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飞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00)

在金朝乡村基层社会组织研究方面，较早期的成果多将其与人口、户籍相联系，重在关注基层组织在国家治理层面的行政职能(1)参见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陈德洋《金朝中原乡村社会控制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辽金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武玉环《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逐渐转向乡里本身(2)参见王新英《〈金史·地理志〉疏漏与补正研究》(《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宋燕鹏《“社”抑或“村”——碑刻所见宋金晋东南地区民间祭祀组织形式初探》(《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鲁西奇《辽金时期北方地区的乡里制度及其演变》(《文史》2019年第4辑)。，但具体到金朝的地域观念、基层姓氏分布等细节，没有直接相关研究(3)宋辽金元时期的同宗同姓聚居研究多以宗族考察为主，如张国刚主编《中国家庭史·宋辽金元时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善军《宋代宗族和宗族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赵英丽等《楠溪江流域宗族与学术高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辑)。从姓氏分布角度切入的成果鲜见。。本文通过挖掘金石文献，试从姓氏分布角度对金朝地缘与乡村社会相关问题做一考察，以期有助于金朝基层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金朝“同乡里”的意涵及地域范围

通过梳理相关地域组织的演变发现，金朝更多用“同里”“里人”“里中”表示同乡。金朝乡、里属于县以下基层建置已是共识，但究竟是乡、寨(里、村或庄)二级还是乡、里、村、社四级说法不一。(4)参见武玉环《金代的乡里村寨考述》，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3期；刘浦江《金代户籍制度刍论》，载《辽金史论》，中华书局，2019年。唐代社会基层组织已经出现了从乡里制向乡村制演变的趋势[1](PP.172～180)，其时已出现乡社组织——“村”。宋代至熙宁变法前后出现多个新设组织诸如“管”“都”“保”并存局面。金朝基层建置因族而异，十分芜杂。金与辽迥异，辽石刻中“里”数量明显多于“村”，金则袭唐，以乡—村最为常见，实际基层社会中也用“乡人”“本村”表示来自同一地域，但也存在前面称“村”后面叫“里”，“村”“里”两者通用的现象。金朝村是实指，村名确实可寻，这显示村确属基层组织之一。例如《洪福院尚书礼部牒并重修洪福院记》[2](P.218)中的“本村”实指修武县七贤乡马坊村，《金重修紫虚元君殿记》[3](卷21P.831)中的“本村”是怀州紫陵村，《真清观牒》[4](P.561)中的“本村”是真定府元氏县屯里村。相比之下，里是虚指，即“同里”并不能精准匹配相应某里，可能是某村、庄或社，甚至也可能是某乡或县。比如《封志安墓志铭》[5](P.144)、《观音院碑》[6](卷85P.1243)、《杨府君墓碑铭》[6](卷108P.1560)、《郏县文庙创建讲堂记》[6](卷27P.372)中的“同里”“里人”所称的“里”分别指代汝州郏县、同州朝邑、乾州、华州蒲城。金朝村多于里，且是实指，但人们却惯用虚指的同里表示同乡。另外，金亦承宋，出现诸如咸宁县洪固乡孙村李泾庄赵院保[7](卷126P.886)这样的县—乡—村—庄—保多级建置，从侧面印证“同乡里”很难实指。金朝汉人同乡里的地域观念是普遍存在的，但同乡里地域划分随意性强，可能大到同州，也可能小到同社。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的重要性和紧密性远胜同乡里的地缘关系。弄清楚金代“乡、里”在基层社会中实际包括的地域范围大小，有助于了解金朝汉人的地域观念。

下面我们以金宛平县及其治下的房仙乡、陈王里为例来加以探讨。

图1 宛平县出土辽金墓葬具体地理位置

根据可考墓葬出土地(5)出土的唐幽都县墓葬如张建章“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原”，乐邦穗“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南阳张氏夫人“房仙乡庞村东南上约三里之原”等，图中只标识辽金时期，唐代墓葬不包括在内。，金宛平县及其治下的房仙乡、陈王里面积可约略推知。

首先，我们来看金宛平县的面积。图1所列均属于宛平县出土墓葬地点。唐乐邦穗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8]，唐张建章葬于幽都县礼贤乡高粱河北原[9]，根据现在地图测量，两者之间约28千米，这可视为唐幽都县东西最小距离；金张□震葬于宛平县新张里后兴之原[10](P.585)，且位于南边的几座墓葬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因此南北最小应为8千米。据此计算，唐代宛平县面积最小约有224平方千米。宛平县辽金墓葬地最西边是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金王府村的吴前鉴墓地[5](P.168)，最东边是位于北京西城桦皮厂的张嗣甫、张俭父子的墓葬[11](P.201，265)，东西之间距离约22千米。南北从新张里后兴之原[10](P.585)到崇让里黑山之西南隅[12](P.42)，也就是现在的南辛庄到石景山游乐园京源路口一带，约8千米。据此推算，辽金时期宛平县最小面积约176平方千米。可见，辽金时期宛平县面积小于唐代。

