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恩林

(首都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48)

杜威站在实用主义角度从心理和社会两个层面出发对“人性”进行审视，关注环境对人性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强调人性实际存在可变的部分，且可变的部分对于人性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而他不再仅限于对人性“是否可变”的争论之中，而是将目光着重放置于人性可变的部分，将自己对人性的理解与自己的教育思想相结合，欲厘清人性究竟如何才能可见、可欲和向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意义是如何呈现的。这也使得杜氏的“人性论”在西方人性论史中颇具特色。

一、实用主义视角下的人性论反思：从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到统一

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自西方哲学的视野从本体论转移到认识论之后便开始了对“人”本身的追问，如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赫拉克利特的“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等，但此时的“人性”和“物性”还没严格地区分，“人性”指向的仅有人的自然属性。直到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人的社会属性才开始逐渐得到关注。苏格拉底将“人性”等同于“德性”，对人的灵魂和道德进行深入探究并得出“美德即知识”和“美德可教”的命题，认为德性是可以经过后天训练而获得和改良的，换言之，人性本身即具有可塑性。但从柏拉图“理念世界”和亚里士多德“理论理性”的阐述中可以看到，在古希腊哲学中作为人性重要组成部分的“理性”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存在，因而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性又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