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亭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海淀 100872)

十九世纪俄国经典作家屠格涅夫的自然描写和诗化风格，形成于他对自然情境的有意营造、自然情性的细致描写和自然人物的精心塑造。“自然不仅赋予了屠格涅夫以语言和关切，还给予了他以此言说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身上的自然性的创作才能”。[1]不论是描写十六岁少年的青春梦幻和情感懵懂(《初恋》)、刻画陷入爱情的少女那疾风骤雨般的内心风暴(《阿霞》)，还是讲述被现实物欲扭曲的“茨冈女人”的自然情欲(《春潮》)以及人物形象的自然性特点，屠格涅夫均以大师般的诗化文字，表达了对人的自然的与反自然的生命经验的相关哲思。

俄国文学批评家米尔斯基(1890-1939)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以对照式的评论，强调了屠格涅夫与普希金在客观叙述上的相似性。同普希金一样，屠格涅夫不仅擅长于以次要人物的言行举止，凸显主人公的形貌和气质，而且还注重通过营造主人公所处的社会语境和自然氛围，间接塑造令人印象深刻的主人公形象。“如同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之所为，屠格涅夫同样并不分析、解剖其主人公，不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他不揭示主人公的心灵，他仅营造环绕他们的氛围，其方法部分地表现为展示他们在他人身上之反映，部分地表现为极其精细地编织一种与之呼应的环境，这一手法会立即派生出一部诗化小说”。[2]261正是这种借助营造环绕在人物周围的环境，继而让人物渐次出场的方式，使屠格涅夫式人物与托尔斯泰塑造的心灵辩证式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思想论争中刻画人物形象的创作风格区分开来。

屠格涅夫是一位举世公认的抒情大师，在他的作品中，抒情色彩和自然元素俯拾即是。在批判现实主义引领众星云集的十九世纪俄国文坛的时代，屠格涅夫以其独特而又澄澈的自然抒情文字，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风格——诗化现实主义。与此同时，屠格涅夫的作品又总是依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描述它，总是“选择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作为题材。它们充满真实，与此同时却又富有诗意和美……它同时避免夸张的漫画和感伤的仁慈这两种危险。它完美无缺”。[2]254屠格涅夫的中间风格且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倾向的诗化现实主义的落脚点，依然是对现实人生的关怀。米尔斯基提醒道，屠格涅夫“思想似乎能呼应每个人的抱负，他几乎触动了能激起公众共鸣的每一根心弦”。[2]253

一、青春幻梦与自然情感

屠格涅夫的自然抒情式写作，首先眷顾了对处于少年男女和他们最初所经历的情感的悸动和青春的幻想的铺叙。“初恋的全部奇迹在他们身上呈现出来了。初恋也跟一场革命一样：昔日单调规则的生活制度瞬息之间被打破了，青春站在街垒上，它的鲜艳的旗帜在高高飘扬——不管前面等待它的是什么：死亡也好，新生活也好，它都兴高采烈的欢迎”。[3]135

屠格涅夫曾声称，《初恋》是他“所有小说中最具自传色彩的小说”。[4]79福楼拜认为该小说对于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认知，为后来作家树立了典范。[4]78就此看来，屠格涅夫的艺术财产不仅属于过去，也将对未来的艺术创作敞开大门。《初恋》讲述了一对陷入初恋那时而狂喜、时而绝望的情感处境中不能自拔的少年男女的故事。十六岁的贵族少年弗拉基米尔对外表清纯、内在成熟的邻家女孩齐娜依达一见钟情，后来却痛苦地发现齐娜依达的初恋，却是他自己的父亲。

小说《初恋》一开篇，就交代了主人公弗拉基米尔十六岁时的青春幻梦和爱情理想。十六岁的弗拉基米尔，正处在想象力无比丰富和活力亟待释放的年纪：是以自己充足的想象力去解释自身及其周遭的一切、用果敢的行动力向他人和世界证明自己的年纪；是一个无比羞涩又不乏莽撞冲动的年纪。“那时候我的血在沸腾，我的心在发痛，有一种极舒服而又莫名其妙的感觉。我总是期待着，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叫我害怕似的，而且我对什么都感到好奇，我整个的身心都准备好去接受什么。我的幻想在活动，一直绕着那些同样的形象急急地转来转去，就像雨燕在晨光中绕着钟楼飞翔一样；我沉思，我忧伤，我掉下了眼泪；然而即使在有音乐旋律的诗歌，或者黄昏的惊人的美所引起的忧伤和眼泪中间，青春和蓬勃生命的欢乐感情也还像青草似的生长起来”。

