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凡

“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老相公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打开《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见到的第一个人物便是崔老夫人。寥寥数语交代了女主人公崔莺莺的背景。家境优渥、权财在握的相国小姐，已有了与尚书之子的婚约，只因父丧未满暂且作罢。父丧又点明家庭面临的一个转折——莺莺的婚姻能否为家族持续原有的财富与地位。

倘在如今，崔莺莺所面临的处境实在令人沮丧：自由恋爱的权利被先天性地剥夺，强行被戴上家族使命与父母意志的枷锁。但即使我们觉得这种现象不可理喻、剥夺人性，我们的不满依然不会得到任何回应——因为我们眼中的正常与不正常、理所应当与不可思议，其实并不相同。

这种违反规范的行为即“越轨”，社会学家用这一术语来指任何违反规范的行为。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补充到：导致某种行为越轨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人们对这种行为的反应。因此虽然我们无法站在生活的层面（而不是常识或历史知识的立场）理解《西厢记》背景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对于作品体现的社会背景而言，这种安排就是正常的，这就是封建礼教中“合理化”、“正当化”的人性压制。

像《西厢记》这样悄然流露悲剧色彩的“越轨”情节并不是偶然出现。与《西厢记》类似以男女爱情为题材的，譬如《牡丹亭》、《娇红记》等;涉及政治题材的，又有《长生殿》、《梧桐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