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万达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南京210007）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和统一战线工作，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中共中央还专门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来加强和规范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十九大再次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1］。当前，中国正在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统一战线必将发挥更加重要而广泛的作用。

既然统一战线如此重要，那么域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何认识的？进行了何种程度的研究？有哪些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西方学界与政界的关系非常紧密，以塞缪尔·亨廷顿、亨利·基辛格、约瑟夫·奈、安东尼·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横跨政学两界，为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持，甚至主导了政府的政策走向。2020年12月4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宣布对中方统战部官员实施签证制裁，发表系列指责中国利用“统战”对外国实施“渗透”等污名化统一战线的言论［2］，这些言论的产生绝非只是无良政客的一时兴起。

与中国统一战线的丰富实践一样，中国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也与时俱进，积聚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知网”的“学术期刊库”中，不设定起始时间，截至2020年底，以“统一战线”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有8 651篇学术论文。在同样条件下，以“统战”为“篇名”进行检索，共找到11 132条结果，两项相加共有19 783篇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学术论文。在这近2万篇的海量论文中，综述类论文有358篇。但是，其中仅有3篇涉及域外对中国统一战线的研究综述，这说明中国学界对域外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统一战线研究成果的关注严重不足，更未见到有十八大以来的研究发表。

因此，对域外尤其是西方学界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统一战线学术成果进行深入了解，对中国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研究成果的作者及背景分析

笔者共选择了与中国统一战线直接相关的“新时代统一战线”“中国民主党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视角下中国宗教”“香港统战工作”等5个论域的域外研究成果。

（一）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研究

本论域共有《评估中国统一战线的逻辑与方法》［3］《习近平时代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制度建设与活动》［4］《抗衡中国的法宝》［5］3篇文章。

《评估中国统一战线的逻辑与方法》（Evaluating the Logic and Methods of China’s United Front Work）的作者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吉原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与政策研究系教授，兼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上研究中心，曾在空军战争学院战略系任职访问教授，在兰德公司外交政策分析所担任分析员。吉原目前就职于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这是一个以军事研究见长的新智库，它以美国国防部内部智库净评估办公室为依靠，采用净评估方法来研判世界形势，使用战争推演技术研究未来战争［6］。

该文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主办的期刊《Orbis》（《奥比斯》）2020年第2期。外交政策研究所是美国著名 “冷战”思想库之一，成立于1955年，附设在大学内。1971年初，为使经济上“获得更大的稳定性”，它脱离了学校领导，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该所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国际形势和美国对外政策中面临的根本问题，发表有关美国安全和稳定国际秩序的评论和研究报告，为决策当局出谋划策，为美国外事和国家安全机构培训深谙国际问题的年轻学者。

《习近平时代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制度建设与活动》（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 Xi Jinping era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s and activities）一文发表于《当代东亚研究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2019年第1期，作者是铃木隆。铃木隆在日本庆应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此前曾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IIA）担任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的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对中国内部政治的展望，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意识形态、习近平的政治思想，以及中日关系。2012年，他的著作《21世纪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与权力：党与新兴社会经济精英》获得了IDE-JETRO（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发展中国家研究促进奖。

《抗衡中国的法宝》 （Resisting China’s magic weapon）一文的作者是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她是中国政治（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极地政治、太平洋政治和新西兰外交政策方面的专家，创办了《极地社会科学杂志》(journal of polar social sciences)并任主编，是首位被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聘为院士的女性政治学家。她同时也是华盛顿特区Woodrow Wilson中心全球研究员、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海外高级研究员，以及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新西兰成员。

（二）关于民主党派的研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

《中国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群众组织》［7］作者是艾伦·唐纳德·保罗（Alan Donald Pauw）。该文发表于《亚洲事务：美国评论》（Asian Affairs：An American Review）1981年第6期，但是2012年10月17日又重新在线发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西方学界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统一战线，希望进一步增进了解。

《中国共产党与律师的统一战线工作》［8］一文的作者格瑞·格罗特（Gerry Groot），第二作者罗德里克·奥布莱恩（Roderick O’Brien）是一名澳大利亚律师。该文刊登在《香港法律学刊》2012年第3期。《香港法律学刊》创刊于1971年，是香港地区最具权威性的法学期刊，在普通法世界有相当影响。