一个人在投入激情时，浑身都是自我意识，他只以自己的想象来看待自我与外在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处于青春期的爱幻想的弗拉基米尔，便时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骑着白马的逍遥骑士，希望为个人荣誉和爱情权益而英勇战斗。弗拉基米尔对爱情和女性的认知，还处于一种朦胧的、未成型的纯理想阶段：“我记得那个时候，女人的形象，女性的爱的幻影在我的脑子里差不多还没有成型，然而我所想到的，我所感觉的到的一切的中间，已经有一种新鲜的、说不出来的甜蜜的女性形象的预感——一种半意识的、羞涩的预感偷偷地在那儿隐藏了……我整个身体充满了这种预感，这种期待：我呼吸着它，它跟着我的每一滴血流遍我全身的血管……它是注定了很快就要实现的”。[3]99

由青春的活力、丰富的想象力和无所顾忌的行动力构成的少年气质，注定在面临挫败时，瞬间变得呆若木鸡、惊慌失措甚至有意不惜自我欺骗、拒绝承认挫败来逃避现实。当弗拉基米尔发现父亲和齐娜依达在午夜约会时，他拒绝相信自己的爱情遭到了欺骗，他用未成年人的想象力否弃了他见到的事情：“我不想知道，是不是没有人爱我；我更不愿意承认，并没有人爱我。我躲开父亲，可是我不能躲开齐娜依达……我觉得有火在烧我一样——我何必知道使我在其中燃烧、而且融化的是哪一种火——既然我觉得烧得舒服，熔得舒服。我完全任凭我自己的种种印象来支配我，我欺骗我自己，我避开过去的回忆，又对于自己预料到会发生的事情，故意不去想它……这种苦恼大概也不会持续多久，突然一声霹雳，一下子结束了一切，把我丢到一条新的轨道上去”。[3]159-160

孩子走向成熟的真正标志，是他不再相信现实中还存在魔法和童话。当孩子突然意识到原本在他看来无所不能的父母，并不会真的施展魔法，而是他自己附加的主观想象夸大了现实中的未知时，他便走出了青春的迷惘期，因为他正在开始接受现实中的不完满。

处于青春期的弗拉基米尔，只选择自己愿意相信和接受的东西，他会把对人与物的片面化感知，视为绝对和全部，因而他总是沉浸于追逐的过程而无暇顾及结果的成败，然而，结果的成败却会彻底改变他对现实与想象的认知，而在那时，他却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踏出了青春期的河流，一步就迈入了成年人的世界。

二、纯洁天使与茨冈女人

三位一体的“自然·女性·抒情”结构，既是屠格涅夫塑造质朴善良、清纯动人的女性形象的艺术需要，也是暂时远离物欲横流的社会现实的男主人公的情感寄托，还是屠格涅夫对人的原始自然欲望的不可遏制、对神秘自然力无法被理性所控制的反思式求索。

在屠格涅夫笔下，时常出现两类气质截然相反的女性：纯洁天使和茨冈女人。自然环境里孕育的纯情少女，质朴自然又清雅纯洁，坚信人性的美好和爱情的圣洁，总是充满希冀地等待恋人的出现，与此同时，对内心所爱又充满柔情和爱慕。即使无法拥有内心所向往的爱情对象，也会默默祈祷和祝福对方；被物欲横流的社会所裹挟的欲望扭曲的“茨冈女人”，冷艳傲慢又市侩诡诈，因为被压抑的自然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以诱捕的方式控制和征服恋慕自己的男性，最终又冷酷无情地抛弃对方。

(一)纯洁天使

屠格涅夫的自然抒情式写作，往往通过主人公在悔恨中打开记忆的闸门，忆起早年在自然状态下对异性萌发的自然情感，又无意间错过向意中人表达爱的时机，最终失去爱情，抱恨终生的惯常讲述模式，缓缓打开故事之门。屠格涅夫的《阿霞》和《春潮》便是讲述男主人公因错过表达爱的时机而最终永失所爱的诗意感伤小说。