其次，房仙乡规模也可以大体推知。房仙乡位于最西面。如果根据地理位置推算，崇让里、新张里位于房仙乡四个边界地理坐标(乐邦穗、王师儒、韩佚、吴前鉴四人墓地)包围之内，理应归属于房仙乡管辖范围之内。唐乐邦穗葬于幽都县界房仙乡庞村，王师儒葬于析津府宛平县房仙乡池水里之西北原[11](P.13)，东西最小约19千米，南北依然约8千米，所以房仙乡面积至少约152平方千米。辽金时期，西边以吴前鉴墓计，东至王师儒墓地，约17千米，南北不变，则房仙乡面积最小约136平方千米，依然略小于唐代。

最后，同出土于仁寿乡陈王里的丁洪[11](P.618)、丁文逳[11](P.639)两座墓葬之间东西直线距离约3.5千米。张嗣甫、张俭父子二人下葬时间相隔17年，墓葬出土地点都是桦皮厂，而两人墓志文本中书写的葬地不同，父亲为礼贤乡胡村里，儿子为仁寿乡陈王里。据墓志记载，早于张嗣甫12年埋葬的张琪葬地为礼贤乡北彭里[12](P.173)，晚于张嗣甫17年的其子张俭葬地改为仁寿乡陈王里，而直至张俭葬后近60年的丁洪、丁文逳葬地仍为仁寿乡陈王里。由此可见，张氏父子葬地所归属的乡里基层组织在张嗣甫死后的17年间发生了变化，由礼贤乡胡村里变为仁寿乡陈王里，之后60年则未再改变。而之所以会有这种变化，很大的可能是张氏父子葬地应处于仁寿乡与礼贤乡两乡分界线一带，故此后来被划归为不同乡里。如果这一推断可靠，那张氏父子葬地即处于仁寿乡边界，仁寿乡地域范围再往东的可能性较小。加之，陈王里往东南约1.5千米就是南刘里，往西北约1.2千米是西北乡南樊里，依此推算陈王里南北不会大于2.5千米，东西以二丁氏墓地直线距离最小3.5千米计算，则仁寿乡陈王里面积大约8～9平方千米。

由上可知，从地域面积来看，房仙乡、仁寿乡差距很大，说明金朝“同乡里”所指地域范围并无明确限定，可大可小。

二、“同乡里”的同姓聚居与异姓杂居

金朝“同乡里”内单一同姓聚居罕见，多为异姓杂居。同姓与异姓在乡村基层社会的居住情况，简而言之也就是同乡里的姓氏分布。关于乡里的姓氏分布，传世文献鲜少描述，碑刻中佛道、民间信仰助缘人记录最能够反映姓氏分布的真实情况，可资依据。从碑刻记载来看，金朝参与单次助缘时的乡里组织众多，能够一同助缘，表明彼此居住的乡里距离不远。如大定十二年(1172)洪福院助缘题名中出现鲍坊村、高牟村、白村、西王马村等4村[13](P.42)；大定四年(1164)庄严禅寺牒列有安乡幡干村、萧张村、许村、小王村、坳下村，共5村[14](卷155P.2870)；大定十五年(1175)孟州河阳县穀罗村铸钟用“本店”自称以区别它村，又出现杨村、朱家门下、郭村、王家门下、双槐树等9村[3](卷21P.841)。上面所举三个事例中参与人数分别为46人、26人和38人，且异姓居多，这说明同乡里异姓大杂居更属常态，但同姓小聚居仍十分明显。

