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雨霁

应该如何纪念故土？这其实是一个“本末倒置”的设问性问题。日本哲学家和辻哲郎（Tetsuro Watsuji）曾在其专著《风土：人间学的考察》（1935年）中浪漫而又不失理性地写道：“正如我们在风吹花落之中领会悲欢一般，在酷烈的阳光直接晒草木时，会感到内心的衰惫。我们是在‘风土’中发现自己，寻找相互连带中的自己。”①和辻哲郎著，陈力卫译：《风土》，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9页。和辻哲郎敏锐地捕捉到，通过考量生活其中的自然及其过去，“我们”的自我形成、建构与意识得以袒露。所以，追忆故土本质上是在完成一种抵达自身起源的欲求。但是，面对历史的碎片与遗踪，又应如何描述？这恰恰又是另一个“纪念”性的难题。

1958年，一则名为《关于<文赋>疑年的四封讨论信》的往来通信刊登在香港报刊《民主评论》上。著名比较文学家陈世骧在与逯钦立商榷陆机撰写《文赋》的年代时，指出“任何考据，多难免臆测成分，惟以最近于良心，合于物证，故坚持之。”②陈世骧：《关于《文赋》疑年的四封讨论信》，收录入陈世骧著，张晖编，《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陈世骧古典文学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19页。陈氏言论与王国维“文证”和“物证”之论正好互补，亦弥补了“心证”的框架。然而，在当下学院派的培养风气下，书斋式学者们常习惯于打开古籍库，孜孜以求地从前人梳理的文字记载和报刊文献里打捞些许吉光片羽。即使写出了万字长文，也可能未迈出书桌一步。殊不知，重返地方历史的现场需要的是一种“敢于冒险的想象力”亦即“心灵追迹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