屠格涅夫短篇小说《阿霞》，讲述了一个尚未开始、就已结束的爱情故事。人在自然情境中萌发的自然情感，有时容不得一丝理性的犹豫和思量。来自俄国的贵族青年H.先生，很像遇见朱丽叶之前的忧郁的罗密欧，正陷入爱情的失意和痛苦中，他主动到莱茵河畔去排遣忧愁，却在不经意间遇到了俄国同乡加京和他的妹妹阿霞，在经由对阿霞性情的挑剔到怜悯再到深爱的过程中，H.先生经受了爱情来临时的悲喜交加和最终永失所爱的无尽怅惘。

“自然音调所特有的平和节制，将性格显示于其界限之内，予以多重而温和的层次变化”。[5]屠格涅夫对阿霞形象的塑造，就像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带着深沉的爱去精心雕刻而出的女性塑像，那样立体鲜活，生机勃勃又自然纯真。阿霞，是一个拥有天真面孔和自然气质的十七岁少女。“她那略带褐色的有着美丽的细小的鼻子，差不多带孩子气的脸颊和明亮的黑眼睛：这个脸型里有一种独特的、特殊的东西。她的身材优美，但尚未发育完全”。[3]44

屠格涅夫对女性人物的心理描写并不多见，相反，他经常通过对人物的外在形貌的细节刻画与对人物所处环境的侧面描写，塑造人物的性格、揭示人物的内心。在《阿霞》中，屠格涅夫通过主人公H.先生的视角，去打量内心处于爱情萌动而外在又活泼异常且羞涩无比的阿霞形象——“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好动的人。她从来也没安静地坐过一阵；她一会儿站起来，跑进宅子里去，又跑出来，低声唱歌，一会儿她笑起来，而且笑得非常古怪；她好像并不是在笑她所听到的，只是为了跑进她脑子里的种种思想笑着。她的大眼睛发亮地、大胆地望着你，但有时她的眼睑微微地低垂，于是她的眼光立刻变成深沉而温柔的了”。[3]46

阿霞是一个贵族及其女仆的私生子，她自幼经受的知识性教育全部来自父亲，而作为女性生命存在的必备教育却是残缺的，她对异性的认识和情感还只停留在父亲和兄长加京身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阿霞会被自己初见H.先生便爱上对方的那种激烈情感所惊吓的原因。因此，在最初与H.先生相处的过程中，阿霞待人接物的方式，都有意无意地处于躲躲闪闪和若即若离的状态，她既忍不住靠近H.先生，又碍于少女情窦初开的羞耻和自己出身的卑微而妄自菲薄——作为美丽动人的女仆和贵族出身的男主人后代的阿霞，她既对自己私生女的身份深以为耻，又对自己抱有这种耻辱而感到痛苦。

阿霞对H.先生如疾风骤雨般的爱，不仅揭示了她非正常的出生、成长经历，而且也印证了她殷切渴望在爱情中确证自己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失败。阿霞无法接受H.先生对自己倾心相托的爱情持求全责备的丝毫犹豫态度，她也不能确定H.先生是否会因为她复杂的出身而放弃他们之间的爱情。在阿霞看来，对爱情的犹豫，就是对爱情的拒绝；对爱情的拒绝，就是对她的人格尊严的否定。最终，阿霞因拒绝面对爱情的失败和受辱的人格被H.先生的言行所证实，于是便极力央求兄长加京将自己永远带离H.先生的世界。

当一个人处于爱情之中，他并不能确认那就是爱，而总是用内心的焦虑不安和情绪的时涨时落，去解释他所遭遇的疑虑和困惑。为了摆脱内心焦虑和情绪波动，他时常会对他的所见所闻断章取义、主观臆断。然而，适得其反，他的这种主观臆断会使他陷入更深的迷惘和忧郁中。爱情是个瞎子，遇上谁就是谁。然而，被丘比特的箭瞄准的人，不知道自己有如此幸运，因而面对这不确然的幸运，他也就通常采取视而不见的中立态度。面对阿霞瞬息万变的情绪和复杂的成长经历，H.先生却产生了犹豫和退却的心理，他觉得跟阿霞这样未成熟的、情绪变幻不定的女性结婚，是难以想象的。

