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原 周计武

西方文论在其学术架构中将中国文论的议题把握为所谓的中国问题，其实质乃是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只有通过对这个镜像的探究，中国文论才能更明晰地洞察和把握自身的问题，进而向西方世界明示中国经验与中国文论的特色之所在，以求在世界文论的格局中为中国文论重塑主体性，推动立足于中国问题意识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

学术研究要提出并解决某一研究领域中的问题，问题本身及其解答的方式归属于一个更大的、更具包含性的问题区域，我们称之为问题域。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的问题域至少包含以下几个主要向度：中西文论（诗学）比较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当今文化呈现鲜明的全球化特征。在这种背景下，文学理论应该在“世界文论”的理念下开展自身的实践。中国的比较诗学肇始于19、20世纪之交，作为独立的学科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之后，“比较诗学的实质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它是走向‘总体文艺学或‘普遍文艺学的必由之路”^[1]。世界现代历史的进程是由西方历史的天命所主导的，以至于“现代”一词的内涵主要是由西方的思想、语言、艺术、社会形态、科技等做出规定的。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立足本土实情而创造性地学习和追赶西方文明的过程，西方文明指引着中国人对现代性的想象和经验。中国现代文论的学科建制，包括学科命名、基本概念、专业术语、学科规范等，就是在对西方文论的引进和学习中生成的。现代以来的中国文论研究脱不开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不容否认，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现代转型中起决定性作用，这致使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在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中国文论的深入发展，我们已经不能再滞留于对西方文论的单纯引进、学习和追随的阶段。曹顺庆教授认为，中西比较诗学目前正处于深化和拓展期，其首要任务在于反思中国文论在西方文论话语中的“失语”问题，强调并探究中西方文论的异质性，力促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重建中国文论的话语。^[2]在我们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今年的我们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

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中，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生长点。张汝伦在谈到中西哲学的相互影响时说道：“就像人们只能从他者那里了解自己一样，文化的他者是我们了解自身文化最好的一面镜子。”^[3]如果我们把他者视为一个审视自身的镜子，那么我们在他者那里的形象就可以被称为“他者中的镜像”。在现代以来的文化领域，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他者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研究可以被称为西方视域中的中国镜像，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学界形成的一个学术思潮。该思潮研究西方文化中的中国镜像，旨在通过这一他者中的镜像来审视自身。^[4]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是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认知与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旨在通过这一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来更准确地认知中西方文论，并经由西方文论这一他者中的中国镜像来审视和研究中国文论。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所聚焦的中国文论中的重要议题，我们称之为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预设了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相关问题的理解和阐释、现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影响、中国文论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势影响下更“中国”地应对中国问题、中国文论如何在西方文论的强大影响之下确立自身的主体性等一系列问题，这一研究的最终指向是“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5]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存在着以下几种形态：其一，西方文论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关注和研究;其二，西方文论并非将中国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是将其作为理论建构中的问题纳入自身的建构中;其三，西方文论将中国问题作为其理论和批评实践的一个印证，而并非以中国问题作为其理论建构的学术资源和思想要素。

他者必然关涉自我，他者中的镜像必然关联于自我主体。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中国问题研究必然相关的是中国文论的主体性问题。这里的主体性意指，基于中国文论的本己问题、本土经验和相对于西方文论的异质性而在西方文论面前确立起来的中国文论自身建构中的主体意识、自律观念和本土立场。这种中国文论的主体性观念并不是以中国的主体化来客体化西方，而是在与西方文论这一他者的本质性关联中确立起来的多元主体观念，这一观念强调中西交流和对话的“主体间性”。在当前语境下，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推重中西方平等的多元对话，致力于中国文论在中西对话中的主体性重塑，其最终指向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本土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

