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森

（山东大学，济南250100）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创建了“三三制”抗日民主联合政权，这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抗战最后胜利、促进新中国的诞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值此中共建党百年之际，通过梳理分析“三三制”政权形成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和意义，来探究其对新时代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党的执政水平的现实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三三制”政权创建的历史背景及原因

所谓“三三制”，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建民主政权时，实行的一种人员分配制度，即在政权机关和民意机构中的人员比例上，代表工人阶级及贫农的中共党员、代表小资产阶级的非党左派先进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创建了“三三制”政权，并于1941年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首次以“法”的形式推动全面实施。抗战胜利及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仍在各解放区实行“三三制”，直至1947年底结束。

“三三制”政权是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创建的民主联合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是既坚持抗日又追求民主的人民政权，也是革命阶级惩治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对于打击顽固势力、争取中间群体、发展进步力量，并最终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三三制”政权的创建并非偶然，而是在抗战背景下，为了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采取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共领导的民主联合政权的伟大创举，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适应当时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关系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中共深刻认识到：面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受帝国主义扶持的封建残余势力，单凭中共一己之力很难与之抗衡，也不可能取得胜利。经过深入分析研究，中共发现：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即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均占少数，而广大民众却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于是，中共紧密团结具有抗争精神的农民阶级，首次组建了工农联合政权。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与日本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这时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加入抗战队伍，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土也都积极响应中共号召，踊跃投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各阶级、阶层关系发生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中共在各抗日根据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使绝大多数地主和开明绅士自愿服从中共领导，自觉投身抗日战争，形成了新的阶级关系。正是国内这种各阶级、阶层关系的深刻变化，为“三三制”政权的创建筑牢了社会根基。

（二）“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客观要求

1935年召开的瓦窑堡会议，研究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中共呼吁全体国民积极加入抗战队伍，并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推动和党外进步势力的踊跃参与下，全国的抗战力量迅速集结，形成浩浩荡荡的抗战洪流，其中不乏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等中间力量。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确立。历史发展和形势所迫，使中共深切认识到，只有建立起包括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民主联合政权，才能充分激发和汇聚起全民族的力量，最终夺取抗战伟大胜利。在此情形下，“三三制”政权应运而生。它不仅代表了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的普遍心声，也寓意着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民主联合政权的建立，为加速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夺取抗战胜利、促进中华民族伟大解放夯实了政治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确保各抗日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保证

自1937年起，中共相继在全国各地创建了“21个抗日根据地”，为团结凝聚抗日力量和确保地区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抗日民主政权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但是蒋介石集团却加大对根据地的军事包围，极力遏制中共发展，对边区政权的建设造成严重威胁；特别是1939年国民党内部下达限制“异党”活动令，于1940年底断绝给八路军的军饷，并派重兵围困陕甘宁边区，实行断邮、断援，禁止一切必需品进入［1］。这种制裁与封锁，加上当时连年的水灾、旱灾、雹灾、虫灾和瘟疫等自然灾害，使边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几度陷入绝境。为战胜困难，只有团结凝聚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力量，建立并实行“三三制”政权，充分激发广大民众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才能确保各根据地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巩固和加强中共的领导地位。

（四）“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中共政权建设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

1940年初，陕甘宁边区延安县中区五乡在征粮过程中，乡政府通过民选方式组建征粮委员会，27名委员中中共党员9名［2］，占三分之一，其余均为党外人士。这一举措充分激发了广大党外人士的工作热情，从而使该乡的征粮计划提前并超额完成，因此也得到了中共边区中央局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毛泽东批示：“只有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一起实行‘三三制’，才能确保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3］同年1月，通过投票方式组建晋察冀边区政府时，选出的行政委员会中只有聂荣臻是中共党员，其余均为国民党的地方官或军官，取得了较好效果等。这些都是在较大范围内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大胆尝试和成功实践，为后来创建抗日民主联合政权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也促进了“三三制”政权的最终确立。

