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晓丹，张春明

(青岛大学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青岛 266000)

柿蒂纹是我国一种常见的传统纹样，最开始因为其外轮廓像柿子的蒂而得名。柿蒂纹在我国古代的青铜器、漆器、金银器以及丝绸上等工艺美术的装饰领域均有出现，其中以春秋战国至汉代铜镜上的柿蒂纹以及唐代丝织物上的柿蒂纹为代表。当绘画艺术从宗教崇拜转向信仰自由、从神秘粗犷转向柔弱纤细、从仙界往事转向人间百态时，柿蒂纹的装饰主体从铜镜转换到丝绸上，从偏向抽象几何逐渐转向抽象写实，从带有宗教意义的象征性纹样演变成带有吉祥寓意的装饰性纹样。

1 原始的简单含义

我国传统纹样大约经历了从抽象几何以动物纹为主的原始自然崇拜逐渐过渡到写实具体以植物纹为主的寄托人们美好祈愿的发展历程。柿蒂纹的形式起源于先秦自然崇拜时期的原始四叶纹。孙机先生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明确提到了三种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柿蒂纹”[1]，三种柿蒂纹与原始四叶纹都是四瓣叶形式，但柿蒂纹总体呈四出尖式的十字对称状的柿蒂形。先秦时期出现的原始四叶纹是对当时先民农业生产生活的一种描述与歌颂[2]，是具体指代了某些植物。但柿蒂纹更加抽象神秘，已经完全脱离了纹样所描绘的实体，并且具有引申意义。

彩陶盆上的原始四叶纹

2 从简单原始到粗犷神秘

受绘画艺术的影响，春秋战国至汉代成为柿蒂纹发展的高峰，柿蒂纹大量并且集中地出现在这一时期的铜镜上。秦汉之际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士人阶层的壮大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张扬、直观而又感性的文化心态，这促使工艺美术各领域都打破了原来的礼制规范，更加美术化[3]。虽然这是一个洒脱、自由的时代，但是这时候的绘画艺术依旧没有脱离政治以及宗教的束缚，绘画艺术往往带有宗教内涵、统治阶级的审美偏好以及政治目的，此时它更多充当的是一种宣传的工具，从事绘画的人大多受命于宫廷或者道观、寺庙，普通阶层的人民并不能随意创作和享有。秦汉时期受道家和阴阳家的影响最深。道教以道家、阴阳家的理论为核心，将“修道”、“升仙”作为自身的第一教义，而这种神秘的“长生成仙”是统治阶层自古以来就向往的，因此道教受到了广大上流社会人士的追捧，而流行于上流社会的道教情怀不可避免的映射到了绘画领域。在中国绘画史上，汉代有大量的画迹传世，迄今发现的较为完整的西汉早期的三幅帛画的主题都是“升仙”或“引魂上天”[3]，还有许多壁画也都是相似的主题，这都是道教思想的题旨的表现。所谓“上行下效”，作为传播工具的绘画艺术将统治阶级对道教的偏爱以及道教的理论、教义扩散到铜镜装饰领域。道家认为自然光具有无穷的能量与法力，可以用铜镜吸收光并将其储存下来，以便在自我修行时获得光的力量[4]，这就使铜镜和道教紧密的联系到了一起，暗含道教思想的柿蒂纹集中地出现并且流行起来是必然趋势。铜镜上的柿蒂纹主要装饰在钮座部位，以柿蒂纹为中心结合蟠螭纹、羽人、铭文等对铜镜背面进行装饰是这一时期最常见的形式。铜镜上的柿蒂纹以四叶柿蒂纹为主，偶尔也见五叶、六叶的柿蒂纹；有些柿蒂纹的叶片甚至变形成蝠形。由于道教吸收了阴阳家的相关理论，阴阳家对于宇宙模式和宇宙生成的思考也就反映在了铜镜上：柿蒂纹的四片叶分别指向东、南、西、北四个正方位暗含天地之意，将宇宙苍穹与这一面小小的铜镜相连[5,6]。这一时期柿蒂纹四瓣叶的形式比较简单，没有过多细节上的刻画，带有北国特有的粗狂；而柿蒂纹暗含的道教思想使它显得更加神秘。

