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 郑佳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艺思潮对中国文艺理论的批评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所带来的积极因素是，使中国研究者不仅熟悉和掌握了西方文艺批评的整套术语、观念和方法，而且还能在文学研究和批评实践中加以运用，大大推动了中国学术的国际化进程。然而，与此相伴而来的是，西方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在国内文论界的广泛影响和被普遍接受，造成了过去三四十年间中国文论界过于以西方的话语导向为导向，西方的文学理论几乎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的主要理论依托和资料来源，从而使中国本土的文艺理论与其传统批评话语之间发生了断裂。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下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尽快摆脱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状态，寻找和构建中国文论的主体地位以及话语表达方式。在这一历史语境下，由上海大学曾军主编，围绕“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这一议题编选而成的文集——《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则成为一本非常及时且必要的书。

一、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

《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中学西话》）一书，是由曾军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即“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部分阶段性成果组建而成。^[1]该文集由五个专题，即“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等共17篇文章构成。收录在此的文章虽各有特色与风格，但总体说来，它们在如下三方面达成了一致。（一）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和使用资料时，尽可能地把中国的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社会政治等“问题”在西方文论中的存在形态展示出来，即通过对文本的阅读与解析把西方学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心灵理路和构架方式还原出来，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的性质、特点等进行鉴别与划分。（二）这些文章的研究视域与逻辑出发点不同，但其相同一面是，文章的最后主旨几乎都是回归到中国学者自己的认知方式和话语体系上来。（三）研究者们所遵循的一个共同思路是，以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为依托，以西方文论家对“中国问题”的塑造为依据，再以中国学者对所谓“中国问题”的解析和评价为媒介，最后引发出一个以“对话主义”为基础的中西学术交流机制的构建问题。

应该说，这种从西方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出发，最终又把其纳入中国学者的研究框架中来的研究方法，不但使我们变得有话可说，而且还说得有理有据，有的放矢，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下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

《中学西话》这一项目所要研究的问题极为庞大和复杂。所谓的“中学西话”，顾名思义，就是指有关西方对中国各种学问、知识或思想理论的研究与讨论。自古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和言说就从未停止过。作为一个研究项目，自然不可能包罗万象，而是要有所取舍。该项目把其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为20世纪的西方文论，即他们关注和讨论的重点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

作为一个从西方到东方或者说到中国的研究视角，该项目无疑不是最新的。因为围绕着西方学者论“中国”这个话题，已经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而且涉及的西方理论家的范围也比较广泛。但纵览已有的成果发现，它们大多集中在两个轴线上：一是以个别的文论家为研究对象;二是以具体的国别或语种的文论为依据。而从整个20世纪西方文论的整体框架出发，对其进行系统清理和评价的研究则相对匮乏。从这个角度上讲，这项研究和这部文集至少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首先，它首次把“20世纪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复杂而多变的关系图景勾勒出来。换句话说，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的项目与成果很多，但鲜有研究者从“中国问题”的角度切入整个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来。如果说其他研究者关注的主要是20世纪西方文论自身的构成与特点，那么该项目的研究者关注的则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一个特殊的“点”——“中国问题”，并由此再来反观20世纪的西方文论，走了一条由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来带动20世纪西方文论的特殊线路。其次，该项目开拓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即研究者们把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思潮中的重要学者对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予以一次全面性的梳理与总结，为以后研究者的相关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该项目指向的是20世纪的西方文论，但是其研究的焦点是落在了“中国”上，即有关“中国”或者说“中国问题”才是研究的重点。如此一来，这项研究便天然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既可以把其视为文艺学范畴内的理论研究，即把“中國问题”作为西方文论中的一个讨论话题，研究的是嵌入或融入了“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又可以从非文论的角度切入进来，对融合在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进行一种文化、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的研究。在这一框架中，西方文论无疑主要是以“文献”的身份而存在的，其作用是把西方学者看待和架构“中国问题”的一个基本理论曲线反映出来。显然，前一种研究注重的是融合了“中国问题”的西方文论的学术性;后一种研究偏重的是“中国问题”在西方文论中的存在形态。对于该项研究中所包含的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研究者们很难存此弃彼——舍弃了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与研究者的初衷相违背。不舍弃的话，又该如何进行统一？因此说，如何解决“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矛盾，便成为该项研究能否顺利进行下去的关键因素。^[2]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曾军从一开始便意识到这两个“问题”间的纠缠，所以他在文集的序言和首篇文章《中学西话的“对话主义”研究视野》一文中，便把二者间的关系规划清楚了，提出了一个“以文论性研究为主，以文献性研究为辅”的解决方案。这样，一方面彰显了该项研究的学术性，而不是把西方20世纪的文论完全当成是“中国问题”的载体;另一方面也不完全舍弃文献资料的特性，从而能使我们更好地发现和掌握西方学者视域中的“中国问题”。

