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琦宇 孙海燕

（南京艺术学院 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0000）

一、媒介对女性审美认知的构建

沃尔特.李普曼对传播媒体评价过：我们每个人是生活、工作在地球的一隅，在一个小圈子里活动，我们更多的生活体验来源于间接经验的世界。当21世纪进入了普及化图像时代，大众媒体可以更加容易建构视觉化的形象。与以往印刷媒介不同的是，数字媒体在逻辑上展现的是类比、非线性的特质，因此也就意味着大众媒体可以对事物之间的联系进行洗牌重塑。近年来，大众经常接触到的App软件有：映客、YY、抖音、快手一类的直播和视频平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系统都自带一键的瘦脸、磨皮、美白等工具。人们在观看过程中，如同生活在当代的一个截面上。图像通过计算机精心的演绎和计算，抹去了身体的真实性，为大众塑造了一个虚构的景观世界和拟态环境。据艾瑞指数统计，在数字审美实践中，美颜软件在女性用户群中的占比达到72.42%。作为主要的使用对象，女性的形象正面临着普遍的符号化，“体重不过百”“大眼睛高鼻梁瓜子脸”“白皙的皮肤”“骨感的身材”逐渐的与完美形象画上等号。

在现代电子声光媒介的发展下，大众文化将女性外表的美丽修饰成极致。女性作为社会中长期被“凝视”的对象，人们在习惯了技术的加成后，间接使得社会形成审美认知固化的现象。在时尚界，世界知名超模吕燕、杜鹃、QizhenGao都曾因“典雅、大气、具有辨识度”的长相，入选和刊登《VOGUE》杂志。然而恰恰是具有个性的细长眼、扁平的五官，方下颌等特征，引发了国内人对“高级脸”和“种族歧视”两者之间的争议，认为这样的长相是与传统思想上定义的“高鼻梁大眼睛”美女有出入的。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的是，相对于“网红”类型的美颜和加工方式，正是因为天然的长相，才让每个人显得独一无二。这些话题之所以屡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一部分出自人们习惯了厚重的滤镜和美颜下，在审美情趣上的包容性逐渐地降低。

主流环境下，“皮肤瑕疵、身材偏胖、个子太高”开始被视为亚洲女生的天敌。对于“美”的定义在媒体的呈现和报道中变得趋同和狭隘化。人的个体性和差异性，在数字世界不断的压缩下。没有更多的空间容纳天然的性灵和秉质。根据《2019中国女性自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近半数中国女性没有能正确地评价自己，认为自己不够有魅力。有很多女性在社交媒体感慨美颜软件或者医美整形可以减轻社会性焦虑。[1]在苏珊·鲍尔多的《不能承受之重》中曾描述后现代的身体，是越来越依靠重置、转变、和修正的幻想来对抗历史性和必死性，身体的物质性被塑料文化而取代。当代的大众媒介不管是在电视剧，还是广告层面，借助于医美、化妆、修图等技术，让任何年龄段的女性都呈现出水润透亮的肌肤、乌黑亮丽的头发以及完美的身材，造成容颜和身体并不会出现任何瑕疵、衰老现象的错觉，久而久之就会造成了我们对于世界认知的偏差。当人们厮磨于时代的游戏，安然栖息于数字的世界中，习惯于从公众取向中寻找安全感和归巢感，审美倾向也会随之变得平面化。一旦脱离了评判准则，直接带给女性的是精神上的不自信和慌乱。

二、“观看”狂潮下女性审美标准的实践

大众传媒具有建构“社会知识”和“社会影响”的功能。依托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传播呈现出与受众之间更高的互动性。在观看的狂潮下，女性的审美标准被更深层次的建构和实践。俄罗斯思想家巴赫金于“狂欢理论”中认为，狂欢的核心具有娱乐性、颠覆性和后现代性。女性选美、造星活动和以网络为载体的观看活动作为一种全民性活动，成了大众媒体对女性审美标准量化的实践。

一系列偶像培养和时尚产业借助图像、视频和文字，用时代的影响力发挥着对大众审美引导和规制的作用。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选秀节目的运作流程中，一张展现女性身体的照片的点击量是多达几千万次的。随着“观看”的数量越来越多，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时尚圈所塑造的完美女性形象在大众心目中的印象也不断加深。巴特勒曾提出：“性别是在不断重复的叙述和文化中塑造的。”在网络互动和反馈中，女性身体不断被置于观看和讨论的语境。伴随着后现代大量戏谑的娱乐话题和讨论，女性身体审美的判断和表述权被掌握在匿名的网友手中，无负担和无成本的参与权，让大众在媒体主导的审美标准下对女性的外貌变得越来越严苛和挑剔。

由于观看活动的体制和形式，选秀节目和造星活动都具有流水线出厂的流程，在相似的考核和评分机制中，单向度的审美引导和统一的技术方式造就了单一的美容之果。在大塚英志在《“御宅族”的精神史：1980年代论》里提出日本少女偶像的身体是“男性数据库化的欲望”的化身。“白幼瘦”作为一种男性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期待和幻想，因在审美心理上容易激发人的怜爱和共情心，越来越得到东亚主流审美的追捧和青睐。中国的“少女感”、日本的“萝莉”、韩国的“初恋脸”都在受到“幼”的审美思想的影响。标签的固化和泛滥提示了女性身体在观看过程中是服务于他人的视角和需求，被消费和商品化的过程。