铜镜上的四叶柿蒂纹

3 由原始粗犷到雅致细腻

从东汉开始，绘画艺术中的“升仙”情结逐渐退场，展示人间百态的、世俗化的审美成为东汉绘画的主流[3]。等到魏晋时期，自然的山水花鸟之美才从真正从陪衬的附属地位中独立出来。唐朝的绘画艺术审美承接了魏晋南北朝的自然之美，花鸟纹样开始逐渐流行[7]；绘画世俗化的近一步加深，这使得铜镜背面的装饰不再倾向于大篇幅使用柿蒂纹这种抽象神秘的宗教符号而更加倾向于使用世俗化的宗教中的瑞兽、瑞花、瑞草以及神话故事，由此开始铜镜上柿蒂纹的数量开始锐减，铜镜不再是柿蒂纹装饰的主体。但与此同时柿蒂纹却在唐代的丝织物上流行开来：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红袖织绫夸柿蒂”一句说明了柿蒂纹绫在唐代的流行程度；在青海都兰发掘出的大量柿蒂纹绫也印证了柿蒂纹绫在唐代的流行[8]；《旧唐书·高总本纪》中记载的唐代流行的“花间裙”上的四瓣花实际上也是柿蒂纹；就连甘肃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唐代多色花卉纹绮残幡第二段的绿地绮上的纹样也是柿蒂纹[9]；甚至唐代画作《内人双陆图》中左侧弈棋妇女上襦的花纹也是柿蒂纹[10]。与春秋战国至汉代铜镜上的柿蒂纹相似，唐代柿蒂纹绫上的柿蒂纹是四瓣叶的形式，每瓣叶中间都有一个出尖；与之前明显不同的是此时柿蒂纹总体并不是固定呈现明显的柿蒂形，而且每片叶片的刻画也更加细致，多数叶片都有着细腻雅致的纹理，有的是单纯的几何形式，也有的是某些植物花叶的抽象写实，是一类花叶纹，更加符合当时唐代花鸟纹流行的趋势。纵观目前已出土的唐代丝织物，柿蒂纹多按团窠排列或散点状分布排列，构成匀称和谐的画面，这也与绘画构图讲究和谐统一的审美相符。柿蒂纹作为最简单的一种瓣式宝花[8]，是唐代宝相花进一步发展的前身，当唐代宝相花登上历史的舞台，柿蒂纹这种曾经流行于唐代的花叶纹逐渐被宝相花的灿烂光芒所掩盖；同时佛教的近一步兴起使绘画艺术以及各装饰领域都刮起了一股“禅风”，曾经暗含道教寓意的柿蒂纹作为装饰主体纹样的功能进一步弱化。

4 雅致与细腻得到进一步延续

进入宋代，南方人口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南国纤细柔弱的审美终于压倒了粗犷豪放的北方风格成为审美的主流；宋朝为了在内建立共同的信仰，对道家、佛家都有所节制，也因此宋朝开始绘画艺术彻底挣脱了宗教的束缚，绘画艺术继续朝着山水花鸟方向发展，并且看重写实。由于宋代“崇文尚武”，绘画艺术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下，宋代的绘画艺术进一步向下渗透以至于进入到寻常茶肆酒馆的日常装点中。绘画艺术的写实的山水花鸟之风使得工艺美术的其他装饰领域采用更多使用写实的缠枝莲、折枝花等写实的纹样；宋代的几何纹样更讲究规矩章法，之前抽象写实偏几何的柿蒂纹几乎完全消失，只有后来产生的柿蒂窠继承了柿蒂纹得以留存。《说文解字》中指出：“窠，空也。”“柿蒂窠”由“柿蒂”这一描绘外轮廓的词与“窠”这一说明内部情况的字组成，即“柿蒂窠”是一种外轮廓呈柿蒂形状，是一种充当边框的纹样，在宋、元、明、清时期都常有出现，尤其是在织成袍料上多见。在纹样演变的过程中，柿蒂窠不仅仅局限于标准的柿蒂形，后来往往将出现在织成袍料上的、四瓣叶的、起纹样区域划分作用的边框底纹统称为柿蒂窠。在织成袍料上的柿蒂窠属于大型柿蒂窠多以衣物的领部为中心，四瓣柿蒂分别位于衣物的前后胸及左右肩部，四瓣柿蒂大小、形式完全相同。柿蒂窠丝织物的整个构图中不仅仅有着纹样构图区域划分的作用，在宋、元、明、清越来越讲究吉祥寓意的文化背景下，柿蒂窠也承载着人们美好的祈愿：“柿”字的谐音为吉祥语言中的“事”，“柿子”又代表着“事”[11]。出现大型柿蒂窠的织成袍料工艺复杂极为珍贵，往往是统治阶级的专属，柿蒂窠继承了最开始柿蒂纹对应天地四方位的寓意，即穿戴大型柿蒂窠的人位于天地之中心，统领四方。出现在其他丝织物上的柿蒂窠是较小型的柿蒂窠，小型柿蒂窠可多个同时出现也可单独出现与其他纹样共同构成更为复杂的图案。

总结

绘画艺术是柿蒂纹演变的重要推动力，柿蒂纹印着绘画艺术前进的脚步前行：先秦时期的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对农业生产的叙述孕育了柿蒂纹的前身；春秋战国至汉代当绘画艺术被统治阶级以及道教所束缚时，柿蒂纹集中大量地出现在道教的法器铜镜上，这时的柿蒂纹所代表的是道教的神秘内涵；经历过东汉绘画艺术世俗化、魏晋南北朝开始的文化中心南移、唐代花鸟绘画的流行，柿蒂纹的装饰主体从神秘的铜镜变为人们日常穿戴的丝织物上，这时的柿蒂纹更多的是一种贴近生活的装饰性花叶纹而并非宗教符号；当绘画艺术完全挣脱政治以及宗教的束缚，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时，柿蒂纹也完全演变成了一种带有吉祥寓意的边框底纹，与其他纹样组成更为复杂的组合纹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