（三）关于统一战线视角下中国宗教的研究

《求同存异：基督教新教、三自运动与中国统一战线》［9］的作者是菲利普·劳里·威克里（Philip Lauri Wickeri），中文名魏克利。魏克利是位于香港的圣公会明华神学院基督教史研究教授，曾任职于美国旧金山神学院，他还是香港圣公会档案馆的馆长、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名誉副研究员。该文是其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提交的博士学位论文。魏克利教授是研究中国教会发展的世界级权威，他本身是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并于中国内地生活和工作三十年，曾在爱德基金会服务逾十年，精通中文，对中国各方面发展有深入认识，更于1991年在南京圣保罗堂由丁光训主教按立为牧师，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唯一一位被按立的外籍人士。

（四）对香港统战工作的研究

该论域有2个研究成果：《中国市民社会统战工作：以香港为例》和《中国在香港的新统战工作》。

《中国市民社会统战工作： 以香港为例》［10］（China’s United Front Work in Civil Society；The Case of Hong Kong）一文的作者是林蔚文和林緻茵（Wai-man Lam and Kay Chi-yan Lam）。该文发表于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University of Malaya）主办的 《国际中国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13年第3期。该杂志主要关注当代中国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贸易和商业、外交关系、地区安全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该杂志在业内影响较大，被Scopus等诸多知名数据库收录。

《中国在香港的新统战工作》［11］（China’s New United Front Work in Hong Kong：Penetrative Politics and Its Implications）这一著作是由香港大学的Sonny Shin-Hing Lo和Steven Chung-Fun Hung以及岭南大学的Jeff Hai-Chi Loo三位作者所著。2019年，由全球知名的国际性出版机构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

二、研究成果的共性研究

（一）写作内容的共性：“权力主导”的主基调

吉原恒淑把统一战线称作政治战。尽管中国的统战部门从来也不是中国对外关系事务的主管部门，但是吉原说，分析表明，统一战线工作不再局限于中国，是内外结合的，国内统一战线工作和面向国际的统一战线工作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明显，它现在是一个有利于中国政府而威胁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全球性计划。

铃木隆认为十八大以来统战制度建设和大统战格局的形成，是为了使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以确保中国的国内稳定和国力的全球延伸。大统战的根本不是形式和创新，而是优良传统的复兴和革新。

安妮·玛丽·布雷迪认为，中共统一战线官员及其代理人长期以来奉行发展与外国和海外华侨华人关系的政策（越值得注意越好），以影响和在必要时绕开地方政府的政策，促进中共的利益。

艾伦·唐纳德·保罗认为，中国的民主党派是供政府使用的群众性组织。

格罗特和奥布莱恩则认为，律师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目标，是旨在引导他们帮助中国共产党维持可行和有效的治理。

林蔚文和林緻茵根据国家统合主义认为，大陆的统一战线措施与“一国两制”原则和香港自由多元主义传统相适应，具有系统性和适应性。大陆在对香港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所采取的软、硬策略，都试图最终巩固中央政府在当地社会的支配权地位。

Sonny Shin-Hing Lo、Steven Chung-Fun Hung和Jeff Hai-Chi Loo认为，香港的新统战工作是“进入政治”，并且“进入政治”作为权威主义的标志已经渗透到香港的政治体系中。

（二）引用文献的共性：国内权威文献与域外二次文献引用两极分化

为了增强说服力，一部分作者在引用文献的时候，比较注意引用国内权威文献。而另一些作者则仅用域外二次文献作为研究依据。

吉原恒淑和铃木隆在文章中引用了由中央统战部创办的华文出版社2015年以来公开出版的诸多统一战线的权威书籍，比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条例（试行）》《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统一战线知识手册》《统一战线知识简明读本》等。

格罗特和奥布莱恩大量引用了《董必武统一战线文选》《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国律师学》等著作，以及《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学习时报》等重要媒体的文章。

Sonny Shin-Hing Lo、Steven Chung-Fun Hung和Jeff Hai-Chi Loo在著作中大量引用了《人民日报》《中国统一战线》《政协天地》《中国宗教》等统一战线权威刊物的文章观点。

魏克利教授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国内的统一战线出版物还不丰富，而且在国外得到国内的出版物也不便利，但也还是引用了《周恩来选集》中的论述。

