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健朔

1924 年，老舍离国赴英。五年的英国生活体验既刺激了老舍走向专业作家之路，同时也规约了他早期创作内容与风格的轨道。在异域审视中西文化，“思考民族文化和国民劣根性成为他创作的切入点”①，在族群区隔与民族主义思想的杂糅下，“老舍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选择、接纳英国文化的”②。不可否认，异域经验是老舍思想转型的财富。1946 年，受美国国务院之邀，老舍与曹禺赴美进行为期一年的讲学，而实际上，老舍一去就是三年有余。在美国生活的岁月里，无论是老舍政治的感观，抑或是文艺的交流，都与其思想蜕变的完成有着莫大的关联，而学界对此鲜少论述，尚有不小的补充空间。

抗战结束后，如何建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国内知识分子纷纷通过自己的方式想象、构设、组织新中国形象。其中，游览异国并进行文化上的双向互动是很多知识分子想象新中国的经验与策略之一。譬如，1945 年5 月至8 月，郭沫若受邀前往苏联进行“文化参访”，他的《苏联纪行》就展示了苏联的乌托邦形象，并由此得出“中国应效法苏联”的明确主张。③1946 年，国家的出路与民族的兴亡迎来新的阶段，国内时局动荡，政党之间剑拔弩张，战争似乎一触即发。在这种背景下，老舍积极主张建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他诚挚地告知民众，“谁想用武力争取政权，谁便是中国的祸害”，“发动内战的，不论说得怎样有理，我们也不能相信他”，“要认清，我们是国家的主人”④。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老舍，实际上很多有识之士都渴望民主政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