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嘉懿

[摘  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具有丰富的内涵，两者有机结合不仅要考虑供给端的改革，还要兼顾需求侧的管理。因此，新发展阶段，发挥内需潜力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大背景下，需要重新思考供需关系及两者如何有机结合的现实问题。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下，两者需在总量和结构平衡、价值生产和实现均衡、积累与消费相适应的条件下，才能够有效结合，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大创新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扩大内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社会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12-0057-06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1]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推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就需要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将对供给和需求之间关系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对如何构建“双循环”的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循环是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相互转化的过程，良性的经济循环依赖于再生产的持续更新，而再生产的持续更新取决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总产品的实现是以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及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及内部的结构比例相协调为条件的。可见，两者的有机结合与社会再生产理论具有内在契合性。因此，本文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指导，分析两者有机结合的条件和着力方向，以期畅通国内循环的堵点，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一、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作出了科学判断，指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由此提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断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水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在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的同时，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并把“提升供给体系适配性”确定为重要任务，这就明确界定了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内涵，即要以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来扩大内需。

新发展阶段，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虽然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主要在供给侧。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对供给和需求都有影响，但没有改变我国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所以，实现两者有机结合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在于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包括总量上的均衡和结构上的协调。一方面，要以优质供给来满足需求并创造潜在需求。供给升级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也是有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过程。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给体系质量和供给结构难以适应需要标准和结构的变化。同时，之所以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不仅由于外部市场低迷，更重要的原因是供给结构的扭曲和质量参差不齐。所以，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点在于供给体系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完善。尤其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从新发展阶段特征上来看，尚未达到超越供给引导和创造需求的发展阶段。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方向就是要以优质供给创造需求，以此促成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良性动态均衡，推动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另一方面，要以有效需求牵引并激活供给，需求升级是实现结构性变化的过程，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持续提升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有机结合要先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有效需求的扩大是提升供给体系质量的前提。需求结构的变化是供给结构演变的导向，供给端的改革不能脱离市场需求盲目进行，假如忽视需求对供给的引导效应，无异于否定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进而增加无效供给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我国更为强调建立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发挥需求创新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牵引作用，进而使得投资动态顺应供给结构升级的大趋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动力。

二、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理论逻辑

通常来看，扩大内需往往被认为是“需求侧”的管理，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被视为与其对立的“供给侧”调整。二者之间似乎难以界定哪个更为重要。为此，要先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搞清楚供给与需求之间看似简单的关系。马克思界定供给的内涵为“处在市场上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2]208，将需求解释为“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3]407，同时，他还指出存在着社会需求，“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4]209。因此，如果市场上现有商品不符合消费者需求，消费者就会处于待购状态，形成适销商品短缺型的潜在需求，扩大内需就是要挖掘潜在需求。挖掘潜在需求必然要求市场增强一定量的供给，这就需要同步提升供给能力，调整供给结构。但生产和消费具有社会属性，使得供给和需求不再局限于单个产品，这就要从社会总产品的供需角度来分析两者如何实现有机结合。

（一）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总产品包括第Ⅰ部类的生产资料和第Ⅱ部类的消费资料，每部类商品的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组成。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而社会总产品实现的基本条件是保持两大部类之间及内部的比例均衡，这一均衡思想与供需有机结合，形成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理念相一致。供需关系中，需求不能靠人为刺激产生，这样产生的需求并非真实需求，可能造成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因此，调整供需均衡的过程就是创造需求的过程。

