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虹

(绍兴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News”，意为新闻，即消息，是对近来发生的事件的报导，其内容对某些人来说是新信息，该用法于1423年首次出现，于1500年以后广泛使用。[1]虽然“news”一词诞生于1423年，然而，新闻这个概念对人们而言却并不陌生，也许这个概念随着人类的诞生并开始对新事物产生好奇心的那一时刻起，就已经产生了。虽然现在人们提起新闻，最先想到的是报纸、电视以及互联网等传播新闻的媒体，但是，在早期现代时期的英国，新闻多是通过旅行者的口述或者给亲戚朋友写的信件来传递的，这些信件被叫做“新闻书信”(“newsletter”)。“新闻书信”是现代意义上报纸的雏形，在分析新闻与报纸之间的关系时，夏伯(Matthias A. Shaaber)指出：“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而是新闻创造了报纸。”[2]

一、早期现代时期英国的新闻书信与小册子

英国新闻业的发展与商业资本发展同步进行。早期商业资本家为转移投资和商品，获得最大利润，他们需要获得关于战争、疾病以及英国对外政策变化的最新消息。即使他们获得消息的途径遭到破坏，他们也需要了解这一状况。在中世纪时期，知识被认为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消息与新闻属于以国王为代表的特权阶层。因此，在英国印刷术出现以前，新闻由富人、贵族和高级神职人员把持，通过信使由口头或者手稿传递。而更多信息是由旅途中的人们传播的，这些人包括旅行者、商人、士兵和其他冒险家。

航海技术的发展、地理大发现引发的世界版图的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商业交通的扩展使得整个世界充满了活力。[3]7-8在文艺复兴时期新闻书信这种写作形式特别流行，留在国内无法远行的人们就通过旅行者的新闻书信了解外面的世界。

手抄的新闻书信与小册子(pamphlet)可以说是英国报刊的最初形式。这些书信最初在欧洲大陆的邮政驿站和贸易路线流传，然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新闻书信能够被人们大声朗读、传阅或者抄写，因此适合在更加广阔的公众范围内传播。私人信件、公告以及口头传播的信息内容等也被写进这个新闻信息大杂烩中，被不断印刷和销售，一方面为了娱乐，另一方面是为了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4]

报纸(newspaper)，即当今意义上每日或每周发行的出版物，直到1670年才出现。[1]在这以前，英国的早期新闻大多通过小册子传播。小册子是一种独立发行的小书，所含页数比一般意义上的书少，最初由人手工抄写，手工缝制，大多是四开本，约自1500年印刷术在英国应用以后，开始印刷成册出版，有时使用纸质封面，有时无纸质封面。早期现代时期，印刷书籍的形式和尺寸是由印刷纸张的格式大小以及纸张的折叠次数决定的。纸张的大小会对该出版物的地位产生影响。将标准尺寸纸张对折一次，就形成对开本，即那种一般意义上的书；四开本要经过两次对折；八开本则要经过三次对折，形成一种非常小的小书。典型的小册子由1到12张标准纸张，或者8到96张四开本组成[5]，每页字数不超过三四百。相对印刷书籍而言，印刷小册子更为简便，成本更加低廉，售价仅为几便士，有的甚至只卖一便士。

英国第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作家是罗伯特·格林(Robert Green)，他是一位具有开创精神的多产作家，他头脑灵活、笔耕不辍，总是报导最新时事，仅在10年间就创作了30本小册子和6部剧本。1588年，英国诗人托马斯·纳什(Thomas Nashe)在伦敦与格林结识，并深受其影响，开始创作册子本。[6]86

16世纪末，小册子作家的相继出现和大量册子本的涌现引发了英国大众对新闻的普遍关注。1591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这样写道：“每个人都在忙着满足自己(对世界)的幻想(和好奇心)：人们传递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以及从市场和铸币厂听来的新闻……新闻是每个英国人(见面时问)的第一个问题。”[7]