刚遭遇爱情失意的H.先生，并不知道在自己打量少女阿霞时，不自觉地带上了一种恋人的眼光。然而，H.先生最初并不清楚阿霞时而活泼又时而出奇安静的举动，皆是因为爱上自己的不自觉反应。但H.先生通过观察阿霞的外在形貌特点、反复的神情变化和令人难以捉摸的言行举止，还是敏锐地洞见了阿霞内心的焦虑不安和莫名惊惶。H.先生的这种敏锐洞见，正是引领读者发现他和阿霞有意无意间早已爱上彼此的征兆。直到H.先生意识到自己即将永远失去阿霞，是何等恐惧和痛苦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早已深深地爱上了阿霞。

同样，中篇小说《春潮》中的纯洁天使，是男主人公萨宁一见钟情的德国糖果店里的女孩杰玛。萨宁被杰玛温柔含蓄的性格和自然清纯的形貌所深深吸引。萨宁初见杰玛，便注意到了她独特的自然之美：“杰玛的鼻子略显大些，可是鹰钩形的轮廓却极为秀美，上唇有些淡淡的茸毛；然而脸色却柔润光泽，跟象牙或乳白色的琥珀别无二致。秀发上的波状光泽就像毕蒂宫里珍藏的阿洛里画的朱迪斯，两只深灰色的眼睛的周围是细细的黑边儿”。[3]268与此同时，杰玛眼中又交织着的欢欣鼓舞和惊魂甫定，似乎又暗淡了它们的光泽(with a black ring round the pupils, splendid, triumphant eyes, even now, when terror and distress dimmed their luster……)。[6]

(二)茨冈女人

屠格涅夫经常用老鹰和蛇来形容冷艳傲慢又市侩狡诈的“茨冈女人”，这类女性就像魔鬼撒旦的化身，不惜用各种手段去诱惑涉世未深的异性爱慕者，而在获得征服者和控制者的优越感的同时，又让后者逐渐丧失自我的分辨力和决断力，完全被爱欲的烈火所席卷、所征服，沦为爱情的奴隶和猎物。

对“茨冈女人”而言，爱情只出现在诱惑和征服对方的过程中。“茨冈女人”想要获得的是肉体欲望，而非灵肉合一的爱情。“茨冈女人”最初以楚楚动人的柔弱形象引诱追求者，继而又以强劲的肉欲激情猎捕和钳制追求者。“茨冈女人”令“每一个遇见她的人都会踟蹰不前，不是因为面对着一个‘美神’，倒是因为面对着那强劲的，像是俄罗斯的又非俄罗斯的，是茨冈的又非茨冈型的风华正茂的女性肉体的魅力……”[7]然而，“茨冈女人”不需要与恋慕者成为知心恋人、灵魂伴侣，她甚至不需要恋慕者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她要的是对方绝对的臣服与膜拜，而非双方互相尊重、彼此平等的对话格局。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春潮》中的已婚女贵族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便是典型的“茨冈女人”。为了暂时摆脱生活的空虚，她不惜以乞怜和诱惑的方式，接近已经与德国姑娘吉玛有了婚约的男主人公萨宁，使后者对她由怜生爱，并于不自觉间进入了她预先设计的情欲圈套。在萨宁沦为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肉欲的猎物后，她又逐渐丧失了对萨宁的兴趣，最终还无情地抛弃了萨宁。

“茨冈女人”是一个施虐者，她持续寻找的是与她的施虐行为相匹配的受虐者。弗洛姆认为，施虐者具有三种倾向——“一是让别人依赖自己，以绝对无限的权力统治他们，以便让他们仅仅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像‘陶工手中的泥土’；二是不但有以这种绝对方式统治别人的冲动，而且还要剥削、利用、偷窃、蚕食别人，把别人吸净榨干，不但包括物质，而且还包括情感与智慧之类的精神方面；第三种施虐倾向是希望别人受难，或看别人受难”。[8]在“茨冈女人”主导的施虐与受虐关系中，作为施虐者，她不是想要毁灭受虐者，而是对受虐者的身心进行全面的训诫与控制。然而，当受她剥夺的受虐者的自由意志和行动意志彻底丧失时，她对受虐者的征服欲也将随之消失。也即，当她精心驯化的受虐者完全受制于她时，她反而对受虐者彻底丧失了兴趣。因此，施虐者最终会抛弃已沦为受虐者的爱慕者，继续寻猎下一个受虐对象。