《中学西话》与中国镜像研究

中国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对话和交流研究是一个具有凸显地位的重要课题。因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始于19、20世纪之交，其实际的展开则始于20世纪初期。20世纪西方文论作为同时期的存在，对于中国文论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在学术思想史的分期中，当代文论属于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这一时期肇始于20世纪中叶前后的西方。这一阶段的西方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发展逻辑无疑根本性地影响着中国文论的当代性及其建构。以“经由西方而回归中国”^[6]作为研究理念，通过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来重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推动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是当前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问题是一个值得充分和深入研究的课题。论文集《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7]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中学西话》）中的“中国”一词意指“中国问题”，即与中国相关涉的重要的、亟待解决的文论和文化议题，涵盖了20世纪西方文论所关注的以理论化形态和非理论化形态出现的关于中国的問题。《中学西话》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框架乃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是该时期的西方文论对于中国文化、思想、文论议题的研究，其实质是以西方为主体、以西方文论研究为主导，对中国文论相关问题的“镜像化”研究。

《中学西话》的研究主体是中国学者，其研究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及其镜像化的解构式研究。这些研究试图更清晰地认识西方文论语境中的中国问题，洞察西方文论如何提出、应对和处理中国问题。通过这种研究，我们能够获得一个洞察西方文论的“西方性”和中国文论的“中国性”的支点，以之为出发点来推动中西方文论的“主体间性”的积极建构。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旨在经由西方而强化中国文论的自我认知，通过这一中西文论的比较课题，重塑中国文论的主体性，从而在“世界文论”的格局下推进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促进中国文论在当代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中学西话》是曾军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其基本的构成单元是该课题的单篇研究论文，每篇算作一节，按照主题相近的原则组织成章。《中学西话》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意旨，其篇章结构也具有特定的逻辑性。

中国镜像研究与当代文论的建构

《中学西话》第一章探讨中西方文论交流和对话的方法论问题，主题是对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反思。《中学西话》一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镜像，其学术架构基于中西文论的交流与对话，因此该书的第一章探讨中西方文论交流与对话的方法论问题。在现代科学研究的领域内，方法论被优先凸显出来，因为现代科学的研究理念是对研究对象的对象化及其确保。^[8]为了实现这种保障，方法就成为首要的因素，方法决定着研究对象的确定、划界以及通达路径（研究的手段、方法、理念）等。从上述的考量来看，该书第一章的内容选定是比较确当的。不过，笔者认为，该书缺少一个导言，导言的内容应该分配给该书的研究宗旨、学术架构、研究理念、学术观念等问题的阐述。《中学西话》的定位是一本相对独立的论著。虽然主编曾军在该书的序言里阐述了相关议题，但是其切题性和内容比重与这本书并不相称，编著者最好应该为《中学西话》一书定制一个阐述该书的研究设计的导言。

曾军在其《关于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中提出要全面升级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研究方法的设想，具体的路径是超越“刺激—反应”“（单向的）影响—接受”“比较—对立”的模式，向“需要—选择”“（双向）折返—出入”“对话—共识”等更高级的“对话主义”模式提升。中西文论“对话主义”研究方法升级路径的可行性则需要实践经验来检验。此外，该文值得关注的是对中西文论的“对话主义”的研究观念问题的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曾军针对西方文论对中国文论的“视域错位”和“对话的不平等关系”的实情，提出了“让被看者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中国问题作为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共同学术平台”“经由世界来研究中国问题”等学术观念。这些观念在中西文论对话和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中具有视野扩展和境界提升等方面的学术价值。乔国强的论文《西方文论“中国问题”的研究方法》对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属性和内涵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界定，认为不仅要把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确定，而且要将之视为一种研究的方法，关于后者的提法尤其具有理论启发性。该文不仅从理论层面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厘清了基本概念，而且从方法论上为之进行了奠基。苗田的论文《中西文论交流与对话的主体性建基》在“失语”的背景下分析了当代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话语的过分依赖所带来的危机，明确提出中国文论在中西文论交流和对话中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策略与方案。吴攸的《中西对话“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在对弗朗索瓦·于连的汉学研究的探讨中提出了中西思想对话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并对中西方思想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对话和交流的“多元共生”的文化理想的实现路径及其意义进行了探究。这一章的四篇文章为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以及基于其上的中国当代文论的主体性及其本土话语体系建构进行了方法论上的奠基。