最初，册子本这一文学体裁并没有被当作文学作品，出版商在兜售小册子的时候，也不是将其内容作为卖点，而仅仅是因为其价格低廉易于盈利而销售。绅士们虽然私下里对册子本如痴如醉，可是到了公共场合却对其嗤之以鼻。对于一些读者来说，册子本毫无声誉可言，例如托马斯·波德利(Thomas Bodley)1598年在牛津建立图书馆的时候就不愿意收藏册子本。威廉·康沃利斯爵士(Sir William Cornwallis)这样评价册子本，他说：“我将那些册子本、骗人的故事集、新闻书还有两便士诗集全都放在卫生间里，当我去那的时候，我一般一次读半面……”虽然如此，他也承认册子本有其独有的内涵：“我读到了不同的智慧、性情、让整个世界感到愉悦的不同类型的评论以及文体风格的转变。”[6]86-87

到17世纪，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册子本、新闻书等篇幅短小的传播新闻的出版物。例如，1622年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写道：“我每天都听新闻，以及关于战争、瘟疫、火灾、洪水、盗窃、谋杀、屠杀、流星、彗星、神童以及幽灵等的各类传闻……每日发行的新闻书、小册子、库兰特舞曲、故事……因此，我每天都在这个崭新而又充满痛苦的世界上听到诸如此类与个人或者公众有关的新闻。”[8]

时至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新闻传播的渠道包括口耳传播、手稿传播以及印刷传播，口耳相传仍然是当时新闻传播与消费的最主要方式。虽然这一时期新闻的传播样式体现出异质性，但是这些传播方式却相互影响，有时甚至交叠在一起。萨雷特(David Zaret)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他审慎地考察了新闻从口头传播方式到书写/印刷传播方式以及书写/印刷传播方式到口头传播方式的传播过程。诺达尔(Nodal)进一步指出不同类型的新闻首先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以及伦敦交易所地区的酒馆、旅馆和书摊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不同传播渠道之间的界限往往被混淆：搬运工和旅行者口头讲述的传闻可能被记录下来，写进新闻书信，或者写进私人信件和路边社(broadside)。反过来，贴在酒馆墙壁上的小册子、童谣、新闻书信以及粘贴在瞩目位置的期刊会被人们大声朗读，然后再返回到孕育他们的口头空间。[9]137-138

伦敦在英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根本作用。[3]1伦敦与伦敦新闻之间关系十分密切。通过新闻，伦敦引发整个国家关注意见表达与信息传播。[10]而圣保罗大教堂作为伦敦多种出版物的出版发行中心，可以说是伦敦新闻出版业发展的缩影。从16世纪末起，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庭院就成为当时伦敦书店的聚集地，出售多种书籍。雷蒙德(Joad Raymond)在对这些书店进行历时性描述时说，1588年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书店中可以买到来自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新闻小册子，其中一些小册子教导人们过正直生活、不要浪费时间、不要贪食贪婪，一些小册子对戏剧表演和掷骰游戏持强烈批判态度，此外，在圣保罗大教堂的书店还可以买到圣诗集、祈祷书，甚至带有注释的《圣经》。但是，读者却不知道怎样在教堂买到攻击主教腐败的小册子。1642年，当查理一世在重新召集议会并与议会发生冲突之后，英国的政治局势异常动荡，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到处都是传播消息、兜售小册子以及各种日常用品的小贩，传播各种新闻几乎成为当时圣保罗大教堂一带人们的唯一话题。[5]1-3官方的以及非官方的新闻书信、独立的商业报导、小册子、路边社、定期新闻出版物以及系列新闻书等明显在新闻传播领域超过口头新闻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9]137

鉴于圣保罗大教堂在英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学者认为圣保罗大教堂是英国咖啡馆文化兴起的源头，因为这里流传着英国首批印刷出版的新闻书，在大众针对各种问题展开的讨论中形成了英国政治文化史上最初的“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6]80

