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洁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外语与商务学院,江苏连云港 222006）

梁遇春翻译的《青春》拉开了康拉德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序幕，引发了中国文学界和翻译界的极大兴趣，其作品的传播在五四运动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1948－1978年，由于中国主要引进的是政治理论性文本，译者们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俄国文学作品上，关于欧美文学作品的翻译则较少，康拉德作品译介工作也进入了沉寂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放松了引入政治性作品的限制，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中国的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大量的西方文艺理论和文学思潮在短时期内迅速涌入中国，掀起了又一股外国文学翻译热潮，康拉德作品的译介也应运蓬勃发展起来。不仅名作被大量再版，很多新鲜血液也加入康拉德作品的译介大军中，有的译者对经典发起挑战，将《黑暗的心》《吉姆爷》等广为人知的作品进行重译；有的译者把更多新主题的康拉德作品译作带到读者面前，比如《金箭》《大海如镜》《间谍》《文学与人生礼记》等等。一时间围绕康拉德作品观点的争论此起彼伏，百家争鸣。译介的繁荣发展，在推动康拉德作品传播的同时，也给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这样的盛况并非由单一的国家政策改变、出版社的增资、或市场需求造成的，而是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生态翻译学的原理：“翻译是一个整合一体、和谐统一的系统。这种整合一体、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征，可以充分说明一种生态行为的产生会受到全局性的多因素影响，这都是整体效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