该书从第二章开始分主题、分板块，对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问题进行专题性的研究。第二章的主题是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其具体的名称是“《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毛泽东美学”指称西方文论中的左翼思潮在对毛泽东的哲学与文艺思想的接受和研究中所形成的文论形态，该章主要探讨20世纪西方文论中围绕毛泽东的《矛盾论》而形成的“毛泽东美学”。这一章的主题选择是有深意的，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对西方左翼思潮的重要影响是一个史实，另一方面毛泽东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论中拥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是当时以及随后很长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乃至中国现当代文论的纲领性的文艺美学思想。对西方文论中的“毛泽东美学”和中国文论中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平行的比较研究，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研究价值。曾军的《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在揭示毛泽东思想对西方左翼学者的影响的同时，也指出了后者对前者的许多错位误读和不合实际的浪漫想象。布莱希特、马尔库塞、萨特、波伏娃、阿尔都塞、詹明信、德里克、巴迪欧、齐泽克等西方左翼学者，在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以及关于革命文艺的文艺思想的创造性吸收和借鉴中形成了所谓的“毛泽东美学”，其中难免存在着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误读和西方左翼式的想象。该文的研究典型地例示了“中学西话”的研究意义，有助于向中国学界揭示西方所关注的中国问题及其问题域，向西方学界恢复被西方“毛泽东美学”遮蔽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真容，从而向西方学界传播真实的毛泽东美学思想，并助力于中国学界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马欣的《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对布莱希特进行了个案研究，探讨布莱希特对毛泽东的哲学代表作《矛盾论》的美学转化，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布莱希特使用了《矛盾论》中的哪些思想和哲学方法对史诗剧进行了创新性的改造。吴娱玉的《西方左翼话语怎样阐释中国马克思主义》以德里克对《矛盾论》的解读为示例，对西方左翼思潮的中国马克思主义阐释进行了探究，该文认为德里克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知识学挪用取消了其政治实践上的诉求，将其转换为一种文化领域中的抵抗策略，这些策略被收纳于德里克的后殖民理论中。蓝江的研究表明，正是凭借毛泽东的矛盾理论之助，巴迪欧才得以在当代重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该文揭示了毛泽东“一分为二”的矛盾论对巴迪欧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从内容来看，这一章较为典范地探究了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西方左翼思潮的影响，揭示了后者对前者的吸收、借鉴和创造性转换，但对这一中国镜像的解构研究（揭示其中的误读和想象）并不充分。

第三章的主题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其中的主要问题聚焦于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文论的关系研究，探究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中国汉字资源的倚重和使用。这一章的主题是精心凝练和选择的。法国后结构主义是在全球范围内拥有重要影响力的思潮，这一思潮对中国汉字的关注和思考是一个著名的学术症候和得到广泛关注的思想景观。曾军的《德里达思考汉字的方法》的研究认为，德里达在其思想生涯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所撰写的著作大量地涉及对中国汉字的思考，其中的缘由在于：德里达的语音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批判迫使他不得不乞灵于中国汉字，促使他去开展他所不熟悉的汉字研究。德里达通过使用西方汉学的策略来思考作为哲学的汉字，以之推进自己的后结构主义研究。此外，德里达的研究还为“汉语图形形式的用途”问题研究开辟了理论空间。姜宇辉的《从“替補之链”到“书写剧场”：经由德里达重思汉字起源之谜》一文借助对德里达的《论文字学》和《撒播》中的“书写剧场”观念来对汉字起源之谜进行了探究，体现了经由德里达的文字哲学反思汉字起源问题的研究意图。张颖的《汉字与“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中国维度》的研究表明，克里斯蒂娃对中国汉字的学术兴趣和理论思考并非出于把中国汉字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学术动机，而是表现为一种“经由中国”的文化态度。以她的“互文性”理论为例，中国汉字是出于其“互文性”理论建构的需要而被设定为一个研究对象，汉字只是作为克里斯蒂娃理论问题的一种关涉性资料被放置到其理论研究之中。周海天的《符号系统等级论与颠倒的“言象意”等级之内在理路辨析》对本维尼斯特的语言符号理论和《周易》的“言象意”语言符号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总体来看，这一章的第一篇和第三篇既契合本章主题，又符合本书的研究规划，姜宇辉和周海天的论文都不太符合本书的研究架构，甚至连本章的主题也不是太切合，这是本章选文的缺憾之处。