艾伦·唐纳德·保罗的文章是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林蔚文和林緻茵的文章是研究中国香港的市民社会统战工作，两个研究中国问题的成果竟然所有的引用文献都是来自域外二次文献，这样的研究能否得出客观结论颇为值得商榷。

（三）作者立场的共性：主观性遮蔽客观性

在本研究所涉及的域外研究成果中，几乎都存在主观性遮蔽客观性的问题，但以吉原恒淑和安妮·玛丽·布雷迪为最。

吉原恒淑在其研究成果中引用了诸多中国出版的统一战线的权威书籍，这些书籍已经非常清楚地阐释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定义、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工作范围和对象等，由于其固有的意识形态认知，吉原仍然可以做出充满偏见的主观解读。他子虚乌有地指责中国的统一战线利用西方社会的开放性来推进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同时压制了自由社会中批评中国的观点。而且吉原认为，即使中国继续繁荣富强，国际安全环境保持相对良好，统一战线工作的逻辑也不会改变。尤其是用捕风捉影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已经背离了“客观”这一学术准则，实质上是戴着学术研究的帽子，为西方反华势力代言。

安妮·玛丽·布雷迪亦是如此。她曾在中国长期工作生活，在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过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也可谓是资深“知华”派了，但是其仍然会发表纯属个人主观想象的“研究”。

三、研究成果的差异性研究

研究成果的差异性主要是受作者政治立场、知识背景、学术生活经历以及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的影响。

（一）美国学者的研究

吉原恒淑长期任职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等军方机构，旨在加速美国遏制中国。他在《评估中国统一战线的逻辑与方法》中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修正（如果不是放弃）关于西方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长期假设。中国统一战线的刊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把马列主义换成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对于西方意识形态对其生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软化自己的观点。西方的介入会释放自由势力，从内部改变中国，这种乐观的说法被证明过于乐观甚至天真。如果西方要在理念和价值观的斗争中与中国保持竞争，那么冷战后那种认为自由主义最终会占上风的必胜主义，就必须让位于对中共挑战的重新评估。这种全面的再评价已经在进行，但必须对统战工作有更深刻的认识。西方国家需要设计一套连贯的防御和进攻措施来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

艾伦·唐纳德·保罗在《中国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群众组织》一文中说，所谓的民主党派与西方的“民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作者认为，民主党派与妇联、工会一样，是大陆政治上活跃的非共产主义精英的群众性组织。民主党派将其成员的技能、才能和个人关系集中起来，供政府使用。这些民主党派的职能不是为了表达政治民主，而是为了动员有科学、工业、商业背景的人来为国家的经济政策服务。

且先不说保罗对中国的民主党派的刻画是否准确，在他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观，政党之间必须是竞争的关系，不符合竞争关系的政党就不能算作政党，而只能是“群众性组织”。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与西方政党和政党制度的产生背景及过程密不可分的。激烈的政党斗争从近代政党和政党制度发轫之始就是西方政党关系的显著特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新型政党制度是立足于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式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新型政党制度。我们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切实加强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真正维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福祉。作为西方人，保罗确实不能理解中国这种亲密合作的和谐政党关系。

魏克利教授的《求同存异：基督教新教、三自运动与中国统一战线》是以新教基督教与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自运动为研究对象，从三自爱国运动与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关系来解读中国基督教的经验。作者认为，“求同存异”的统一战线原则既是理解当代中国宗教政策又是理解新教在当代中国回应的基本范畴。

魏克利教授认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创造一种自治、自养、自传的基督教形式而努力。三自爱国运动既是一个群众团体，其目的是促进中国新教徒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爱国），又是一个致力于本土化和教会更新的基督教运动（爱教）。作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三自爱国运动强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框架内的共同点（求同）。“三自”代表了一种信仰的表达，它既关系到基督教的普遍性，也关系到中国的特殊性。三自爱国运动促进了对宗教宽容的多元态度，因为宗教信仰自由被认为对中国所有信仰宗教的民族都很重要。魏克利教授的这一符合实际的观察在今天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的宗教、教派冲突的背景下，对促进宗教之间、教派之间的和睦相处尤为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12］。魏克利对中国基督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持正面、积极、符合实际的态度。这与他对中国基督教的深入了解和实践是分不开的。