（五）“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中共政权建设理论日趋成熟的重要标志

1935年，中共发布《八一宣言》，主张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了中共与各阶级、阶层和党派、团体的团结协作，也标志着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基本形成，为“三三制”政权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自1940年起，针对“三三制”政权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和《论政策》等文章中作过充分论述，比如：在政权性质方面，将其定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组织形式方面，规定任何党派和个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就可以参与政府工作或在抗日政权下生存与发展；在人员比例设置方面，要求“三三制”不仅贯彻到政权机关，也要落实到民意机构等［4］766。1941年中共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促进“三三制”政权的全面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5］242等。可以说，“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中共政权建设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共在政权驾驭和政治把握上日益成熟的充分体现。不仅表明中共能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矛盾中准确把握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有效制定并扎实践行利于抗战需要的政策措施，团结凝聚一切积极力量实现全民族抗战；同时也表明中共能够为广大民众争得应有的民主权利，建立起比专制政权更优越的民主政权。

二、“三三制”政权的实践发展与经验

“三三制”政权创建后，中共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各项政策贯彻落实，凝聚起社会各方面力量，促进了抗日根据地建设，为发展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大作用，作出了突出贡献，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必须注重党员质量，确保党的领导地位

在“三三制”政权中，中共党员的比例仅为三分之一，那么如何才能确保中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呢？对此，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上给出了答案，他指出：只有使中共党员在质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权；领导权并非是空喊口号，也不是强人所难，而是要以正确的理论政策和党员的率先垂范来感召、吸引和教育民众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5］700。所以，实现党的领导，只能依靠党的先进性、感召力和亲和力，去说服、影响和带动其他群众，按照党指引的方向前进，而不能以强制手段或在“官衙”内多占位置来实现。事实表明，在“三三制”政权实施过程中，中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并未因为党员的比例降低而减弱，反而因为党员的质量提升而增强［6］。

（二）必须坚持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策规定

“三三制”作为中共自我约束的制度安排，只有中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模范遵守，才能确保落到实处。在当时环境下，中共虽然无权干涉选举结果，但终因其在群众中具有较高威望，致使众多党员被选进政权机关，这就需要中共坚持原则、严以律己，通过党员自觉退出等办法来加以解决，以确保“三三制”原则的贯彻执行。比如，1941年底，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提出的常驻议员和政府委员候选人中，中共党员占绝大多数，于是肖劲光等6名党员主动请辞常驻议员候选人，谢觉哉等12名党员自觉退出政府委员候选人，后经民主投票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中共党员占7名，略超三分之一，此时著名共产党人徐特立当即宣布退出，经大会通过，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此外，中共也采取了诸多其他措施，比如对落选的党外候补议员，由政府酌情适量选聘，或者由中共党员议员请辞，党外候补议员替补等。通过上述一系列办法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确保了“三三制”政权在根据地的全面推行，也客观反映出中共贯彻执行政策的决心、信念和意志。

（三）必须强化思想教育，做好政治引导工作

实施“三三制”政权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一个教育引导和思想转化的过程。“三三制”政权创建初期，许多党员思想认识不到位，存有抵触和不满情绪。比如，有的党员认为，在政权中党外人士没必要占绝对多数，因而他们不积极支持党外人士参与政治活动。对此，中共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教育引导工作，强调指出：推行“三三制”的目的在于实现民主，使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在政权中均享有平等说话办事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另外，有的党员认为，建立“三三制”的目的是为了“笼络”党外人士，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远之策。对此，中共在客观分析中国阶级状况后指出：若一个政党不能充分尊重和照顾中间阶级的权利，那它绝不会把中国的事情做好，等等。通过上述教育引导工作，及时纠正了一些错误观念，化解了许多社会矛盾，确保了“三三制”政权的顺利实施。