第四章的主题是西方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这一章意在探究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思考，主要议题是从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角度思考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问题。马欣的《本雅明“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一文将本雅明的“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把握为其“机械复制”美学的重要补充，该文分别从誊写与阅读、讲故事、印刷的角度阐述了本雅明的“手工复制时代”的誊写美学，揭示了誊写作为“文学文化”重要保障的美学内涵以及誊写美学在数字复制时代的启示意义。该文在其研究中涉及本雅明对中国书籍誊抄工作的思考。在本雅明那里，中国的书籍誊抄文化构成了其理论思考的一个学术资料。韩振江的《蝴蝶：齐泽克的古代中国镜像》一文提到，齐泽克通过对庄周梦蝶等蝴蝶意象的精神分析学研究，阐释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该文对这一学术事件的研究揭示了中国蝴蝶意象向齐泽克的蝴蝶镜像的生成，解构了齐泽克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对他者对象化的自身投置过程。韩振江的论文比较切合本章乃至本书的主题，可以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和镜像化的典范研究个案，马欣的论文则主要探究本雅明的誊写美学，对中国古代誊写文化只是稍加关涉，显得离题甚远。

第五章的主题是中国思想的西学转换，这一章研究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思想的镜像，主要议题是中国思想向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的转换与生成。张冰的《“语言学诗学”视野中的民间文化问题》在俄罗斯“语言学诗学”（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巴赫金的语言诗学等）的理论视野下对俄罗斯汉学中的中国民俗文学、民间文化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阐释，揭示了中国民间文化在俄罗斯汉学研究中的镜像与镜像化。庄桂成的《查瓦茨卡娅的〈中国古代绘画美学问题〉：俄国文论里的中国画论关键词》以俄国学者叶·查瓦茨卡娅对中国古典画论关键词的西学阐释及其“中西互释”的方法进行了研究，该文认为查瓦茨卡娅对中国画论关键词的镜像化超越了“异域情调”和“东方主义”的观念，表现出一种“中西方多元共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理想境界。喻宛婷的《阿恩海姆的“太极图”：格式塔艺术心理学中的中国图形》一文对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中的中国太极图镜像进行了研究，阐释了以太极图为代表的众多中国图像在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心理学艺术理论建构中的存在，揭示了中国元素在阿恩海姆艺术理论中的镜像化，并且阐发了这一西学中的“中国问题”案例对当下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的启示意义。纵观这一章的三篇文章的内容，其主题应该确立为中国文艺思想的西学转换，这样会显得更为妥帖，因为其主要议题是中国文艺思想在20世纪西方文学和艺术理论中的镜像化研究。

结语

《中学西话》一书致力于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其研究内容包括中西文论对话的方法论探讨、《矛盾论》与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中国汉字与法国后结构主义、西方政治诗学对文化中国的重新发现、中国文艺思想的西学转换。通过对精心选择的诸篇论文的分主题组合，该书基本上呈现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的学术领域的大致轮廓。《中学西话》一书以中西文论的对话和比较研究为学术架构，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为焦点，旨在经由西方文论这一他者的镜像化来把握和还原中国问题。该书试图通过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及其镜像化的解构，来更准确地把握中国文论中的相关问题，进而向西方乃至世界展示和传播中国文论的真实面貌，促进中西方文论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其最终的旨归是中国当代文论在“世界文论”语境中的主体性塑造，以及立足于本土经验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学西话》比较典范地示例了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镜像研究，并将该研究指向放眼世界、立足自身主体性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建构。对于后者，虽然《中学西话》只是处于理论或思想探讨的阶段，却为我们奠基并展开了一个值得期待的学术远景。

注释

[1]陈文忠.比较诗学的三种境界——中国比较诗学的学术进程与研究方法[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2]曹顺庆，王超.中国比较诗学三十年[J].文艺研究，2008（9）.

[3]张汝伦.他者的镜像：西方哲学对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影响[J].哲学研究，2005（2）.

[4]张建琴.在“他者”镜像中审视自身——当代中国“西方视域中的中国形象”研究述评[J].社会科学辑刊，2015（1）.

[5]曾军.“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的多维透视[J].文艺争鸣，2019（6）.

[6]这一点可以参照费希特的哲学思考，自我设置非我，然后克服非我（他者）的异在而回归自我，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

[7]曾军.中学西话：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8][德]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M].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2.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省级重点研究基地文艺学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