一般而言，小册子没有固定的主题，从17世纪起，小册子开始发行一些独立剧本、传奇、诗歌、中短篇小说、报纸、新闻书信以及其他期刊杂志；有时用来发行小本诗歌集或者故事集等。鉴于小册子主题并不固定，有些小册子也以发布和传播新闻为主。因此，可以说英国早期现代报刊和小册子的发展有时交叉重叠在一起，共同促进了英国早期现代新闻业的发展。小册子页数少而薄，价格低廉，对剧本、传奇、诗歌等文学作品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早期现代时期，各种自然灾害、天赋异禀的神童以及血腥犯罪是当时英国读者喜欢阅读的主题，这与现代读者没有区别，因此，出版商为了迎合读者审美趣味也愿意出版此类新闻。然而，一些关于神童的新闻报导最终以赤裸裸的欺骗为结局。当时最有名的案例与多萝西·麦特利(Dorothy Mattley)有关，据报导，她因为诅咒上帝而被大地吞噬。虽然这些报导看起来离奇怪诞，但是当时的读者对这些新闻信以为真，并严肃地思考这些新闻的神启意义。由此，伊丽莎贝塔·塞科尼(Elisabetta Cecconi)认为，在17世纪的英国，新闻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要，有关自然灾害的报导往往与上帝的旨意(Divine Providence)和人类的救赎结合在一起，意在引导读者将这些自然灾害理解为上帝对人类的告诫，而不仅仅是事实本身。因此，这类新闻报导能够取得道德教育的效果。新闻将这些自然灾害描述得越恐怖，对读者的劝谏效果就越好。[9]139

在与自然灾害有关的小册子中，小册子作者往往在首页以木板刻印插画的形式将新闻内容与其要揭示的教育内容结合在一起。例如在1650年一篇题为《北方奇闻》(StrangeNewsfromtheNorth)的小册子中，首页的木板刻印插画画着城市以及从云端降下的刀剑长矛与火蛇。这是一幅典型的基督教艺术作品，城市与《圣经》故事中的耶路撒冷相对应，耶路撒冷城因为人类的罪孽而被上帝摧毁。因此，在这幅图画中，刀剑长矛与火蛇象征着上帝对城市居民的贪婪进行惩罚。[9]142-148就内容而言，插画对于没有识字能力的人也能传递信息，这源于17世纪人们往往从神学阐释的角度去理解自然灾害等事件，而非停留在事实本身。

二、“纸张大战”：英国早期报刊与小册子的政治色彩

英国报纸与小册子自出现之日起，不仅与宗教联系在一起，还与英国的政治生活关系紧密。

1576年，赫格纳斯在小册子《为反对专制而辩护》中公开发表反对国王专制统治的观点，他说：“只有上帝才拥有无限的权力，国王权力由上帝律法所限制，国王与上帝订了契约进行合乎公理的统治，并保持真宗教，如果国王不这样做，人民就没有义务再服从国王，因为在国王与人民中间也有着这样一种契约。”[11]

自从16世纪80年代英国进行宗教改革，脱离罗马天主教会开始，天主教小册子作家就与新教小册子作家之间展开了激烈论争。西方学者普遍认为马丁·马普勒雷特(Martin Marprelate)是煽动性言论的发起人，当时关于宗教改革进行争论的小册子作家还有坎皮恩(Campion)以及罗伯特·珀森斯(Robert Persons)，珀森斯甚至因此被叫做“阴险的散播丑闻者”，他的小册子经常被传阅。马普勒雷特并不是第一位小册子作家，在他之前出现的许多天主教小册子作家创作的小册子为他提供了灵感，马普勒雷特将这一新的信息传播方式发挥到极致，甚至影响了后世对小册子这一文学形式的定义。马普勒雷特创作的小册子数量多且影响深刻，在英国早期现代时期的小册子论战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他本人甚至成为小册子效能的象征，令王室深感厌恶。

1589年2月，英国王室发表《皇家公告》(RoyalProclamation)反对“蓄意煽动言论、支持教会分裂的书籍与诽谤文字”，《皇家公告》含沙射影地谴责马普勒雷特的“小册子”为“诽谤文字”。[5]38