（四）必须尊重党外人士，认真听取意见建议

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的转变，给在政权机关中工作的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7］679毛泽东也曾说过，要教育引导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 取得多数同意”［4］742-743。中共通过与党外人士广泛而深入地合作，认真听取意见建议，很好地解决了一些执政难题，也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工作效能，这种互相理解、相互支持的多党合作模式，具有巨大优越性和空前感召力，在中共发展史上属于首创，也寓意着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协商民主制度的萌芽。

（五）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积极推动基层选举

“三三制”政权中的各级机关均由选民按照直接、平等、普遍和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为确保选举的真实性、客观性、公平性和广泛性，中共通过宣传发动、教育引导、颁布法令、制定政策等，切实破解了诸多难题。比如，为确保选举工作规范有序，专门印发《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凡是居住在本地区的公民，只要年满十八周岁，无论是什么阶级、阶层、党派、职业、男女、民族等，均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据文化差异，灵活采取“投票法”“画圈法”“投豆法”或“背箱法”等方式，广泛开展投票选举；针对居住偏远、不易集中的选民，则设置流动票箱，确保选民意愿的充分、真实表达；在选举过程中，各候选人都应发表竞职演说，阐释竞选纲领，并设质询环节，等等［7］。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三三制”首开全民直选之先河，充分激发和调动了民众的参政热情（据统计，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3次普选活动中，参选率逐步提高：第一次是70%以上，第二次为80%以上，第三次达82.5%）［8］，使中共真正赢得了拥护和爱戴，树立起崇高威望，也为后来新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三三制”政权的历史意义

“三三制”政权作为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共领导的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和探索，对于有效化解抗日根据地的内部风险和矛盾，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各方面力量，共同铸就一个牢不可破、坚强稳固的大后方，并最终战胜日本侵略者，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关“三三制”政权的历史功绩，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在其《风暴遍中国》一书中评价说：“这一政治联盟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首创的，他们把最优秀、最进步的人士吸纳到自己的政权中，不要求他们一定是中共党员，但要求其必须为实现人民利益、反对共同的敌人而斗争，并一定要与中共合作，这就是‘三三制’政府。实践证明，其取得了巨大成功。”［9］尤其需要肯定的是，“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使众多有志之士看清了中国的希望和未来。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曾在对比国共两党统治区的状况后，感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有关“三三制”政权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为夺取抗战伟大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三制”政权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实践中，“三三制”政权通过协调敌后根据地各抗日阶级之间的关系，广泛团结凝聚起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的力量，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为巩固和壮大根据地建设，最终实现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彭真曾指出：“三三制”政权能使地主资产阶级摆脱日寇的反动宣传和顽固分子的极力调唆影响，从而安心地加入抗战队伍，投身根据地建设；因为“三三制”用简单的数字表达，使人民群众便于理解和执行，并与国民党的独裁专政形成鲜明对比，以权衡其利弊。正是这种比较分析，使“三三制”政权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普遍认同，并激发和凝聚起强大合力，促进了抗战最终胜利。

（二）“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在全国广泛深入地传播了民主思想

“三三制”政权作为抗日根据地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民主联合政权，真正赋予了广大民众平等说话办事和参政议政的权利，极大地促进了各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使广大民众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命运。正如谢觉哉所言：“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已经为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打下了基础，为全国人民所向往。”［10］这一政权组织形式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普遍建立，广泛播撒了民主思想的种子，为全国树立起民主的大旗，增强了群众的民主意识，也提升了中共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持续发展壮大，为最终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丰富经验

“三三制”政权的创建与实践，既是对工农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与完善，也是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初探与摸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新型政党制度的雏形，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理论支撑。可以说，“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初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模型，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重要基石，同时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紧密结合的伟大政治创举，在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史上树立了不朽丰碑。对此，毛泽东曾评价说：“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4］785邓小平也曾深刻指出：“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11］

