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红，朱博研

Wayne Wanta，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University of Florida)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和媒介效果。Wanta教授在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体育新闻、视觉传播，以及负面政治广告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发表论文200余篇。他现任美国国家新闻认证委员会(National Journalism Accrediting Council)委员，曾任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主席，并两次当选为该协会教学标准委员会成员，以及世界新闻教育大会会议(World Journalism Education Congress)代表。因在教学方面的杰出成就，Wanta教授获得了著名的 Krieghbaum Under-40奖项。Wanta教授曾于业界工作八年，先后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密苏里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ssouri)、佛罗里达大学任教。

问：程红、朱博研

答：Wayne Wanta教授

一、社交媒体：虚假信息的盛行

问：在中国，自媒体是指由个人用户独立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等。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一个研究团队在10多年的时间里分析了推特(Twitter)上的12.6万个故事，发现在推特上，虚假信息的传播范围、影响力和传播速度一直超过真实信息(Bae,2018)。您如何看待自媒体时代假新闻的盛行？传统媒介效果理论是否依然适用？

答：首先，我觉得你们把这些平台称作“自媒体”很有趣，我以前从未听说过这个词。它暗示着人的自我可以控制着内容生产。在美国，我们一直使用“社交媒体”这个词，这意味着内容是与社会共享的。在很多时候，如果内容是由个人用户生产的，那么就更容易对虚假信息的传播进行控制，因为你只需要禁止或限制这些虚假消息的来源即可。

但是虚假信息往往是通过社交网络传播的，对其进行控制通常是很困难的。网络程序可以产生虚假信息，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经走遍半个世界。

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仍然适用，但有几点需要注意。最为重要的是传统媒体只是公众议题的来源之一。社交媒体上的许多帖子都是基于新闻报道，所以在某些问题上，社交媒体平台的帖子强化了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此外，社交媒体也会对议程设置产生影响，传统新闻媒体一直以来都只是个人议程设置的一个来源，个人经验、人际交流等因素也在影响着人们对事情重要程度的判断。唐纳德·肖(Donald Shaw)称之为“议程融合”(agenda melding)。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也在其中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虚假信息上。

问：中国国内主要从新闻生产角度定义“自媒体”，也即从传统的国有媒体新闻生产方式变成了个人账号新闻生产方式。就媒介形式来说，自媒体还是属于社交媒体范畴。如您所说，虽然社交媒体使得传统强势新闻机构的舆论权向民间转移，但这是非常有限的，许多自媒体对于新闻的报道还是依赖转载主要新闻机构和知名新闻人物。自媒体所做的是根据这些新闻内容进行再生产、再加工。但自媒体生产的很多不负责任的新闻并不那么容易被禁止或去除。基于目前社交媒体的审查机制，媒体平台只能提前围绕一些关键词进行审查，而虚假新闻就像进入人体的病毒一样，当它们在预先知道审查机制的情况下，可以巧妙绕过，并进入一段相对漫长的潜伏期(或言发酵期)，再突然爆发，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您认为是否需要增强对谣言的管控以对谣言进行治理？

答：你的问题涉及言论自由和虚假信息之间的冲突。在美国，我们过于强调言论自由，而不会对谣言进行审查。但需要声明的是，言论自由是有边界的。例如，我们不能在拥挤的电影院里大喊“着火了”，若人们受误导蜂拥至出口时，可能会造成严重事故。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将谣言置于何处？可能造成伤害的谣言与真实、与无害谣言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例如，今天一个脸书(Facebook)朋友贴出了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乌克兰通话的告密者照片。严格来说这是谣言，因为告密者的名字还未公布。但考虑到美国的暴力程度，照片中的人很可能处于危险之中。这应该被允许吗？

显然，人们对此会持不同意见、但这张照片违反了我们的告密者保护法。这应当被允许吗？你可以看到，这其中有无数个因素在发挥作用。此外，监控社交媒体上的全量帖子也非常困难。

我一直在强调，阻止人们在不检查其准确性的前提下就传递虚假信息的一种方法就是做一些让发帖者感到羞愧的事情。比如在某人的帖子上打一个大大的红叉，并暂时禁止此人使用社交媒体。在几次违规后，发帖者会认识到核实信息的准确性是很重要的。

真相可以为诽谤辩护，谎言不行，谎言和失实信息只会造成人身伤害。

问：“过分关注时效性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效果的副产品。在一天24小时新闻播送模式下，第一时间播送重大新闻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与新闻的影响力(impact)原则相比较，时效性(timing)并没有那么重要”(沈荟、潘霁，2017)。在您之前对福克斯新闻(Fox news)的研究中，您认为过于耸人听闻的(overly sensational)报道方式会导致受众意见更加两极分化。那么现在社交媒体为了追求时效性，经常通过十分夸张的手法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以求达到吸引受众关注的目的，这是否会造成网络意见极端化？