17世纪初最重要的小册子作家是德克，他的小册子《神奇的一年》(1603)表面上是为庆祝詹姆斯登基而作，但实际上着重描绘的却是当年伦敦瘟疫盛行的恐怖情况。在《伦敦的七种致命罪恶》(1606)、《来自地狱的消息》(1606)和《笨人初级读本》(1609)等小册子中，德克以生动而又充满了讽刺的笔触描绘了伦敦的市井状态。[12]

早在英国报纸得以定期刊出以前，英国的权力机构就已经严格而有效地制止无照印刷。部分已经发行的零散新闻册子(news-pamphlets)和新闻歌谣(newsballads)会遭罚款。一般来说，为避免遭到政治迫害，这些小册子报导的并非英国的国内要闻，而是翻译国外新闻作家的作品。例如，出版于1611年的“西班牙新闻”(NewsfromSpain)就是由伦敦出版商那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出版的。而另一份更加重要的来自荷兰的报纸叫做“报纸或国外新闻周报”(TheCourant,orWeeklyNewsfromForeignParts)，上面注明的日期是1621年10月9日，也是由巴特出版的。巴特本人在英国报纸产生初期的至少前三十年，是英国最繁忙的报纸供应商。[13]

在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统治期间，虽然还有其他出版商开始出版报纸，但是，王室对报刊的管理进一步加强，使早期报刊的发展处于异常艰难的境地。然而，君权的鲁莽行事和软弱无力给了英国社会下层党派和思想活跃人士以活力和希望，虽然星法院(Star Chamber)严惩各类挑战王室权威与天主教权威的小册子，但是，在1636年间的英格兰，小册子满天飞，它们反对宠信天主教徒，反对宫廷的一片混乱，特别是反对劳德与主教们的独裁苛政……此时的小册子比以前任何时代都多，言辞更加激烈，传播得更加广泛，人们对此都急于先睹为快。小册子在就某些问题展开论战时，具有明显的倾向，因此，小册子作家往往受到迫害。律师兼小册子作家威廉·普林由于对主教和舞台剧进行批评，在1634年被割去双耳，此外，由于他创作的舞台剧被洛德大主教视为对女王的亵渎，因此普林被套上颈手枷示众。与他同时期遭到迫害的还有神学家伯顿以及医生巴斯特威克，他们都遭到星法院的审判与迫害。[14]

到英国内战爆发前期，小册子出现得更加频繁，既有谴责各种不良社会现象的小册子，又有对政治、宗教以及经济等重大问题进行激烈辩论的小册子，许多思想活跃人士遭到星法院迫害。“在书刊检查于1641年暂时宣告结束后，接着就出现了小册子广为流行的时代，而到1642年则有1996种。这种把印刷工具用于满足社会和政治斗争的情况，使宗教和政治都充满生气……争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诸如税收、法律、臣民的自由、宗教、土地和贸易、官府和财产。”[15]168然而，国会对于小册子的言说功能却非常排斥。1643年，国会通过成立出版检查委员会，规定如果没有经过委员会检察官的批准，任何人不准出版书籍或者小册子。政府的高压手段，激起民众的愤怒，于是，弥尔顿在1644年写出了《论出版自由》这本小册子。后来《论出版自由》成为英国民众争取民主，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强有力武器。1654年，教友会教徒公开印刷小册子反对克伦威尔和议会成员。1654年他们出版了60多本小册子，1655年，小册子的数量进一步增加，达到100多本。[16]

17世纪上半叶，新闻书以及小册子在英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有作者和出版商因它受到迫害，但是小册子却成为英国民众抒发与传播自身观点的阵地。

小册子或者说手册文化(pamphlet culture)经常被认为是英国早期现代社会中使用范围最广泛、最具有民主色彩的方面。[17]1小册子的兴起与迅速发展，意味着17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生活中公共空间的出现，进而对英国社会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论述小册子对英国社会民主观念的形成产生的影响时，亚历山大·哈拉斯(Alexandra Halasz)说：“小册子——在理论上说——无处不在、形态多样。他们意味着大众对印刷话语的接近，进而建立起社会空间，并最终被概念化为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大众对印刷话语的接近暗示社会身份的消失，由此引发的焦虑浇灌着这刚刚形成的公共空间。”[18]