二、还原被西方学者“理论化”的“中国问题”

归根结底，《中学西话》的落脚点还是在“中国问题”这一关键词上。曾军在此之前所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以及在该文集中，都是把“中国问题”作为一个核心问题加以论述的。而且他对其的论述还不是在单层面展开，而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即“‘中国问题的两种形态”“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两种关系”“‘西方文论中的中国的三类研究主体”角度，切入“中国问题”这个概念范畴中来的。

显然，何谓“中国问题”以及何谓“中国问题”的“问题”意识等，是曾军及其同人所需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要论述清楚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先要把其概念和范畴界定清楚，而这恰恰又是最不易说清楚的。因为如果要溯本求源的话，这些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罗素论述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著作《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1922）一书中。罗素在该书中对“中国问题”极为重视，认为“中国的人口占到全世界的四分之一，所发生的问题即使对中国以外的任何人没有影响，本身也具有深远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未来的两个世纪里，无论中国朝好的方向发展，还是朝坏的地方发展，都将对世界的局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如果说罗素的时代有关“中国问题”还是一个潜在“问题”的话，那么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中国问题”开始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它通常与“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中国经验”等表述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问题”在罗素的论述里及此后的其他西方研究者那里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内涵，所以后来出现的这些与“中国”或“中国问题”相关的“模式”“道路”“奇迹”“经验”等话题所包含的内容与意义也各不相同，这就为以“中国问题”为主旨的该项研究设下了障碍。曾军为了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他选用了“包容性更强的作为‘议题（issue）的问题为核心概念，一方面涵盖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值得探讨和研究的学术性问题，既包括那些‘（亟待解决的麻烦）问题（problem），也包括与之相反的值得赞赏和总结的成功经验（experience）;另一方面又能相对聚焦和集中，既将那些虽然由中国提出但可能与中国关系不大的问题（question）排除在外，也不用把注意力过分分散到零散的还未凝聚和提炼为‘议题的那些‘因素（factor）上”。^[4]2这意味着在头绪繁多的“中国问题”中，他预设那些已经成为“议题”的问题作为其研究的对象。

为了能更好地进入“议题”，曾军又把已经成为“议题”的“西方文论中的中国”分成两大类别：“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和“以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4]2前者主要是指“中国文论”“中国理论”“中国思想”等;后者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经验”“中国现实”“中国实践”等的别称。一般说来，西方学者的研究具有严谨性的特征，但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属于跨文化、跨语种的研究，文化情感上的隔膜和知识上的欠缺，决定了他们会习惯性地按照自己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进行阐释或构建。因此，不知不觉间便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现状：在西方学者的研究框架中，凡是有关的“中国问题”——不管是以“理论化形态”出现的，还是以“非理论化”形态存在的，均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曲解”。譬如，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哲学历史，出现了孔孟老庄等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但由于中国哲学体系的构成与西方哲学体系不同，西方的学者便不予认同，得出一个“中国没有哲学”的结论。而那些“以非理论形态出现的中国问题”，更是被西方学者按照自己的理论背景和问题意识进行随意的阐释，如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就是其中一例。