不管是选美佳丽、时装模特，还是形象代言人，单一化的评价体制潜移默化中加重审美的客体化和病理化趋势。在观看狂潮和评比的行为下，女性对自身的认知和满意程度明显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媒体在传播中所塑造的狭隘女性形象，促使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向主流审美靠拢，游走在饮食紊乱、极端瘦身和厌食的边缘。进食障碍症患病人群也普遍呈现出年轻化和低龄化现象。福柯在规训思想体系中敏锐的解读出，不需要武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凝视的目光，便可以用“暴力”的形式去控制人。在媒体环境的注视中，女性开始把“观看狂潮”定义的美内化为自己形象的要求，对自我身体完善和改造的欲望随之增强。

在社会性别的构建下，当女性自我价值的评判方法被划上视觉审美的符号，美貌和苗条的身材在理性意义的消解下，成为展示自我和实现梦想的必备条件。为了获得社会安全感和集体归属感，进一步导致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花费巨大的时间，专注于自我修饰，造成对精神和内在品质关注的缺失。而居于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女性就无法树立不断发展的性别意识和先进的身体文化，女性价值也被囿于公共审美的空间之下，不能以独立、智慧获得社会竞争的能力。当这种流行的均质化和标准化审美会逐渐左右和潜在于大众身边和周围人群的认知和欲望中，受众无疑在媒介的主流文化下被卷入了一场又一场的审美风暴中。

三、女性群体中的性客体化趋势

波兹曼曾提出“媒介即隐喻”，认为媒介中的信息是具有隐蔽性和暗示性。从消费广告到通俗文化，美体范本到公众号输出，标签到评论输入，大众媒体编织了一个全方位巨大的信息网。在互联网空间，社会化媒体和商业资本在“可见性”的空间中，可以通过“分享”建立社会关系，形成了对女性主体的规训。当“A4腰”“ipone6腿”等标签被大量的转发、点赞和关注，成为社会衡量女性是否拥有合格身材的标准。使得现实中的女性在社交网络和他人的长期互动中开始严苛的审视和管理自己的身体。事实上各种碎片化的标签背后是大众文化对主体进行规训的路径设计。

据调查，在微信、知乎、小红书等网络平台有许多关于美妆、护肤瘦身的话题，供用户分享自己的观点和经验。伴随着个体信息和社会关系的可视化发展，个体的提升被建立公共的“秀场”上。当个体进入“权力”的视野范围内，一系列公众号和种草视频利用标签、舆论噱头，不断为女性群体制造和推出关于护肤、美妆和减肥的话题。在看似深度揭秘和回答的背后，都是智能算法对于女性消费者欲望和焦虑的捕捉。一些公众号与广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利用鼓噪不断重复女性危机，指出皮肤氧化、暗沉干燥、出现暗斑等问题，并贩卖焦虑。

在两性的构建关系上，广告和推送在生活中制造的无形焦虑和一些误导内容，其弦外之音是化妆品有助于让女性更有能力胜任生活和工作上的事情，实现自我的超越。以“斩男色”命名的口红色号，顾名思义就是涂上这个颜色的口红可以斩获所有直男的心。网上流行的“前男友面膜”被捧上神坛，被大众称为皮肤的蜕变可以达到让前男友后悔的程度。美容、化妆、健身、整容医疗产业正不断通过宣传、舆论以及推广等渠道下，逐渐地让女性相信在公共场域中，自身魅力是与个体性吸引力成正比。

在社交网络的语境和公共关系下，当女性被更多的暴露于可见性空间之下，为了获得关注和一定的社会地位。促使女性成为自己的监督者，将权力话语内化为自身的提升诉求。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舒适温和的时代语境下，单向度的思维让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逐渐地消解。”在丰裕的物质条件和无形的文化压力下，女性在不断适应这个社会潮流的同时，很难真正逃脱大众媒体和权力组织的定位。由男权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媒联手构建“阿尔都塞式”形态的运动网络，让女性在意识形态上切断了真我的联系。

在海量信息的推波助澜下，当欲望的体积、目标的吨位越来越大，减肥药、强制性训练、整形手术作为最短时间就可以见效的产品，成为人们欲望的强心剂。部分的女性由于不自信，渴望依靠消费产品所包含的符号来塑造自我的个性的身份，追逐大众媒体上塑造的“完美”女性形象。最终则会导致整体审美单一、外貌雷同的结果。当没有了审美的熏陶、时间的沉淀，本应可以多元化、有深度的美也就会随之变得单薄。

四、结语

居于消费社会、影像社会和技术垄断的时代，大众媒体不仅没有使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更有安全感，接受并不是那么完美的自己。在越来越具有压迫性的大众文化下，媒体试图通过“赋权”的方式，使女性通过自己的力量，完成自觉的检查性注视。女性的外在形象成了界定自我身份、社会评判和自我赋权的符号。维特根斯坦曾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的最好图画。”任何具有传播意义的话语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大众提供更加多元的评判准则、有序的生态形态。身体是一个美好的概念，社会日渐开化，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在生存的美学实践中保持批判的意识，才能避免调入消费主义的陷阱。做到对于“美”的自由选择，实现自己的风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