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可见，金朝“同乡里”文本表述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直接以地缘关系明确表示，如“二里白露村朱祥、申氏”[15](卷7P.937)，“乡人李元、王桐、王法景云”[6](卷70P.1030)，“里人王玘、牛琪、何现”[2](P.241)，“本村赵诚、马志、郭京、牛存”[3](卷21P.831)，杨伯通的“乡人”李浩[16](卷95P.2120)，马用与李辛“同乡里”[16](卷116P.2686)等。其二是间接描述。如前面称“有里人之豪于财者王铎”，后面出现“同里张毂、董璋辈”等。在笔者收集到的41例“同乡里”材料中，仅有2例属于同姓氏。其一，定襄南王里周信的石幢墓铭由“当里周荣甫撰”[4](P.916)。周荣甫世为定襄人，且“通六经，教授乡里者六七十年，乡人尊之”[4](P.925)，所以周信家人选择有才识的周荣甫撰写墓铭，以同里给予其身份认定则表明墓主家人更意在突出与之的地缘关系。其二，《重刊郑司农碑阴记》记载，柴家疃柴渊与其弟“因访附居”，提议附近乡村校正复刻郑司农庙庙碑。柴家“义居以农为业”，碑文所刻柴家疃施力人姓名中包括柴□、柴□、柴皋、柴清、柴友、柴□、柴□哥、柴青□、王远、□□。[13](PP.86～87)据此来看，柴家疃与本店郑公店邻近且当以柴姓一姓居多。但是所有41例实例中，同乡里中异姓依然占绝大多数。如《长清县灵岩寺宝公禅师塔铭》记载，长清县灵岩寺宝公禅师武氏“六岁依里中王氏居舍学儒典”，8岁出家，“乡人贾氏为构庵，邀师居之”，12岁后一日约“里人朱、贾二友为方外之游”[6](卷111P.1596)；《重修神应观记》记载，大定十八年(1178)有“村人好事者冯□等”复建神应庙殿，贞祐三年(1215)由大师“诱善张清言，乡老张守益以道成诚”，“请书额为神应观”[6](卷28P.387)；华州蒲城县主簿封舣为父请墓铭于段甡，封舣与段甡“少同里闬”[5](P.144)；《杨府君墓碑铭》载杨振“与同里张子文善”[6](卷108P.1560)等。上述实例中明确同乡关系的人物多为异姓。

最能够反映姓氏分布真实有效情况的当属诸多功德碑铭所刻的助缘人名录。在笔者收集的17例完整助缘人记录中(6)具体涉及天会十四年《南怀州修汤王庙记》、明昌二年《东冯村王顺等真言幢题名》、大定四年《华藏世界海图碑》、大定十二年《洪福院助缘题名》、承安五年《重刊郑司农碑阴记》、崇庆二年《鸡泽县文宣王庙碑阴》、大定十六年《悬空寺记并诗》、承安五年《文悟大师功德幢》、大定十九年《潍州昌乐县北严广福院修殿题名》、大定四年《庄严禅寺牒》、兴定五年《宁曲社修水记》、大定五年《金创建泉池记》、泰和六年《金创修社坛残碑》、大安三年《开化寺罗汉院重修前殿记》、正隆二年《金正隆二年二经幢》、天德二年《广化寺尼慧兴塔记》、大定十五年《铸钟》。，同乡里或同邑社姓氏分布的具体情况是，2例属于单一姓氏，其余15例都属异姓，体现乡里异姓杂居特点(7)某邑或者诸邑社合建情况之下，碑中亦同时出现村、镇等名称，所以在此统一称作“同一乡里”，与“同邑”实难泾渭分明，但异姓杂居确属事实。。如《华藏世界海图碑》记载了东胡村、南石汶村等18村的助缘人共209名[13](PP.38～39)，平均每村不到12人，人数最多的山口村共41人、24姓，其中，李姓、刘姓最多，各4人；《重刊郑司农碑阴记》中记录了南张客村、北张客村、吴家庄、孙家庄等23村的191名助缘人[13](P.87)，每村平均不到8人，最多的郑公店为60人、23姓，其中张姓人数最多共8人。17例记录里出现的所有村组织中，至少有15个村同姓氏人数有4人或者8人之多。单就某一村而言，异姓氏人数占绝大多数。异姓氏人数占比最高的为《华藏世界海图碑》所记的静封镇，12人中朱姓2人，其余10人均为异姓氏，占83%。异姓氏占比较高的石碑村、墟村、□东村、西屈沟村比率也都超过70%。异姓氏占比最低的东胡村，12人中姚姓为5人，李、王各2人，另有赵、吴、孙各1人；《鸡泽县文宣王庙碑阴》包括在坊、长路固等共27个基层组织，所记维那头、助缘人、妆銮塑像人等姓氏中，焦11人，王9人，张8人，李6人，刘5人，郑、赵、魏各3人，宋、霍等6姓氏各2人，甄、高等24姓氏各1人，共38姓74人。[13](P.100)据此，金朝汉族乡里极有可能并无一姓或者两姓占据多数的情况存在，几姓共存更符合事实，从而形成异姓大杂居和同姓小聚居的格局。