答：我们看到美国和其他地方政治观点的两极分化。一些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交媒体创造了“回音室”(echo chambers)。在那里，人们与态度相似的人成为朋友，因此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所看到的信息都是在强化他们之前的立场。两极分化是由于不断增加的信息固化了人们的态度。你不能阻止信息的传播，因为那是对公民言论自由的侵犯。出于同样的原因，你无法阻止人们发表“强烈”的意见。这就需要有一种识别虚假信息的方法。如果人们能分辨真相，就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个问题。

有一些研究表明，使用社交媒体会导致人们态度的两极分化。许多社交媒体用户倾向于仅支持一种相同观点，这会形成“回音室”，使得相同的信息在个人的人际网络中传播。这就支撑了我之前的观点，先前的那些受众意见得以强化。

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在很多情况下也依托于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如果一个朋友发布了一些内容，比如枪支管制，我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帖子，因为我信任我的朋友。这是社交媒体的一个巨大漏洞——如果我的朋友看到了虚假的信息，在没有核查它的准确性前提下还是发布了它，我可能还是会选择相信这些虚假的信息。

当然，社交媒体上的用户想要吸引你的关注，进而去点击他们的帖子。我们称之为“点击诱饵”(clickbait)。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可能会吸引读者，但如果内容与标题不符，读者会感到失望。我相信，人们最终会无视“点击诱饵”。

二、政治议程：去中心化的发展趋势

问：特朗普经常声称与自己观点相悖的新闻是假新闻，凯文·科克(Kevin Corke)在推特上支持特朗普的立场，因此特朗普称他是真正的记者。您如何看待特朗普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用户如何评价他？特朗普在推特上拥有6000多万粉丝，这是出于什么原因？那些粉丝关注特朗普的心理是什么？特朗普本人作为社交媒体用户，亲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政治新闻，这其中他是如何进行政治议程设置的？这些议程设置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答：特朗普是分散注意力的大师。他发布的很多文章都与问题无关。这些帖子偏离了正常的媒体议程。例如，他在推特上发布了一出戏中演员与副总统对话的消息，并声称这是无礼的。这一行为不是在处理任何问题，而是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力，分散媒体对令特朗普名声扫地的问题的报道。

特朗普也没有通过推特接触到他的很多支持者。由于这是记者从总统处获得的唯一信息，即使这些推文是关于某些奇怪的话题，他们也不得不报道这些推文。这给记者们带来了麻烦，因为他们无法提出后续问题。这同样引起了极大的混乱，因为记者之前从未处理过这种情况。

特朗普总统与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关系十分复杂。特朗普在推特上有几千万粉丝，但不可能准确知晓有多少真实粉丝。我了解到有数百万的粉丝不是真人，他们通过建立虚假账户来夸大自己的粉丝数量。当然，也无法知晓有多少粉丝是真正的支持者。有些人关注他只是为了转发他的帖子来批评他。此外，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公民使用推特，我看到最近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是23%。社交媒体用户往往来自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和收入较高的阶层，这意味着较低的阶层，包括教育水平较低的个人，永远不会看到他的任何推文。然而，这些人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这似乎不合逻辑。但特朗普的支持者不需要新闻媒体或社交媒体来宣传他们的总统，他们不顾一切地支持他，并坚如磐石。

因此，当特朗普发布推文时，这些推文并不意味着要传达给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推文最有可能的读者是那些反对他的人。因此，推特并不是为了进行公共议程的设置。这些推文是为了分散人们对媒体议程的注意力。只要人们继续阅读和转发他的帖子，讨论一些奇怪的话题，比如用核武器来阻止飓风，他们就不会关注那些更重要的问题，比如与中国的贸易战等。因而特朗普使用社交媒体并非是为了进行议程设置，只是为了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问：有的人认为媒介“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就是媒体的集权与分权，中心化的典型就是门户网站，去中心化的典型就是社交媒体。当下，去中心化是社交媒体的一个大趋势，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环境中如何做到形成舆论中心？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并胜选的过程似乎是一个中心化的过程，这是否打破了社交媒体的去中心化趋势？

答：社交媒体最擅长的一件事就是动员受众。人们与他们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甚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形成网络。你可以在世界各地的抗议活动中看到这一点。一则帖子可以被分享和传播，离不开特朗普自身的因素，他有一群极度忠诚的追随者。对于在推特上关注他的人来说，特朗普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所以当他称媒体为“敌人”或“人民”时，即使大多数人不同意，但处于他传播网络中的人也愿意相信他的推特。这个传播网络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任何来自新闻媒体的信息都不会改变网络中用户的想法。