更为糟糕的是，西方学者在进入“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时，即便知道该“中国问题”有系统理论的存在，譬如，对中国汉字的研究，他们所遵循的研究路径也不是中国的文字学理论，而是从印欧语系的“语音中心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寻找理论的支撑。所以说，所谓的“中国问题”其实已经是被西方化了的“中国问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曾军提出了“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两种关系”问题，即把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模式，划分成“内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与“外在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两大类别，意在提醒研究者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有可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问题”，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理论范式，并加入了某种想象和虚构的“中国问题”。诚如他说，“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不能与“发生在中国的问题”简单画等号;因为这些问题中除了一部分是属于本源意义上的“真实的中国问题”外，更多的则是西方文论家间接接触和思考的“想象的中国问题”。^[4]9这说明对于西方学者而言，他们关注的常常并不是“中国问题”的原始风貌，而更多是为了寻求和印证自身理论的普适性以及有效性。这也是他们常常不顾及中国文学所产生的特定文化背景与美学经验，而完全套用西方的理论进行阐释和批评的原因。

对于存在于西方学者研究模式中的这种弊端，《中学西话》的作者予以充分的警惕与重视。如针对前文中所提到的汉字研究问题，该文集用了四篇长文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和本维尼斯特等研究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的研究宗旨并不是回到汉字的原本形态，而是着眼于“如何为西方思想打开一个切口，注入反抗的精神和力量”^[5]。中國的汉字在此不过充当了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媒介，至于汉字真正的来龙去脉以及所承载的意义，并不在他们的研究范畴之内。针对这一现状，曾军提出，中国的学者在面对这些被西方学者已经理论化或者阐释过的问题或框架时，要有“修正、完善、改写，甚至是颠覆性的全新阐释框架”^[4]4的勇气。

尽管西方学者在面对“中国问题”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误读”现象的出现，但曾军并没有为此而降低对西方文论有关方面内容研究的期待，相反，他认为“误读”本身也具有创造性，提出了一个“‘想象的中国问题也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4]9-10的观点。应该说，这个观点在中西文学理论的交流过程中是颇有意义的：一方面确保了两种不同文化、不同美学交流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双方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异域的刺激。具体到这个项目中来，可以说中国的研究者不但可以从西方学者的“误读”中得到观察“中国问题”的新视角，而且还可以从西方学者对理论资源的运用以及思维分析上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从而更好地展开对中国本土问题的研究。^[4]10这个文集第五部分内容，即“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探讨的就是中国元素在西方文论中的异质性表述问题，以及这种异质性表述所发挥的作用。如张冰的《“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民间文化问题》，喻宛婷的《阿恩海姆的“太极图”：格式塔艺术心理学中的中国图形》等文，都证明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其实具有双向性的特征：他们一方面从西方理论的视角来观照与构架中国文学艺术，另一方面也会从中国文学艺术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以此作为弥补和丰富西方文化的一个手段。

三、一种新型“对话主义”的研究模式

这个项目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探讨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20世纪西方文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6]12这个价值定位的确立，决定了该项研究所采用的视角不是单向性的，而是一种灵活多变，即构建起一种以“需要—选择”“折返—出入”“对话—共识”为依据的新型“对话主义”的研究模式。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了以下的几个策略。

首先，他们格外强调研究中的“平等”意识，即中西文化应当在“对位”^[7]的前提下进行有效的“对话”与沟通。以往我们在对西方文论的研究中习惯采用一种被动的姿态，考虑更多的是西方文论对中国的影响或如何将西方文论中国化、本土化。该项研究则摆脱了这两种既定思维的束缚，把关注的“点”转移到了“中国”在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作用的价值维度上来。