“茨冈女人”是作者在《春潮》中隐喻的海底丑恶的怪物，它毫不留情地攫住了人的意志和欲望，令他难以挣脱，最终在错失美好的情感和青春不再的遗憾中悔恨终生。在小说《春潮》一开篇，屠格涅夫便运用了一个生动的自然化修辞，来交待男主人公萨宁孤苦而漂泊的一生。在萨宁的人生起伏和海水涨落之间，具有惊人的一致性，似乎爱情的迷雾和自然里的烟雾一样，会遮蔽人的视线，阻断前进的航向，还会像海底丑恶的海类怪物突然出现，让那摇摆不定的人生之舟不可避免地倾覆于那不知名的可怕力量中。“生活的海洋在他的想象中跟诗人描写的不同，并没有狂涛怒浪，是的，在他的想象中，生活的海洋是风平浪静、清澈透明的，一直可以看到那幽暗的海底；而他自己却坐在一只容易翻覆的小船上，在那幽暗的积满淤积的海底隐隐约约地伏着像大鱼似的、丑恶的怪物；那是生活中的痛苦、疾病、悲伤、疯狂、贫穷、盲目……他凝视着：瞧，有一个怪物离开幽暗的海底，越升越高，样子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可憎……再过一分钟，小船就要被它拱翻了！可是它又模糊了，又沉下去，沉到海底——它又伏在海底，只是微微地摆动着海鳍……可是命中注定地一天一到，他的小船会被它拱翻的”。[3]46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老妇人》的老妇人形象，有助于我们理解“茨冈女人”的形象：可怕的老妇人是“我”无论如何挣扎和反抗，都无法逃脱的被诅咒的命运：“一种奇异的不安渐渐控制了我的思绪：我开始觉得，老妇人不只是跟在我身后走，而且是在决定着我的方向，她在催促我时而向右，时而向左，而我却在不由自主地服从着她”，“无论朝哪个方向，我都像一只被猎人追赶的兔子……全都一个样，一个样啊”。[9]

三、自然化的人物形象

在短篇小说《阿霞》中，屠格涅夫将人物塑造和景物描写融为一体，进一步凸显人身上的二重性：人性与自然性，也即社会性和自然性。在该小说中，无论是对阿霞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对阿霞哥哥加京形象的塑造，都体现了“人身上的自然和自然中的人”的形象合一。

(一)加京肖像的自然性

不论是从外貌塑造上，还是从人物所处的年龄阶段的描述上，叙述者修辞都体现了一种近乎自然诗化的格调：“蜷曲发亮的头发，露出来的颈项，玫瑰色的面颊，他本人就像早上一样的新鲜”。[3]48“青春不像一道喷泉在他的心里涌流，而以宁静的光照耀”。[3]53

事实上，对加京自然化形象的塑造，也间接折射了他的内在形象——质朴的心灵和温和的性情。在国外旅行H.先生“我”原本并不乐意遇见俄国同乡，因为他无法适应同乡们脸上露出的伪善而夸张的惊讶表情以及仅仅出于礼貌作出的应酬。但是加京却与那些俄国同乡不同，在“我”第一次跟他交谈时，就被他真诚而友善的面相和声音所打动。

加京是一个让人感到亲近且自在的俄国贵族青年，就像每个人都欣然接受阳光的温和普照，每个接触加京的人似乎都能从他那种温和而舒适的存在状态中，获得交谈的乐趣与内心的宁静。“世界上的确有这样一种幸福的面容，让人人都乐意望它，就像它在给你温暖，给你安慰似的，加京就有这样的脸，温和的、讨人喜欢的脸。大而温柔的眼睛，柔软的蜷曲的头发。他讲起话来有这种调子，即使你还没有看到他的脸，你只听见他的声调，也会感觉到他在微笑呢”。[3]44

(二)阿霞肖像的自然性

H.先生，也即第一人称叙述者兼主人公对阿霞形象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在H.先生眼中，阿霞从最初的邻家调皮少女、轻佻做作的贵族女性到故乡俄罗斯的普通少女的变化，也体现了阿霞形象逐渐从社会化到自然化的转变过程。

