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章训

修志与用志辩证关系问题是宏观方志学所应当研究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据史籍记载，自南宋始，就有学者开始探究修志与用志关系问题。现有的那些方志学通论（或概论）多未论及此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应当弥补的缺憾。纵观历史可知，自从有方志以来，就客观地存在着修志与用志的关系问题。例如，南宋李昴英就认为，若修志记事有偏颇，那就会影响用志。他说：志书乃“扶植世教之一助也。若曰山川之又扁、丘赋之额、鸟兽草木之名而已尔，焉用志？”①李昴英：淳祐《重修南海志序》，康熙《南海县志》卷首。至明代，已有不少学者论及修志与用志关系问题。其中王鉴之对修志与用志关系问题的认识最有见地。他认为，郡邑一旦修成志书就得注意用志。他说：“近世郡邑多有志，大抵患不以实不能垂诸永久。或成之而复更，或有之而不用，均为废器。”②王鉴之：《赵州志序》，正德《赵州志》卷首。清代章学诚则明确提出修志“将求其实用”的主张。他说：“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③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章学诚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民国吴宗慈加以继承和发展，更明确提出“修志以实用为归”的主张。他说：“修志所以期实用也。”④吴宗慈：《修志论丛·修志以实用为归》，朱士嘉编著：《中国旧志名家论选》，北京燕山出版社1988年版。尽管在旧时代就不断有人提出为用志而修志的主张，但因时代和阶级局限，彼时这些主张皆不可能成为修志界的主导观念。2001年12月20日，李铁映为了进一步增强广大方志工作者践行“修志为用”这一理念的自觉性，他曾提出一个方志理论研究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