内维特(Marcus Nevitt)也认为小册子在英国社会文化平等主义与文本平等主义先锋中处于中心地位。[17]4

在早期现代时期，英国市场对小册子的需求量巨大，而此时出版的小册子中都带有一些空白页，供小册子所有者做笔记。[19]小册子所有者通过在空白区域书写自己的观点，凸显出基督徒在早期现代时期个体意识的增强，并逐渐形成一种针对任何事件，尤其是公共事件抒发自己观点的文化传统。

三、早期报刊和小册子构建的“公共空间”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新闻具有调节社会结构的功能，这一点在早期现代时期尤其明显，16、17世纪英国人的识字水平与阅读水平与中世纪相比有大幅度提高，新闻消息的传播使得处于早期现代时期的英国人与中世纪的英国人相比能够在更加广阔的世界中想象自身的位置。[3]8早期报刊和小册子的广泛传播大大扩展了他们的想象空间，为他们在想象世界中构建英格兰共同体提供了可能。

英文书写的报纸和小册子在16、17世纪作为书籍的“极端形式”在英国民众当中创造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全新的群众仪式”，他们对报纸和小册子中的无论真实事件还是虚构事件展开想象，形成了一种时代的共同想象。在想象过程以及消息的传递与交流中，把自己想象为这个主体的一分子。

18世纪初，首位小册子历史学家迈尔斯·戴维斯(Myles Davies，1662—1716?)对小册子的无处不在以及它对英国社会各层面的心智培育产生影响的方式进行了论述：

从小册子，可以获悉当今的天才人物、学者的争辩、无知者的愚蠢……政客的失察、廷臣的过错……在小册子中，商人可以读到利益得失、店主可以获知包裹清单、农夫可以获知季节更替……海员可以获知其所在经度，士兵可以得知同盟与对手；而在校男学生则可以提高课业成绩，学者更新研究，牧师完善布道，科学狂人改进发明。小册子能够装点情郎的神采，增加卖弄风情的女子的魅力；小册子不仅是装饰绅士衣服口袋的时尚品，也是装饰绅士盛衣袋的时尚品：小册子给随身携带它们的人带去智慧与学识：穷人通过在货摊上，在叫卖小册子中赚钱：富人则通过小册子这种最简洁的方式得知教会和国家机密。总而言之，多少让人感到震惊的是，人们很可能都认为自己对小册子中出版的内容感兴趣……小册子对人们来说实在是太熟悉，太容易得到了。[20]

由此可见，在早期现代时期，小册子涉及到英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各行各业的人们传递新闻与信息。与传统书籍相比，小册子、新闻书等早期新闻载体更容易在公共空间传播与流通，甚至一些目不识丁的人，也愿意出几便士去购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小册子。他们在买来小册子以后，邀请识字的朋友或者邻居在当地的公共社交场合为他朗读。[9]140这样，社会不同层次的消费者因为对新闻的共同趣味结合在一起，在朗读与交流中，早期现代时期的文化逐渐在这些公共空间孕育生成。

1695年颁布的许可证法彻底结束了书刊审查制度。安妮女王虽然几次责成议会恢复检查制度，但均以失败告终。虽然如此，书刊在17世纪末的出版和发表却也并非完全自由，还受到严格的诽谤法以及诸多有关王室和议会特权的规定的约束。书刊审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共论坛，为18世纪初英国出现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做好了准备。[21]68-70

英国早期报刊与小册子所构建的公共领域酝酿了早期现代时期英国社会的“公共空间”，这个“公共空间”有其明显的政治功能，同时，还与英语成为本国语的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本国语的发展，小册子也不能成为传播大众观点的强大媒介。

