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贺

(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74)

人类学、民族学自诞生起，对仪式过程的研究和仪式理论的探讨就未间断。人类学家将仪式视为观察和阐释人类社会的经验性“社会文本”[1]。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不仅遵循着严格的秩序和传统，而且承载着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文化功能。法国著名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将仪式分为前后密切相连却又具有明显界限的三个阶段，即分隔、阈限和聚合。范·热内普认为：“每一个体总是共时性或历时性地被置于其社会的多个群体。为从一群体过渡到另一群体以便与其他个体结合，该个体必须从生至死，始终参与各种仪式”[2]188。尽管这些仪式千差万别，但是人们参加这些仪式的目的都是为了顺利度过范·热内普所说的“中间阶段”。美国的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在其《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一书中延续并发展了范·热内普的观点。在范·热内普的仪式三阶段中，“阈限”是其创立的重要概念，也是其仪式过程中关注的重点，他把该过程称为该个体所处的“中间状态”。特纳在阈限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与“反结构”的概念。认为仪式过程之初就是把参与仪式的个体从社会群体中分离出来，并去除其社会身份，将其置入一种无差别的、身份混同的状态。在此阶段，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社会差别消失甚至颠倒，人们进入一种“反结构”的状态，仪式结束后，人们重新回归原有的生活状态。仪式过程前后，仪式参与者经历了社会身份的去除、反结构身份的赋予、身份的回归三个阶段，也即范·热内普所描述的分隔、阈限、聚合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