特朗普正在做的是其他总统从未尝试过，甚至没有能力做的事情：直接与公众对话。以前，总统需要借助媒体将他的信息传递给民众。然而，今非昔比。

早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案例研究就发现媒体只能改变相对较少的人的态度，约为8%。媒体对态度的最常见效应是强化先前持有的观点。特朗普总统可能就是这样，对于他的支持者来说，特朗普的推文是令人欣慰的，这也强化了他们投票支持他的理由。对特朗普的批评者来说，这些推文是令人不安的，这就强化了他们不投票支持他的理由。这是否意味着特朗普正在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新闻来源？也许对他的少数支持者来说是这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肯定不是如此。

问：2019年5月30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主播刘欣与美国福克斯商业频道(Fox Business Network)主播翠西·里根(Trish Regan)就中美摩擦等相关议题进行了一场直击焦点的“跨洋对话”。福克斯一贯持亲共和党立场。在竞选连任期间，您如何看待福克斯在采访刘欣前的态度激烈以及采访时的态度趋于缓和？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是因为什么？福克斯设置这个议程，他的意图为何？对于特朗普的选举有怎样的影响？

答：记者们被训练成提出尖锐问题的人士。由于涉及棘手的话题，消息来源经常认为这些问题是有偏见的。但是记者们也被训练得公平和公正。这可能导致他们在写故事时不那么具有批判性。

福克斯新闻显然是支持特朗普总统的，但它的记者仍被训练成传统记者。传统记者接受的训练是提出尖锐的问题，以接近事件的真相。研究表明，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的态度与政府保持一致。

把这两者放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福克斯新闻在采访前的那段时间里表现得如此咄咄逼人；采访后态度趋于缓和可能是由于采访期间的共同曝光。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了解得越多，就越能理解和同情他们。

三、后真相时代：言论极化的盛行

问：社交媒体在政治议程设置的环节中充满了假新闻，这与后真相时代是否存在某种关联性？

答：假新闻与提供虚假信息的来源密切相关。有了这些不准确的信息，人们很难区分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这导致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真相变得不再重要。2019年11月26日发生了一个很好的事例：一名参议员被问及是否认同乌克兰试图破坏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所有美国机构都认为俄罗斯是破坏选举的幕后黑手。尽管有这些证据，但这位参议员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俄罗斯干的，你也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然后他说，在弹劾审判中作证的某个人“有权听取她的意见”。这不是一种意见，她的陈述是以事实为根据的，但事实和真相并不重要。

我们正处于后真相时代，因为所有的虚假信息都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想想这个：拿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我们还会面临谎言和虚假信息的问题吗？可能不会。没有社交媒体，特朗普总统就无法直接向公众发表讲话。传统媒体将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他们提供了虚假信息，公众会要求撤回。媒体自身的专业标准也会对其新闻的准确性提出要求。

还有一点：传统媒体仍然在报道优质的新闻，而互联网上的边缘媒体却在发布虚假信息。这里的问题是，边缘媒体发布的信息可能会被数百万人转发，使得区分假新闻和真新闻变得愈发困难。

问：有学者指出“后真相本身也是一种真相，其在互联网新媒体环境下，通过媒体和舆论，反映出当下人们的情感与诉求”。也就是后真相和真相并非对立，偏见、异化等也是一种真相。这是后真相时代的表征。在社交媒体时代，以手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迅速向中下阶层扩散，草根群体正日渐成为民间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丁未，2011)。这种话语权的改变是否也对传统媒体的媒介中心地位发起了挑战？您怎样看待后真相时代？

答：我对后真相时代感到悲哀。真相在这里并不重要，事实变得可供选择。这种情况让我很沮丧。但真相很重要，谎言是有后果的。我希望这里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

让我们追溯到20世纪初的研究，这些研究有一个一致的发现：动机是大众传播效果的一个关键因素。为什么人们要使用传统媒体？用于监视，也就是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人们会使用社交媒体？用于监视，也就是了解朋友之间发生了什么。朋友可以发布政治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是代替了传统媒体的功能还是传统媒体的一个补充？使用这两种媒体的动机是不同的。

真相的机制是否有所不同？并不是的。人们期望来自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朋友都能提供真相。当一个人停止提供真相时会发生什么？视情况而定。如果虚假信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那么他们很可能会相信这些信息。传统媒体需要做的仍然是成为最可信赖的真相的来源。但鉴于媒体不断受到特朗普总统的批评，这并不容易。但是，总统不断更新换代，媒体仍然存在。因此，也许这个后真相时代是暂时的。