阿霞身上不断彰显的自然气质，让“我”愈加觉得一种家乡的亲切感和质朴感。“我觉得阿霞完全是一个俄罗斯的少女，还是一个普通的少女，几乎就像一个女仆。她穿着一件窄小的旧长袍，头发梳在耳朵后面，静静地坐在窗前，带着一种朴实的、温顺的神情在绣架上刺绣，就像她一辈子没有做过别样事情一样。她几乎什么也不说，只是凝神地望着她的绣品，她的脸上笼罩着一种平凡的、日常的表情，使我不由自主地想起我们家乡的卡佳、玛霞们来”。[3]55

屠格涅夫用刚发新枝的野果树和正在发酵中的酒，比喻阿霞尚处于孩童和成人的混沌状态。“然而，她却不像一位贵族小姐，在她所有的举动里有一种不安宁——就像一棵刚接枝的野生的果树，一种还在发酵的酒。”[3]55这形象而生动的比喻并未仅仅停留在揭示阿霞的成长过渡期，它也与后文叙述阿霞初次感到内心的爱情萌动时，所产生的惶恐和羞涩相呼应。阿霞不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对父兄之外的异性产生的奇特感情。阿霞甚至痛苦地认为，对异性的爱会损害对兄长的爱。阿霞还不能真正区分开爱情与亲情的关系，因而在她觉得爱情和亲情相冲突时，她便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

(三)H.先生情感的自然性

与阿霞和加京身上肆意流淌的自然性相比，H.先生身上的自然性似乎更多地被掩盖在理性意识之下，他的自然情性似乎总是在受到他者自然性的触发而间接产生的，是后知后觉的。

就H.先生最初对阿霞的轻慢态度来说，就可见一斑。H.先生最初是带着挑剔的眼光去看待阿霞身上的自然性的，并将这种自然性视为故作矜持的，甚至是矫揉造作的。直到H.先生意识到阿霞身上浑然一体的自然性，与其爱情的纯粹和内心的质朴紧密关联时，才真正意识到了这种自然性的珍贵和美丽。然而，正如陷入爱情中的人多是非理性的，与此相反，H.先生过度的理性反而阻碍了他最终与阿霞在爱情上的进一步展开。诗意感伤的爱情小说《阿霞》，提示读者：爱情最初是非理性的，当爱情来临时，不要因过度权衡未知的结果而犹豫不决，因为过度权衡爱情的利弊，最终可能失去的不止是爱情对象，还有自我的人生。

结 语

屠格涅夫通过塑造三类自然本性失衡的人物，向我们揭示了人生的幸与不幸的真相：恰当的自然情性，会造就人和完善人；而过度的自然和反自然情性，会损害人甚至毁灭人。第一类，过度沉醉于自然化情感与想象中的人，会因惧怕面对现实中残酷的真相而选择重新蒙上自己的眼睛(《初恋》中的弗拉基米尔，《阿霞》中的同名女主人公阿霞)。第二类，头脑过于理智以致遮蔽了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的人，在听到恋慕对象那炽烈如火却又真情流露的爱情表白时，会因感到极度震撼而怀疑对方情感的可靠性，最终反而失去了整个人生的幸福(《阿霞》中的H.先生，《春潮》里的萨宁)。第三类，那些陷入物欲横流、曲意逢迎中不能自拔的人，最终会因丧失原本的自然情性，于不自觉间走上反自然性的虚荣之路，他们误把持续的引诱、征服和统治对方，作为不断施展自我魅力与彰显自身权力的利器，而这利器所映现出的，却是他们的自然情欲被彻底扭曲的模样(《春潮》中杰玛的未婚夫和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陶醉于活动掩盖人之生存的实在；当激情退却时，根本的空虚和形而上的孤独这种经验就会油然而生；生存的焦虑就会冒出来，要求安抚；而安抚焦虑的通常方法是用新的活动来消遣”。[10]

只有原本具有自然情性的人，才能洞见和邂逅他人身上的自然性；才能在自然景象中寻得与自我相契合的情境。人类只有真正进入自然的腹地，谛听自然本身的言说和沉默，才能从中找到平复情绪和净化心灵的良方；只有自我和他者(他人、自然)双方都敞开心扉，才能走入彼此的内心，既能实现真正的对话，也能共享大地的安宁，并在这大地的安宁中，听见万物的存在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