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专题主编：史安斌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它强调的文化的异质性，从实际效果来看，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征服和吸纳。在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见之大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其局限性更加凸显，亟须实现从“跨”到“转”的理论和范式转型。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的新全球化时代，异质性的“文化杂糅”和由“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the rest)主导的“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以TikTok、韩国“防弹少年团”(BTS)等为代表的“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日渐成型。

与之相悖的是，在“抗疫”和“抗议”的双重夹击之下，意识形态偏见在一些国家死灰复燃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部分政客通过污名化和清除“异己”的手段来统合政治和社会共识。“功夫病毒”“熊猫瘟疫”等令人匪夷所思的污名化标签竟然借助于一些关键性意见领袖(KOL)的力推在社交平台上大行其道。

皮尤中心最新发布的调查显示，欧美日韩等1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降至历史新低(24%)。一些政治势力趁机发动“价值观新冷战”来转嫁国内舆论压力，我国外宣媒体和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机构遭遇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打压。

当前我国对外传播面临的挑战和陷入的困局一方面是中美关系和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战略部署中积累的一些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