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阳

引言

1977年，《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andSocialTheory)在卷首重磅发表了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题为《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BlindspotofWesternMarxism)的论文。斯迈思在文中明确提出传播与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系统性断裂”。在文章尾注中，斯迈思更是将理论对话的矛头直指葛兰西、阿多诺、霍克海默、雷蒙·威廉斯、普兰查斯、阿尔都塞、萨米尔·阿明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阵营的重要思想家，随即在传播研究领域激发了一场漫长的“盲点辩论”①。抛开思想辩论的实质争议，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看，斯迈思的论断实际上为传播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考据思路：传播思想史的知识建构基于两个核心问题，即传播研究的结构性外延在哪里？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和现象载体是什么？

这一思路不仅在认识论层面对传播研究做出理论重塑，而且在实践意义上为理解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的物质基础和行动主义框架提供了现实主义线索，从而为深入理解和推动文化“走出去”等国际传播实践铺设了理论基石。

受到这一思路的启发，本文首先尝试从传播思想史层面对全球传播和政治经济学——在传播研究中主要体现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交叉理论分析，挖掘政治经济学的跨疆界语境和全球传播趋向，以及全球传播研究的政治经济脉络，分别回应斯迈思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文化和现象载体”与“传播的结构性外延”两个问题。其次，本文以丹·席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