社会再生产包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确保社会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先满足量上的均衡。一是供给的生产资料（第Ⅰ部类）与两大部类的生产资料总和的一致;二是供给的消费资料（第Ⅱ部类）与两大部类的消费资料总和的一致;三是两大部类的供给总和与需求总和的一致。在此前提条件下，才能进一步实现扩大再生产。在扩大再生产时，两大部类之间互为实现条件，生产资料第Ⅰ部类的供给量与第Ⅱ部类的需求量一致。当要扩大第Ⅱ部类的需求时，也要相应调整第Ⅰ部类的供给。第Ⅰ部类的物质价值需满足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补偿价值与积累价值的总和，第Ⅱ部类的商品价值需满足两大部类所需的消费资料价值与新增消费资料价值的总和。因此，要实现经济运行的顺畅循环，就应先确保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数量上的平衡。另外，扩大再生产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数量上的均衡，还要求结构比例的协调。第Ⅰ部类要供给本部类和第Ⅱ部类的生产资料，就要保持两大部类的生产资料的合理比例;第Ⅱ部类要供给本部类和第Ⅰ部类的消费资料，也需保持两大部类的消费资料的合理比例。同时，社会劳动要按比例分配于各个部门。如果两大部类之间及各部类内部的结构不平衡，就容易引致总供给和总需求的不平衡。在以往以追求数量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下，中国的需求以出口需求和投资需求为主，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情況下，出口量大幅度减少，要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刺激国内需求。但是国内消费需求受多方面因素制约难以快速有效提升，为促进经济增长，选择扩大企业的投资需求，这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模式会加剧总量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所以，要通过创新等手段来改善生产中的要素投入，消除无效供给，以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与需求会产生一定的偏离。由于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进而缩小消费的范围，同时由于消费能力也受追加积累、扩大资本和生产规模的限制，使得它在社会总产品消耗中所占比例逐渐缩小，限制了第Ⅱ部类的生产规模以及与第Ⅰ部类的交换。所以，生产资料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需要，而是以生产更多生产资料为主，造成了生产与消费的脱节和背离。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了生产与消费相脱节的现象，这归根结底是结构性的问题。以第Ⅱ部类消费资料为例，虽然中国消费资料的产品种类相对齐全，数量逐年攀升，但是，近年出现了消费需求外溢的现象，且外溢的主要是高端需求，其原因在于国内生产的部分消费资料无法满足需求，生产跟不上消费需求的发展。因而，我国要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确保扩大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先对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进行适当的调节，促使供需总量的均衡和结构的合理。

（二）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均衡

社会再生产的实现，还需要社会总产品的实物形式运动和价值形式运动的相统一，因为“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5]438。然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价值补偿，即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均衡。这就要求满足产品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即总供给的价值量与总需求的价值量实现高度匹配及相对均衡。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52（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的。从整个生产部门角度来考虑，商品的价值量受社会需要这个重要因素影响，因为“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3]716（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商品的价值量还由社会总劳动时间中分配给某一特定商品的那部分劳动时间所调节。

要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就要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与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相等，更进一步说明，供给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量等同于社会需求的时间总量。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并非总保持均衡，造成总供给与总需求偶尔发生偏离。这种不均衡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当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社会需求的量，就会浪费一部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时，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会逐渐变小，趋同于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减少这一部分劳动时间的投入量，促使生产规模逐渐缩减，与社会需求量达到平衡。目前，我国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都出现了拐点，年轻劳动力数量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使得劳动力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已成为历史，主要依靠粗放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同时，那些具有高附加值、低碳绿色的产业所获得要素资源支持比重偏低。我国经济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把供给端改革和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提高增长率。

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小于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比满足社会需要的规模小，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这是由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数量不足，社会需要难以满足，使得流通中实现的价值量大于生产中形成的价值量。要与日益扩大的社会需求相匹配，就要调整生产部门的劳动投入量，使得第二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趋同于第一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维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新发展阶段，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和档次已发生了深刻转变，但国内高品质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产品和服务的品质难以达到国际标准，导致了现实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这就说明，要以供给端的改革来扩大内需，就要通过对使用价值的提升来调节价值的生产和实现，达到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综合平衡。

（三）积累与消费的相适应

“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6]621，而这一不断更新的过程需要持续追加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就需要生产者积累追加资料。可见，积累是实现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生产者需要购买两大部类所需的生产资料，还要在市场上出售生产的商品。这就说明“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5]436，“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5]436。所以，有必要考虑积累与消费占社会总产出的比例问题。比如，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在第Ⅰ部类中的用于生活消费的产品，是第Ⅱ部类所要获得的生产资料，同时第Ⅱ部类的再生产和积累所需的生产资料，也是第Ⅰ部类所需生活消费的条件。从中能够看出，积累和消费在社会再生产中具有互为条件的紧密关系。因此，按比例进行积累和消费，两大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才能维持一定的平衡。但现实经济活动中，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积累比例过高。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的分配中，增加用于积累的生产资料，这样势必会引起生产资料供给紧张，挤掉了对第Ⅱ部类的供给部分。这就说明，为了扩大再生产，不适当地提高第Ⅰ部类的积累，却造成第Ⅱ部类再生产的难以维持。在消费品生产难以持续的情况下，总供给和总需求也不能保持平衡。当前我国需求乏力并不是消费能力疲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供给抑制，主要原因是由于供给结构的不合理和供需信息的不对称，导致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同时，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在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固定资产更新改造需求由于缺少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而难以满足，资本形成需求面临着供给方面的硬性制约。因此，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正是遵循了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国目前的积累比例较高，需要通过消费升级来带动供给提升，把握好积累和消费在社会生产中所占比例。