这一研究重心的转换，使得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中国”这一概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即它不再仅仅是一个被考察、被观摩的“他者”，而是成为一个可以开口说话，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审美对象。正如曾军对此的界定，他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我看‘你的关系，而是‘我看见你在看我，我该如何看待你对我的观看，以及如何评价你对我的观看？进而如何反观我对自己的认识？”^[6]6这种“你”和“我”的互看，“我”还要从“你”对“我”的观看中，发现若干“秘密”的多边复杂关系，决定了中国学者研究的不仅仅是西方文论知识体系本身。除此之外，它还包括西方文论中一些更为隐秘的问题，譬如，“你”是如何选择、译介、理解和阐释与“我”相关的“中国问题”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之中，“你”的态度、策略、立场和方法是怎样的;“我”从“你”的这一系列行动中又形成了何种新的自我认知方式。这种复杂而多边的研究视角，决定了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对话”式的伙伴关系。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研究模式也只能是一种平等的“对视”性研究。

其次，围绕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该文集可能为我们当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以“我”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以往研究者们在面对这类选题时，通常会采用平行比较、影响研究或者比较诗学等研究方法。这些所惯用的研究手法自有其价值，特别是在描述“中国问题”是以何种方式，由何种渠道，以及是主动输出还是被西方选择性接受等问题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文集中的文章虽然也借鉴、使用了相关的一些手法，但是在使用中始终没有偏离那个以“我”为中心的价值基点。具体说，面对着西方文论，他们始终保持着一个信念：是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的问题”。尽管这个“中国问題”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但中国学者坚信，对该问题的解析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不但可以评判他们的观点是否正确，还要从其理论的观点中寻求我们理论的出路。正如他们所说，作为中国学者，“我们更关心如何以我为主体在反思西方的中国问题的同时，折返自身，进而思考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6]12。这种“以我为主体”的价值设定，其实也就是试图通过对西方理论框架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最终实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重建的飞跃。

这种建立在“重建性”基础上的研究理路，决定了该文集超越了以往那种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而启用了那种更有主动进攻性，其实也就是让主体性得以张扬的“需要—选择”模式。这一研究模式的确立，又直接引发出如下研究方法的登场。

最后，该项研究从总体上超越了中西文论间的那种不是接受就是排斥的单一性视角，而是把研究目标设定在“在中西文论与中国问题的多重主体间性之间展开反复、交叉、折返式的探讨，同时深化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文论和中国问题的双重认识”^[6]8。显然，该项目探讨的并非是个简单的影响与接受，而是个“多重主体间性”的关系问题，即更为强调中国学者在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那种融会贯通的架构能力。所以，在研究的框架上，它摈弃了“比较—对立”的模式，而启用了“对话—共识”的模式，从而超越了“文化普世”“客观中立”“文化例外”的三种常见立场，转而在“合作对话”^[8]的路径上寻找创新的可能性：他们从巴赫金的对话主义立场以及中国文化强调“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出发，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与西方进行对话交流，既克服了“普世文化”可能带来的“全盘西化”的弊端，又预防了“文化例外”可能造成“民族主义”的出现，较为成功地演绎了三种常见立场之外的“第四种”跨文化比较立场。

“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之意义，就在于它视野宽阔，视域宏大，体现了“经由世界，研究中国”^[6]11的恢宏气度。它的出版将会给学界对西方文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和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对中国文论的建设和发展都将会产生一定的价值。

注释

[1]该项目自2016年年底立项以来，已经取得较丰硕的研究成果，不仅在Babel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SSCI或AHCI刊物，以及《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70余篇，而且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多篇，另有多项成果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各类学术奖项，引发了学界较广泛的关注和反响。此次汇编入册的，正是从这些成果中依据不同主题遴选出的17篇代表性文章。

[2]关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双重含义，以及“折中”与“兼顾”的问题，详见乔国强.试论西方文论中“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J].南京社会科学，2017（10）：114-115.

[3][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1.

[4]曾军.序[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5]张颖.汉字与“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国维度[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135.

[6]曾军.中学西话的“对话主义”研究视野[A].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7]“对位”是巴赫金对话哲学的一个术语，强调对话各方的平等地位和主体意识，是形成思想对话的前提和起点。

[8]桑德尔，章含舟，万思艳，刘梁剑.从“比较式对话”到“合作式对话”——对陈来等教授的回应与评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73.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学院

江苏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