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远笋

中国哲学智慧源远流长，但现在我们一般所谓“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不过百余年的历史。因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学科是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哲学”学科已有了完整的学科建制与学术范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是其开山之作；之后，牟宗三自1950年代开始，以康德哲学为枢纽沟通中西哲学，撰写的《心体与性体》《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等书，虽是即哲学史而讲哲学的，但也属于广义的“中国哲学史”论著，这一类型还包括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原论》系列。

1970年代后期至1980年代，冯友兰陆续出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也得以刊行，这两套书代表了当时的研究水平，也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与此同时，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受当时兴起的范畴研究、“哲学史就是认识论”的影响，引入螺旋结构代替对子结构，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也是颇具代表性的成果。劳思光于1980年代出版的《新编中国哲学史》（三卷四册），在方法论与中国哲学的诠释上都有新见，是港台地区文史哲科系学生的必备教材。

新旧世纪转换之际，学界有中国哲学合法性与中国哲学自主性问题的讨论，虽然二者是从两个不同的方向进行的，但都是“中国哲学”研究之自觉的体现。郭齐勇教授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