四、“三三制”政权的现实启示

当历史的烟云早已散尽，站在中共建党百年的今天，面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内外政治发展环境，反思“三三制”政权，其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辉煌的历史功绩，更是其在创建和实施过程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对新时代强化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现实启示。

（一）强化党对政权的领导是确保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三三制”政权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其根本原因在于始终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谢觉哉曾说过：所谓领导就是带路，是用正确的理论政策和模范的行动来引领人、带动人，使其自愿地跟着走［12］。这对我们当今加强党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那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于提升党员质量，而非增加党员数量；党的领导主要依靠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及党员的率先垂范，而非党的独断专行和强权政治。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必须始终着眼于人民所需来研究制定和贯彻执行有关政策法规，确保人民群众真正受益，从而使党赢得人民的信赖和拥护；必须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以此影响和带动周围群众，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必须进一步优化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适应社会结构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增强党领导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实效性。

（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是确保我们党的事业不断胜利的重要法宝

“三三制”政权的成功实践及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工作经验都一再表明，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当今时代，面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我们党更需要不断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把各党派、团体、阶层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把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发出来，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可以说，统一战线永远是重要法宝，不会过时，也不可能过时，需要我们倍加珍惜、积极呵护和扎实践行，切实发挥其独特优势和显著作用。

（三）充分发扬民主是促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本质要求

“三三制”政权积极倡导并推动各党派、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和民主监督，使党外人士有职有责有权、平等协商、合作共事，这种民主、团结、和谐、融洽的浓厚氛围，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党领导的民主性、科学性、统一性和有效性，为后来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奠定了理论基础。新时代，我们要探索和加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必须密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协作，充分发挥好各党派、团体及人民政协的平台载体作用，不断拓宽民主的渠道，丰富民主的内容，创新民主的形式，提升民主的质效。尤其要大力推行基层选举，不断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公开、透明、公平、公正，使公民充分享有民主权利，切实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和执政为民的基本原则

政权建设的目的是为自己还是为人民，不仅由这一政权的性质决定，反过来也会影响这一政权的性质［13］。“三三制”政权之所以发展壮大，并最终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人民的政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突出位置，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真正羸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党的最高行为准则。邓小平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4］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15］61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始终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心怀群众的敬畏之心和爱民之情，这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我们党坚守“执政为民”理念的真实写照。今后，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在研究制定和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时，我们党都应当充分考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其作为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亘古不变的真理和信条。

（五）加强理论创新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任何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进行创新与发展。“三三制”政权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共将自己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紧密结合，探索并寻觅到发展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方法和有效途径，这也充分展现了我们党的开拓创新能力和领导执政水平。当前，随着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续推进，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各种矛盾相互叠加，这些都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更大考验，需要中共以更大的政治智慧与勇气，进一步加强理论和制度创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创新中找准改革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出更多新的理论，用以指导新的实践，使理论创新成果成为指引我们党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唯有如此，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党才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业绩，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

（六）实行人民群众监督是确保我们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有效手段

在“三三制”政权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将人民群众监督作为发展民主政治、避免人亡政息的灵丹妙药和治国良策。这对于当今而言，不仅如此，也是避免我们党贪污腐化、独断专横以及提升政府工作效能的有效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言，共产党“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16］。习近平也曾指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接受组织和人民监督就天经地义。”［15］205-206新时代， 虽然我们有诸多监督方式，比如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但是群众监督不可或缺、尤为重要，因为它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重要形式，是确保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有效手段。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切实保障群众监督，不断提升民众监督热情、拓宽民众监督渠道、增强民众监督质效，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长远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等问题上要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建议，确保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经得起历史、实践和群众的检验，不断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总之，“三三制”政权的创建是中共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伟大创举，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的重大创新与发展，在中共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巩固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促进新中国的诞生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对新时代改善党对政权的领导、壮大爱国统一战线、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提升党的执政水平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它已经超越了历史的局限，至今散发着灼灼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