自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以来，盎格鲁-诺曼法语成为英格兰贵族的语言；在文学文化领域以及精英界，大部分人仍然沿袭了拉丁语传统，用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与记录事件。盎格鲁-诺曼法语在英格兰发展成为官方语言时，在法律界则发展为法律法语，但是在经过了300年以后，盎格鲁-诺曼法语给那些在法庭上不懂法律法语的英国大众带来了困扰，于是，1362年议会制定并通过了《1362年英语诉讼法案》(ThePleadinginEnglishAct1362)，又名《诉讼条例》(StatuteofPleading)，这标志着英国现代法律英语的开端。该法案规定所有法律程序都必须用英语进行，但是在做记录时仍然沿用拉丁语。虽然法律法语在英国逐渐衰落，但是，一直到17世纪，在一些表格中仍然有法律法语的踪影。直到1730年，《司法法庭诉讼法案》(ProceedingsinCourtsofJusticeAct)才规定英语正式代替拉丁语用来记载正史以及法律诉讼。[5]44而宗教法庭的证词则必须用拉丁语书写。

同样，英文版圣经在出版以后也没有迅速得到普及，而是经历了一段漫长的焦虑等待过程。直到1552年爱德华六世执政期间，教堂里的仪式活动才开始用英语举行，但是到了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又被迫中断。[5]44

中古英语在向早期现代英语演化的过程中，整整经过斯宾塞、西德尼以及莎士比亚等一代作家的努力，直到16世纪80年代，早期现代英语作为本国语的地位才逐渐成熟。用英语写作成为一种大众接受的普遍姿态，小册子作家用英语写作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拥有庞大的读者群，实现他们的文学理想与政治抱负。法语和拉丁语在英语大众化过程中逐渐势微，而拉丁语作为传经布道的官方语言的地位也逐渐衰落，“这确实对促成基督教世界中想象的共同体的衰落起了作用”。印刷术的发展与推广联结着“‘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22]42-43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价格低廉的报纸、小册子得以大量印刷，在这一过程中，早期现代英语在较短时间内稳定下来，体现出一定的固定性与稳定性。

随着英语作为民族语言的地位的确立，以及拉丁语和法语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英国大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在使用英语这门民族语言的过程中逐渐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根据英语来识别自己所归属的这个大不列颠民族共同体，并逐渐产生了一种对代表共同体利益的国家的特殊情感。在这个过程中，英国的民族特性因为英语作为国家通用语地位的确立与英国早期报刊和小册子构建的“公共空间”的建立而逐渐增强。

1559年，面对正在形成的英国新秩序，后来成为伦敦主教的约翰·艾尔默在流放中怀着坚定的民族意识写道：“哦，如果你知道作为英国人你过的生活是多么富足，你所居住的国家是多么富饶，你将会一天七次地跪拜在上帝面前，并感谢他让你生为一个英格兰人，而不是一个法国农民，也不是一个意大利人或者德意志人。”[15]127

然而，对于英国国家意识与英国民族特性的形成，英国民众对此产生的想法却有很大差异。16世纪晚期的诗人、小册子作家兼剧作家托马斯·纳什对当时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怀疑：“在伦敦：富人蔑视穷人。朝臣蔑视市民。市民蔑视乡下人。一种职业看不起另一种职业。商人看不起零售商。零售商看不起手艺工匠。手艺高的工匠看不起地位低的工匠。制鞋匠看不起补鞋匠。”[15]140

早期现代时期的英国社会在经历种种剧变以后，虽然社会各阶层之间存在一些差异，但是这些差异无法削弱大众对英格兰这个国家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可与接受，都无法阻挡这个国家以及这个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建立，与之相比，各阶层之间的差异仅仅是这个共同体内部的细微差异而已。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言：“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22]7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考察17世纪英国新闻文化发展状况时，当时就曾有人认为那是一个“新闻的时代”(“the era of news”)。[23]人们对新闻消息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代。随着印刷术的推广与应用，手工抄写的新闻书信与小册子作为英国报刊的最初形式，逐渐被印刷版新闻书信和小册子所取代，与口耳相传这一古老方式相互交织在一起，在交流与朗读中，孕育了早期现代文化的“公共空间”，对英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加快了英语发展成为英国民族语言的步伐，并促进了英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