辽金迥异，辽朝助缘多以“邑”为单位，金朝邑社活动大大减少，助缘多以所在基层组织标明自己身份，记录形式多为某某村或者某某县某人(8)此处助缘属于公共服务性质，不包括给自己的血缘姻亲铸香炉、佛塔、墓幢等。张方《略论关中地区道教造像碑的史料价值》(《中国道教》2009年第3期)谈到，当时道教徒在民间主要有两种组织形式：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单位的信仰团体；二是由一个家族或几个家族，一村或几个村的人们以共同信仰而结成的邑社。，所属基层组织多彼此相邻、距离不远。金朝汉人助缘碑铭编纂具有溢美之实，其记载的建立功德时万人空巷的可信度应另当别论，实际人们参与的积极性并不高。正常年月一般寺观并无太多剩余钱物修缮寺庙，因而乡里信众所承担的捐助责任较大，但他们并无财力助缘，往往成立专门邑社按月按需出钱出力。所以当有人施与钱财众多时，会突出其是某乡里某人，而并非某邑众。(9)宋燕鹏《“社”抑或“村”——碑刻所见宋金晋东南地区民间祭祀组织形式初探》(《河北学刊》2019年第1期)指出，宋金晋东南地区“社”“村”不仅是聚落名称，实际也存在是祭祀组织的情况。董氏一家便是有代表性的一例。泰和元年(1201)有董姓合宅献华严寺石柱两条，右柱属于西张次村董志博家，包括长男董政及3个弟弟，左柱属于东马宋村董政及其3个儿子。其中董政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以晚辈身份置身父亲家中，第二次是在自己家中作为户主长辈出现。西张次村和东马宋村中的董政实为一人，身份由最初西张次村老董家的儿子变成安家于东马宋村中的小董家的父亲，明显已经分家立户。西张次村和东马宋村应为邻村，两村所在方向相反但相距不远，这从华严寺属于其共同崇信之地也可约略看出。华严寺石柱“柱高丈余，周围八面，每面工尺四寸，雕刻精工”[4](P.468)，花费数目自然较大，而两条石柱董政都有参与，且左柱“独施”，可见分家之后个体小家庭经济实力较强。董氏一族大杂居、小聚居，日常乡村生活中凸显血缘、地缘对社会活动参与的纽带作用。

三、“同乡里”的异姓姻亲

“同乡”中因婚姻关系存续而形成姻亲。金朝姻亲作用重大(10)参见柏文莉著、刘云军译《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0页。宋代“族亲对个人政治命运的影响通常不及外祖父或岳父的作用”，金朝汉族亦是如此。，这种姻亲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男性娶妇的标准。金朝汉族男性娶妇目的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娶本乡里女性而实现人口、财富的积累，一是严守门当户对、甚至攀附富贵，企图实现家庭地位的维系或飞跃。娶本乡里女性多为金朝汉族下层男性，金百姓多一夫一妻，在这一阶层之间的结合中，“地缘”起到的媒人作用不容忽视。这是金汉族下层民众的婚姻实态和价值取向。官宦之家娶妻择妇，虽然亦会娶本“乡里”之女，但更多的是希望娶某官家之女。就笔者所见资料来看，官宦阶层夫妻二人出自同乡里的为数较少，因此也很少出现女性附会郡望的现象。