消费比例过高。扩大再生产中，当用于消费的比例过高，而第Ⅱ部类所生产的消费资料由于种类较少或者质量不高等原因而无法满足消费需求时，将会导致用于消费的这部分资金无法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进而影响必要的积累，发展速度也会趋于缓慢。长期来看，不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社会购买力，还会导致通货膨胀。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要的是质量和效率，但目前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剩。然而，在消费、投资和出口任何一方面，简单利用总量政策刺激，都难以迅速地见到效果。注入市场的资金大部分会进入投机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使得消费、实体投资或出口无法得到根本改善，这就要考虑如何以市场为导向从供给端来实现自我调节，达到结构自动优化的目标。

三、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也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两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端化的特征，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同时，中国正处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不断扩大有效投资和优化投资结构。巨大的内需规模和需求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优势。但这一优势的充分发挥必须依靠改革来牵引，要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供给质量，使得供给能适配需求，进而打通生产、消费、分配和交换之间的堵点，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要实现这一供需动态平衡，关键在于调节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关系，进而实现再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前文已阐述了社会再生产诸多重要关系中我国亟待调整的三个主要关系，即总量和结构、价值生产与实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着力方向。因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两者如何有机结合。

（一）深化改革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平衡

要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就要从兼顾总量和结构调控的要求出发，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共同发力，运用改革的手段形成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机制和环境。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结合点在于改善供给质量来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进而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然而改善供给质量就需要考虑对供给端和需求端两个层面同时进行改革，以解决不平衡的堵点问题。从供给端来看，要以市场主体和价格秩序为突破口，培育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配置机制。一方面，根据市场资源配置的要求，深入开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相关制度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民营企业培育以及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为培育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主体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深化价格機制的改革，包括价格、利率、工资等市场价格信号形成机制和市场准入机制等，通过价格机制来淘汰供给过剩和质量低下的消费资料，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消耗，使得更多资源进入更好的生产领域，实现要素配置的效益最大化，整体上提升供给对社会需求的适配性。同时，要通过改革来培育新的供给点，如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制定引导和培育新业态、新产业和新模式的相关政策，同时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来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和挖掘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和现代流通等领域的新供给点，以此带动和创造新的需求。从需求端来看，要强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协调性，更好发挥定向调控的作用，使得需求侧的管理政策有效服务于新兴产业、转型产业，为改革营造稳定的经济环境。同时，通过先进技术充分挖掘新兴的消费市场，拓宽消费渠道，释放更大的消费空间。比如，扶持和培育数字消费、信息消费和智能消费等新增长点，加快消费需求的数字化、高端化升级，进而实现线上消费的不断增长，并带动线下消费的扩大。

（二）加大创新达到价值生产与实现的均衡

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进步”[4]83-84。所以，技术进步不仅能够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还能优化产品结构，解决供需结构性的不平衡问题。因此，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着力点在于主动创新，“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7]。从加快创新促进结构升级角度来看，一要通过对传统技术的更新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值，在产业设备装备智能化改造方面实现实质性进步。大力推动新技术、新业态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如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数字创意等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快在线经济、智慧物流、智能制造等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提升消费品行业的供给质量，增加产品的品类和品质，瞄准细分市场需求，不断满足人民对高附加值产品的需求。二要提升创新的基础能力，推动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要坚持面向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加强前沿技术领域研究和共性基础技术能力提升，不断形成高质量的技术供给。如加快布局引领产业变革的重大前沿技术，更为重视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还要探索建立和完善符合国情、市场规律和创新规律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组建联合创新体，联合产业上下游企业进行共性基础技术开发。从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和提供制度保障角度来看，一方面，要从收入、居住环境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来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使其积极投入各项创新事业之中;另一方面，要明晰产权、加快创新要素的有序流动，保障创新驱动的大力实施。此外，要打通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阻碍壁垒，减少创新损失，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为成果转化开拓多样化的渠道。

（三）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促成积累与消费的相适应

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过程中，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要考虑收入水平能否满足美好生活的需求。第一，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关系。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时，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不仅要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还要更为重视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等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要积极扩宽居民经营性、财产性收支渠道，如增加居民投资渠道，适度扩大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面向个人的发行额度，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保障合理房租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增加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第二，重点解决制约家庭消费增长的“供给短板”。通过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持续完善税收、住房、社保等配套支持体系，如建设以家庭为单位的福利支持体系，完善婴幼儿照护和养老服务体系，进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公共消费”上的优势，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优化社会投资结构，进而改善城镇居民的消费环境，全面促进消费。第三，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要加大力度扶持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着力破除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等重点群体增收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强薪资支付保障，维护好劳动者合法权益，还要创造更多高质量的“中等收入岗位”，提升就业质量，进一步完善反映市場供求和经营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使得更多劳动者通过自身劳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支撑我国消费持续优化升级。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N].人民日报，2020-11-04（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资本论（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7]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主持会议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20-10-30（1）.

责任编辑  魏亚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