱世纷争图”，这些作品大都表现了一个相近的共同主题，就是通过对封建社会前期著名“乱世”的描写，客观反映了乱世中人民灾难生活的痛苦以及封建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和地主阶级的凶残、自私的本质;从而表明了黎民百姓对明主贤臣、开明政治与和平、统一、安定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罗贯中不可能对那种“乱世”现象作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用当时流行的“天运循环”的观点，得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结论，这个结论也几乎成为他作品中统一提示的“兴亡之理”。

罗贯中如此写“乱世”，浦玉生又怎样从罗贯中的乱世文学、乱世身世中，溯源而上，写作《湖海散人——罗贯中传》的，则成了我们带着疑问读《湖海散人——罗贯中传》需要细细探究的地方。

罗贯中因为《三国演义》而成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巨匠，写罗贯中的一生不可能也不应该回避《三国演义》。这里就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不能把《三国演义》与罗贯中分开，因为没有《三国演义》就没有罗贯中的成名，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为罗贯中立传，只仅仅围绕《三国演义》来写罗贯中，无疑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读《湖海散人——罗贯中传》等于又读了一遍《三国演义》，那样的话，写出来的“罗贯中”显然会流于图解，造成罗贯中形象的单一和片面。这就带来一个悖命题：到底是《三国演义》成就了罗贯中还是罗贯中成就了《三国演义》？罗贯中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他是它的主宰和全部，而《三国演义》却不能涵盖罗贯中的一生。所以作者在详写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相融相合、影踪不离的同时，更是善于从罗贯中的平生经历中挖掘出“这一个”的独特故事，以强化罗贯中的鲜明个性形象。象第二章节“经商岁月”中的“骗子赎当”、“夺镯揭被”、“买缸保盐”、“饭粥之间”等关于罗贯中的生活段子，无一不以传记的细节塑造，刻画罗贯中机智、刚正的形象。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一生集大成之作。罗贯中生活的动荡时代、书会中无数的历练，使得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有了很多的机会和很大的把握。而透过《三国演义》看罗贯中，我们又不得不佩服浦玉生是怎样使罗贯中游走于“三国”并使其在“传”里活起来的，一种虚实结合、以点带面的手法，这就是为罗贯中列传，做到既借助《三国演义》，又跳出《三国演义》。关于罗贯中生平记载的故事史料极少，如果在此纠结，列“传”下去几无可能，这个时候，作者只有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不错，传记文学是要强调客观与真实，所以在《湖海散人——罗贯中传》里，我们看到了作者选材上的严谨，即坚持“无一事无来历”的宗旨，凡传中涉及罗贯中的种种事件，包括一些细节，均有文献根据，绝不凭空捏造。而同时，作为一本文学传记，写作规则也从未拒绝想象，这个时候，读者在《湖海散人——罗贯中传》里，就会沉迷于作者把关于罗贯中的一些客观的存在演绎成的故事里，这样既增强了传记作品的文学性，同时也提高了作品本身的可读性，可谓一石二鸟，事半功倍。

当然写作《湖海散人——罗贯中传》仅有若干故事的架构还是远远不够的，列传作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它同样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和事件的叙述有很高的要求。《湖海散人——罗贯中传》的写作也遵循了这一点。 即有意识地在罗贯中的生活中取其典型片断，让“传”与“形”“情”与“节”既互为实证又在实证中让“传”存活。象第一章节“童年时光”中，作者就有意识地抓取了罗贯中小时候的拆字、饮酒、拜师等细节故事，以表现出罗贯中才智上的出类拔萃。第三章节“书会才人”中写罗贯中如何结识当时写传奇的高手贾仲明、如何痴迷三国中的早期人物、又如何拜师耐庵等等，这些都为记述罗贯中后来为什么写作成功《三国演义》作了很好的铺垫。

许是长期研究《水浒》、施耐庵的缘故，浦玉生继而研究《三国演义》、罗贯中，依然是串联与并联的方法，由研究《水浒》而研究《三国演义》，由研究施耐庵而研究罗贯中;由《水浒》中的情节看到《三国演义》中的类似。在为罗贯中列传的写作过程中，也依然脚踏实地、重考证与挖掘、发现，将罗贯中的阅历与三国情节有机融合。像《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章节如“长坂之战”、“舌战群儒”、“街亭失守”等，都在《湖海散人——罗贯中传》里或多或少出现过阐释与印证。甚至连三国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发生发展在搜寻罗贯中生活材料中也能得到实证。还有象《三国演义》中出现的一些地名，包括罗贯中为什么将《三国演义》里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地放在那里，《湖海散人——罗贯中传》里也都有所考证。其实说到底，浦玉生写作《湖海散人——罗贯中传》同样也是一次发现、破解《三国演义》密码的过程：罗贯中开始写《三国演义》，常常学习借鉴《水浒传》，所以《三国演义》中有《水浒传》的明显痕迹：一是刮骨疗毒;二是忠奸分明;三是英雄与酒;当然，施耐庵作为罗贯中的恩师，还是希望罗贯中能走出自己的路子。所以到后来，我们看《水浒传》就很佩服其中的细节刻画和人物心理描写，而《三国演义》却也在战争场面、语言风格的表现特色上表现出了大手笔。

一个长期研究《水浒》，并对《水浒》作者始终充满探究的人，在写成《施耐庵》后，一个华丽转身，终于又让我们读到了一部《湖海散人——罗贯中传》，我知道，这同样是浦玉生几十年磨一剑的工夫。可以想象，磨剑的过程漫长而艰难，真可谓“耐得住寂寞，做得了学问。”值此玉生新作《湖海散人——罗贯中传》推出，我当再次击掌，以表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