问：您在文章中提到：“充满希望的研究领域是‘敌对媒体效应’。这里的研究与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即对某个问题有强烈偏见的人，倾向于认为无论事实如何，媒体报道都会偏向他们的对立面。”(Wanta,2013)现在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都可以根据用户兴趣推送新闻，这种情况会不会加剧“敌对媒体效应”？年轻受众缺乏识别新闻的能力，容易被假新闻误导。这种误导是否导致了公众政治倾向的两极分化，从而使社会阶层更加分化？这种碎片化在新媒体时代是否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严重？

答：首先，这是一个比过去大得多的问题，因为过去人们知道传统媒体是谁。《纽约时报》是一份重要的报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一个重要的电视网。不过,现在真正的信息来源并不总是明确的，有些人分享的帖子完全是假的。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问题，因为一旦虚假信息进入社交媒体，它可能会传播给成千上万毫无戒心的朋友。人们可能不会检查帖子的准确性，几秒钟就能谷歌到信息可能看起来比较可信，因为它来自一个可信的来源：某个朋友。

事实上，我认为年轻的社交媒体用户比老年人更善于识别虚假信息。年轻人是伴随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对这些领域的信息有更多了解。根据我的经验，我的一些年长的朋友就是那些分享错误信息的人。我认为在很多领域，包括社交媒体领域，年轻人是纠正老一代人所犯错误的希望。

而敌意媒体效应——不管内容是什么，人们都倾向于认为媒体内容对他们的观点有偏见——这可能会被社交媒体所削弱。如果我的一个朋友发布了一个新闻故事的帖子，我更可能认为这个故事是公平和准确的，因为我相信我的朋友。所以朋友可能会充当媒体内容的过滤器，使我相信原来的故事能够支撑我的态度。

事实上，我对年轻受众的关注比年长受众要少。年轻人非常了解技术。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他们对脸书和推特了如指掌。而许多老年人认为互联网上只有真实的信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撒谎。

年轻人也明白社交媒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迫使企业和政客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你可以看到来自佛罗里达的学生组织反对枪支暴力的抗议活动，这可能会导致两极分化，因为他们传递的大量信息都在他们的回音室——那些想法和他们完全一致的朋友们那里。但如果有足够多的朋友转发信息，这些信息最终会被大量的人看到。

四、发展切口：舆论监督与媒介素养

问：如今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力度远胜于传统媒体，假新闻和夸张的头条新闻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被广泛传播。这是否说明对于公众的舆论监督是一种必需手段？我们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了解我们需要的真相？

答：你说到点子上了。我们是谴责媒体还是让人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脸书目前正面临这个问题。在脸书上，如果虚假信息源自政府官员，它将不会阻止这些信息被发布。换言之，特朗普总统可以发布任何他想要的谎言，脸书并不会阻止他，这是否比从总统发布的信息中删除不准确的帖子更好？脸书决定，他们宁愿包括一切，甚至是虚假信息。这样的话，就没有人需要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错误或误导，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错误或误导，二者并不总是泾渭分明。

真相应该很清楚。某件事应该是真的或不是真的，其中不存在什么中间地带。从牙膏到总统候选人，任何事情都需要真相来做出决策。我认为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确保真相被公众所知晓，以及虚假信息如何被公众所识别。

在美国，如果有人发布虚假信息，他们会声称这是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如果它不准确，我们能做什么来阻止它？脸书和推特已经开始暂时冻结账户，推特也删除了部分虚假账户。但审查制度是有问题的，谁来决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部分正确的信息应该如何处置？我认为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解决方法。

问：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是第一个处于社交媒体环境下的选举。“由于虚假信息的传播、文化图像的挪用、主流媒体的意愿参与，使得党派信息和极化信息长期占据版面。民粹主义言论得到扩散，极化观点得以传播，导致了奇观现象的出现”(Mihailidis &Viotty,2017)。由于社交媒体充斥大量虚假新闻和无法验证的新闻图像，使得核查新闻真实性的成本变得更高，极化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更容易被传播和扩散。您认为应当如何弥合这种两极分化？传统媒体如何建构新的媒介文化来降低媒介素养缺失的受众带来的负面影响？

答：在我们的研究中，突出的一点是偶然接触的普遍性。那些只想阅读关于特朗普总统正面报道的人，最终会接触到负面报道。互联网上有关于无限话题的无限信息，但几乎不可能避免同时提及问题的两面。也许帮助读者理解什么是真实的一个方法是提供足够的机会来看到一个问题的两面，个人通过回复虚假信息的帖子可以有所成效，他们可以提供准确信息的链接。他们可以指出，传播虚假信息是普京(Vladimir Putin)希望他们做的。