吉原恒淑、艾伦·唐纳德·保罗和魏克利都是美国学者，但恰好是三种截然不同的类型。

吉原恒淑长期任职于美国军方机构，冷战思维强烈。在世界趋向多极化的今天，吉原恒淑还是抱着陈腐的冷战思维不放。当年西方与中国接近，进行“和平演变”，希望中国发生西方所期待的变化，从内部改变中国。当吉原之流发现他们的各种措施最终无效时，就污蔑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对西方的政治战，就要“设计一套连贯的防御和进攻措施来对付中国的统一战线”，可谓“图穷匕见”。

艾伦·唐纳德·保罗的研究成果是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国问题全部引用域外二次文献，用西方政党制度来裁剪中国的民主党派现实，所以其得出了中国民主党派是群众组织的荒唐结论。

魏克利教授之所以能对中国的三自爱国运动做出符合实际的研究成果，与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密不可分。他说：“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非常有用。无论是利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借鉴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关键工具，为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提供了一个维度。”［13］应该说，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否科学对于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至关重要。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

铃木隆仔细研读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各项政策。从他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来看，仅就中国官方公开发行的出版物而言，种类大大多于吉原恒淑引用的同类参考文献。对2014-2017年间涉及中国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会议的主要内容等都能如数家珍。把对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港澳台同胞以及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统战工作认为是应对三个挑战的需要，即：一是面对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维护党的领导方面的危机意识；二是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必须处理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政治离心力；三是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中国对外战略，应该得到统一战线工作更有效的推动。

铃木隆是日本爱知县大学的副教授，其继承了日本学界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学风，对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评价不像吉原恒淑那样激烈，但也认为所谓“民主政权”需要对中国在自己国家的对外影响有一定程度的警觉。

（三）大洋洲学者的研究

除了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以外，格罗特和奥布莱恩也是大洋洲学者。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与律师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认为，律师之所以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特定目标，是旨在监督、教育、影响和引导他们参与政治，尽量减少他们批评制度的潜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贡献。而这些人如果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他们的才能就能被引导到帮助中国共产党维持可行和有效治理的同时消除许多可能的替代声音。从这个角度看，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苏东剧变后仍然屹立不倒的部分原因。

应该说，作者追溯的从20世纪30年代至今，律师参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还是比较尊重史实的。对于律师这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成为统一战线工作对象的积极作用也摹画地接近表象。但是文章的致命缺陷是其立论基础，它把以律师为代表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起来，把对律师的统战工作看作是利益交换。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群体，律师属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14］。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照顾同盟者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重要政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始终的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要坚定不移，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帮助党外人士排忧解难。这是我们党的职责，也是实现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重要条件。”［15］

安妮·玛丽·布雷迪是新西兰学者，格罗特和奥布莱恩是澳大利亚学者。如前所述，安妮·玛丽·布雷迪在中国的多所大学任教多年，格罗特和奥布莱恩在进行其研究时也曾下过功夫，研读引用过大量中国统一战线的权威文献，但这三位作者并不能做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统一战线的研究成果，其实质是终究摆脱不了其固有政治立场和知识背景的束缚。从根本上来说，大洋洲学者与欧美学者差异不大。

（四）香港学者

林蔚文和林緻茵以国家统合主义理论（统合主义又称法团主义，本文对两者不加区别的使用）为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在《中国市民社会统战工作：以香港为例》一文中对中国在香港市民社会方面的统战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统合主义认为，国家是影响利益构成和团体作用的决定性力量，为了避免团体争斗危及秩序，国家需要将它们吸纳到体制中，让它们在制定公共决策时发挥作用，同时接受国家的统一管理［16］。作者认为，在实践中，国家统合主义理论的一部分就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国家统合主义代表了中国的总体统治框架，而统一战线工作则是为建立友谊而采取的相对非正式的、软性的策略，包括教育、说服、合作和整合人的工作。作者以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为背景，对中国关于香港在处理市民社会方面的统战工作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中央政府采取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实践中是非常有效的。中央政府对香港统战工作的特点是采取了有力的统合政策，有利于培养香港对国家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的认同。作者认为，虽然这些统合策略实际上非常有效，但是在香港运用这些策略的过程中导致市民社会进一步政治化和两极分化，并在客观上将国家和地方市民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转化为不同地方市民团体之间的隔阂。

