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管新福

人类和瘟疫总是相生相伴，当人们对瘟疫有所淡忘或失去警惕时，或因人祸，或是天灾，瘟疫总会在人类发展的某个时期，在某个国家的某个城市不经意间爆发，造成大面积的生命消逝，并使人类社会的悲剧不断重演。

瘟疫带来重大悲剧的同时，也促使人类不断反思和进步。与古希腊到中世纪将瘟疫视为神性原因不同，从文艺复兴到19 世纪的西方近现代文学，对瘟疫的书写开始新变，逐渐突破由古希腊文学、基督教神学所建构的神降瘟灾、天神赈灾的叙事模式，具有人本、理性的光辉，开始聚焦于瘟疫源头的科学思考、追溯；认可瘟疫隔离救治和政府管控的作用，进行启蒙和祛魅，强调理性思考和隔离治疗的核心作用，体现了人类理性和医疗技术的进步。如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杰作，开始质疑瘟疫爆发的神性根源、疫病救治中的神力因素；拉封丹的寓言诗《罹患瘟疫的动物》则通过动物影射人间瘟疫救治需要秩序；启蒙文学更加强调对瘟疫的理性认识，如笛福《伦敦大瘟疫亲历记》实写伦敦鼠疫的恐怖情状，赞成瘟疫救治体系化和官方赈灾的功能，当然也诟病隔离治疗的人为惨状；19 世纪前，西方文学对瘟疫的书写虽无重头之作，但诸多作家的疾病叙事也涉及瘟疫母题，如曼佐尼的《约婚夫妇》、莱蒙托夫的《撒拉脱夫的瘟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爱伦·坡的《红色死亡假面舞会》等均有瘟疫描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