郡望和谱系一样，几乎不具有现实的政治利益。(11)参见范兆飞《中古郡望的成立与崩溃——以太原王氏的谱系塑造为中心》，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地方主义、家族主义的郡望和官爵相比，已经变得相形见绌”，这是作者对唐人的界定，其实金朝亦是如此。中古以来郡望崩溃，金朝郡望与现居地分离。“郡”作为国家正式行政区划自唐代以州代郡之后便已取消，郡望作为一种家族姓氏、望族发源地流传下来，“唯民间嫁娶名帖偶一用之”。唐人“对于名望的标榜均立足于将墓主与把持汉唐间政治生活的某一贵族大姓的郡望攀上关系”[17]。宋人则摒弃了唐人攀附郡望、标榜贵族出身的做法，转以德行赋予人地位或声望，女子的美德已经不再与显赫的祖先有任何关系。[18](P.25)到金朝，对于已婚汉族女性身份、地位的评判已不再附会父族的郡望，而主要看重父族官爵名望。例如党怀英是奉符人，“徂徕先生”是宋代理学家、泰山学派创始人，也是奉符人。党怀英夫人石氏也是奉符人，但党怀英称夫人石氏身份则用的是“徂徕先生”之后，而并非“同乡石氏”。[19](卷11P.16)史料中与此相类似的记载不可胜数。除此之外，金朝汉人嫁女亦看重姻亲官爵，“三女皆适名家”[6](卷87P.1273)、“女四人皆适士族”[20](卷8P.253)等记载常见。墓志当中墓主宣称男婚女嫁高官显爵之门会为其增添光彩应当是真实的，实际日常生活中也一定受益匪浅。因此相较于宋的“婚姻不问门阀”[21](卷25P.1)，金承袭唐俗，更看重姻亲名望官爵，但对所娶女性父族官职爵位的攀附与唐有别。唐代墓志描述墓主祖先往往长篇大论，而且强调其家族历史悠久、门庭显赫，对祖先的追述甚至上溯几个世纪。[18](P.14)金朝附会父族，止于宋辽而不再向前追述，仍以有金一代最多，且人物均有明确详细官职。这足以反映历经宋辽国家变故、时代易主之后的金朝汉人寄人篱下、更识时务的复杂心理。诚然这亦与封建经济制度变更、门阀宗族政治制度衰落等密切相关。[22](PP.1～23)金代汉人对于祖先兴趣的明显降低是与对后嗣仕途功名的关注相伴随的。唐代墓志中往往对墓主后人不加提及，金则避唐承宋，志文对于墓主儿孙、女婿甚至孙女婿名讳都有提供，注重对其仕宦经历的描写，关注其科名与仕宦功绩，往往强调他们努力应举且坚持不懈，对其中曲折、艰辛的过程最为推崇。这表明，与唐相比，金代汉人社会价值观已经有所改变。

结语

金朝汉族同姓聚居、异姓杂居。时人黄晦之言，济宁李氏“自唐迄今五百余年矣，似续蕃茂，阖族五十余位，大小五百口，散居诸村，或大小郝，或南井河庄，例为甲乙户，阡陌连接，鸡犬相闻”[6](卷86P.1262)。亦有杨振先人的十二位兄弟据所赐田四百顷，各随诸房而居，号“十二杨村”。十二村从一至十二顺次命名，彼此为邻。从其直至金朝初年犹以大宗之家主祭祀事、居大杨来看，杨家一直未有大的迁移。[23](卷22P.574)再如河阳王氏与李氏，二氏同属孟州，但分属于西小仇村和东小仇村两个村。从“王氏娶本州段氏”“次孙娶本州为妻”“李氏祖父娶本州高氏为妻”来看，本州指孟州，且孟州河阳县西小仇村的王氏和东小仇村的李氏至少三代都生活在孟州，属于同族聚居。另一方面，从两家所娶女性籍贯来看，王氏一族和李氏一族分别娶了至少9个和10个来自不同村组织的女性，异姓杂居现象明显。(12)据《金文最》卷九十《太原王氏墓记(承安四年)》(中华书局，2020年，第1316、1318页)，王氏“公娶本州段氏为妻，次孙珪娶本州□校尉女为妻，曾祖娶车村牛氏，长子娶北虢村席氏为妻，长孙初娶大仇村尹氏，又娶州西章村范氏，次孙娶唐村武氏，次孙娶南逯村高氏，次孙妻□□□张氏，次娶程家女，曾孙妻白家庄焦氏，次曾孙妻东乡西长村张氏，又次曰名昌，妻怀州河内县王村杨氏”；李氏“祖父先尝娶本州刘万家庄高氏为妻，姑一适温县小吴村张氏为妇，祖父再娶河南□□□县郭□刘氏□妻；□父尝娶项家庄□氏为□□子因病而化，后再娶车村成氏为妻。长女□大仇村王庭玉之妻也，次女乃西□□念三之妻也，长男娶□运村上官氏女为妻(长女适罗崖赵念五，次女适□□村□念二)，次男娶到曾家坡张氏女为妻(长男娶大仇□□女)，次男谢哥□□南虢张氏女未娶女□□定与西许马氏，小女赛赛，定与西小仇王氏”。而各村之间彼此相邻，距离并不远。

金朝汉人“同乡里”的地域观念普遍存在但并不很强，“同乡里”地缘社会关系也并没有得到很高的社会认同。就人与人之间基本社会关系而言，血缘远胜于地缘。也正因此，传统汉族宗族的研究容易形成以血缘为主、制度为主的固定范式，但必须认识到，“宗族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从地缘等多角度理解家族宗族，“是今后超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中的宗族范式的一条可尝试的路径”。[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