Sonny Shin-Hing Lo、Steven Chung-Fun Hung和Jeff Hai-Chi Loo三位作者则认为，香港的新统战工作是“进入政治”，并且“进入政治”作为权威主义的标志已经融入到香港的政治体系中。西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机制已经在世界上存在近百年，根深蒂固。香港的学者乃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大都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一些人认可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和意识形态。在西方的政治话语里，世界上任何政府，只要不实行他们那一套民主制度，就是“不民主”。

从以上论述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作者以西方人的视角来审视国家，甚至认为香港的发展方向是国家强加给香港的，统一战线“疏远”和“压制”了本土文化，“使当地人所希望的其他发展可能性无法实现”。这种“其他发展可能性”是什么？难道是某些西方势力的香港代言人宣扬的“港独”？抑或是其他什么“独”？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将来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对香港长期以来在各方面的坚定支持，香港只有把自己真正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之中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

如前所述，以上研究成果的差异性主要是受作者政治立场、知识背景、学术观点、学术经历以及研究依据的理论基础的影响。囿于个人成长所处的综合环境，除了魏克利教授外，造成了大多数作者分析视阈的狭隘性和简单化，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也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与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的关系，更难理解 “说到底”，“搞统一战线是为了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15］

四、总评析与对策建议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立足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强调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并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努力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关注。以上关于中国统一战线的域外学界代表性研究大都是中共十八大前后发表的。我们从这些域外学界对中国统一战线的代表性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有魏克利教授这样的对中国进行广泛深入了解之后进行的实事求是的学术研究，但也有一些研究是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配合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的统一战线恶意唱衰、攻击污蔑、造谣抹黑；有的研究是用西方的理论范式硬套在中国统一战线头上，用它们来对中国统一战线的实践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论长短；有的研究者虽然在研究之前阅读了大量中国统一战线的权威资料，（也许）力图客观真实地解读中国的统一战线，但是囿于他们个人成长所处的竞争性的政党环境、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统一战线研究难免隔靴搔痒、不得其要。中国的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中国人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17］。“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18］

一是确立有针对性的学术外宣原则。突破立场预设，实现内在超越，引导域外新时代统一战线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范式是存在于某一科学论域内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如何对问题进行质疑以及在解释我们获得的答案时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对恶意唱衰应该进行有理有据的学术批判；对误解多做学术阐释，加强学术交流和影响；对实事求是的学者和力作应多做宣传和培养。

二是加大学术外宣工作的统筹力度。在统战系统、社科系统、高等教育系统等相关部门的统一组织和协调下，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赋予更多有条件的学术机构、学术单位从事学术外宣工作的职能，并将其效用最大化，从而以更多的方式、更广泛的渠道讲述统一战线的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

三是将对外学术交流制度化，形成长期的交流机制，与部分机构签署相关合作备忘录，互换学者出访、定期办会交流。

四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学术外宣“走出去”的步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扩大参加学术外宣工作的人员范围，增加学术外宣团队出访的批次，积极促进学术外宣成果向学术成果、决策咨询成果转化。

五是总结出访经验，积累选题，将不同主题的学术交流汇聚为选题库，促使出访调研能够有的放矢。

六是把出访工作的事务性转化为生产性，对出访的成效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把出访报告转变成决策咨询报告或智库报告。

七是加大到对象国举办高端学术论坛的力度。成功的高端学术论坛，可以在对象国迅速扩大影响、打开局面。

八是加强中国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设，善于提炼统一战线的标识性概念。统一战线也应打造像“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九是鼓励中国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在国外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扶持面向国外推介高水平研究成果，增强中国统一战线研究的国际影响力。

十是设立统一战线学术研究基金，鼓励域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合作对中国的统一战线展开研究。

十一是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提供便利条件，长期培养资助出比肩中国学其他领域的诸如傅高义、罗高寿、毛里和子、孔飞力等名家的研究中国统一战线的高影响力海外学者。

十二是利用长期开展交流合作积累下来的资源，做好后续和日常的联络沟通工作。

十三是针对专家学者组织沟通交流技巧等相关培训，提高国际沟通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