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题主编：史安斌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它强调的文化的异质性，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吸纳。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更加凸显，亟须实现从“跨”到“转”的理论和范式转型。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异质性的“文化杂糅”和由“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the rest)主导的“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以TikTok、韩国“防弹少年团”(BTS)等为代表的“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日渐成型。

与之相悖的是，在“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夹击之下，意识形态偏见在一些国家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部分政客通过污名化和清除“异己”的手段来统合政治和社会共识。“功夫病毒”“熊猫瘟疫”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污名化标签竟然借助于一些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力推在社交平台上大行其道。

皮尤中心最新发布的调查显示，欧美日韩等1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历史新低(24%)。一些政治势力趁机发动“价值观新冷战”来转嫁国内舆论压力，我国外宣媒体和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机构遭遇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压。

当前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和陷入的困局一方面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战略部署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有鉴于此，我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化危机为契机，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主动进行调整和重构，以创新思维积极适应后疫情时代的“新常态”。以“平台化世界主义”的思路来推动新全球化时代的“转文化传播”，是在当下国际传播生态发生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外宣媒体和对外文化交流机构实现纾困与升维、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转型与创新的出路所在。

在此背景下，本专题收录的四篇论文旨在从不同的维度对这一变局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回应。盛阳博士从爬梳全球传播理论的“政治经济学脉络”入手，聚焦于“数字资本和信息网络”与“文化和意识形态”这两个层面的全球化议题，通过对传播批判理论经典“再语境化”的解读为从“跨”到“转”的范式转换提供学理支撑，令人耳目一新。

非洲是近年来中国媒体和文化“走出去”发力的重点区域，但与之相关的效果评估却寥若晨星。博士生罗晨和王一戎在导师卢嘉副教授指导下完成的论文，以“软实力”作为理论框架，基于对多国媒介接触和传播效果的相关数据解读，令人信服地剖析了中国对非文化传播存在的渠道与手段滞后以及在更深层面上存在的价值观瓶颈，读来颇具启发性。

《延禧攻略》和《流浪地球》是近年来我国影视作品和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一定回响的典型案例。虽然它们还没有成为与日系或韩流比肩的“反向流动”的“全球爆款”，但仍有必要对其海外传播的效果与策略进行系统性的梳理和数据化的解读。张伦副教授和相德宝教授分别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超越中餐、中医、武术等传统文化“吉祥三宝”的符号定式，以“转文化传播”的思维打造“酷中华”的媒介产品矩阵，以好感传播在以全球Z世代网民为基干的意见和情感市场上赢得主动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后疫情时代中国能否跳脱西方设下的“价值观新冷战”的话语陷阱，真正将“如果他们走得更低，我们应当走得更高”的理念付诸实践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