我们在21世纪初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互联网实际上降低了个人的两极分化。随着社交媒体的出现，我们今天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发现。然而，这些发现显示存在“偶然接触”的影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有无穷无尽的话题信息，但是人们有时会接触到他们预料之外的事情。例如，我可能有一个最喜欢的足球队。我可以一整天都阅读关于我喜欢的这支足球队的故事。但是，有些文章会提到其他足球队。我可能始终是某一支足球队的粉丝，由于阅读与我支持的球队有关的文章，接触其他足球队的相关信息可能会影响我对其他足球队的尊重程度。接触是偶然的，曝光越多的越能得到尊重。

问：对受众来说，媒体的“过滤器”功能十分重要，否则，受众要么面临未经确证的断言——正是它们制造了大量“新闻反转”并且形塑了“后真相”社会，在毫无意义的断言式争论中浪费时间。社交媒体时代，媒体承担的专业主义责任是有限的，我们如何来培养社交媒体用户的媒介素养？

答：这关涉另一个问题。也许媒介素养能解决问题。在一生中一直使用社交媒体的年轻人，他们天生就有更强的媒介素养，他们似乎也更注重公正。许多高中和大学都开设了媒体素养课程，参加这些课程的人将有望解决相关问题。

我看到过讨论如何辨别虚假信息的模因。问题是，即使数百万人试图核实信息，一个人也可能发布错误信息，最终导致数百万人转发信息。我们不可能阻止每一个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我在前文提到的一种可能性是找到一种方法来让发布虚假信息的人感到尴尬及羞愧。我看到一个帖子，一个美国参议员被指控挪用公款来支付一个与他有染的十几岁男孩的嫖资。这听起来很离谱，所以我用谷歌搜索了一下。一秒钟后，我发现这是一个谎言，发布这个谎言的人应该感到羞愧。如果我们能让不核实信息的人感到羞愧，他们就有可能学会核实信息。

问：您同事最近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特朗普访问中东期间沙特和美国政府的政治公关信息的议程建设能力，并仔细探索了他们对媒体报道和舆论的影响。该研究证实了公共关系传播在非西方媒体文化中建立媒体和公共议程的能力，并扩大了议程建设网络分析研究对中东媒体市场的适用性(Albishri et al.,2019)。那么这种理论是否可以适用于社交媒体？是否能通过媒介议程设置理论的角度切入，进而改善后真相时代的一些负面状况？

答：人们已经将议程设置研究应用于社交媒体。研究人员首先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中介，影响传统媒体与公众的关系。最近，人们将社交媒体既作为传统媒体的延伸，也作为衡量公众关注的标准。

此前，议程设置研究者发现媒体的可信度与议程设置效应的强度之间存在联系。个体对媒介的信任度越高，就越能表现出强烈的议程设置效应。可信度在社交媒体中也很重要。对你来说，一个朋友很可能非常可信，那么，若这个朋友发布了什么东西，就会产生很强的议程设置效果。例如，几年前，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发生了一起重大漏油事故，我的三个朋友喜欢一个叫做“抵制英国石油公司”的网页。他们为我制定了重要的议程，使我认为石油泄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我信任的三个朋友告诉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这是基于石油泄漏是确切发生的事实，并非假新闻。

议程的制定到处都在进行，包括中东。但也需要指出，新闻媒体只是有关问题的信息来源之一，社交媒体是另一个来源，但我们还可以从老师、牧师，甚至母亲那里获得有关问题的信息。我们经历了一个叫做“议程整合”的过程，我们从各种来源获取信息，对信息进行分类，然后得出我们的个人议程，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这同样是公共关系从业人员的关键任务。组织或企业可以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来改善其形象吗？如果答案为“否”，那么公关总监将面临失业。组织可以使用一些策略使媒体以更积极的姿态出现。有些事情涉及社会责任，譬如在社区内做善事是大有裨益的。如果一个人转发了这种做善事的内容，则数十个朋友会看到它，也可能会转发它，最终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看到原始信息。因此，可以以更积极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

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某些人以负面的方式使用社交媒体——传递可能损害个人形象的虚假信息。而且这些帖子中携带许多信息要素，不仅仅是在损害一个人的形象，它们也会使人愤怒。愤怒的人会感到无望，导致选民投票率陷入低谷，甚至发生大规模射击、暴力示威等活动。通常情况下，直接受负面信息影响的人相对较少。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媒体会对处于某种情境中的某些人产生不稳定影响。

本访谈是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的生成研究”(16ZDA21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