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芮

（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91）

尼采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绕不过去的一位“天才”哲学家，他的代表作《悲剧的诞生》一经公开发表，便引起了人们的争议，特别是尼采使用酒神与日神的二元冲突对立模式来解答悲剧诞生的问题[1]，此后对于尼采的哲学思想研究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有部分学者注意到尼采的酒神精神与中国魏晋时期酒文化有很多的相似处，魏晋士人的世俗生活最大的特点之一——嗜酒。二者都有酒文化，但背后所承载的东西不同，本文就是着重比较尼采的酒神精神与“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以酒为名”的异同，借此更好地达到对二者的理解。

一、尼采酒神精神与刘伶“唯酒是务”的相似性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提到了“酒神精神”这一术语，认为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的是一种迷狂的状态，是意志的象征，具有打破一切合理秩序的强大力量。而拥有“酒鬼”称号的刘伶也常常自己喝酒喝到混沌不清的地步，他的作品《酒德颂》中曾淋漓尽致地描述过这种状态。酒作为一种情绪的催化剂，虽然饮酒的主体不同，但是都是情感的生发，因此“狄奥尼索斯”与“大人先生”的形象塑造在某种程度上是有一些的相似之处的。[2]加之，二者生活的年代背景有一定相似性，所以都萌发出生命高于一切的人生观。尼采与刘伶的某些思想虽不被当时的大众主流思想所认同，但是二人的确有超越时代局限的眼光和格局。

（一）“狄奥尼索斯”与“大人先生”的形象塑造

狄俄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同时，也是古希腊色雷斯人信奉的葡萄酒之神，他不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神奇力量，还以散布欢乐与仁爱在当时成为极有感召力的神。狄奥尼索斯和悲剧的起源息息相关，据说每年在春季葡萄藤长出新叶的时候，或者在秋季葡萄成熟的时候，希腊人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仪式祭祀酒神狄奥尼索斯。因此，悲剧在这种极度兴奋的节日中诞生，在这一过程中人神共欢，不顾世俗眼光，打破常规，使自己忘却烦恼。太阳神阿波罗总是给人光彩耀眼、乐观开朗的一面，他的行为总是规规矩矩，没有丝毫过度与不适，他严格遵守个体的界限，恪守适度之道，凡事要求有自知之明。但狄奥尼索斯与阿波罗相悖，酒神信奉的正是打破一切适度原则，不停留于表面的宁静，追求的是强大的力量，破除禁欲，跨越界限，纵情迷狂，使自己达到超脱的快乐，将自己的内在最大限度，毫无掩饰地释放出来，寻求最真实的本身，探索生命的真实发展。[3]狄奥尼索斯看似是混乱不清的迷醉状态，实则是借酒的醉人力量营造一个醉的梦境，让自己在醉中更好地活下去，抵解生命中的苦痛。[4]

刘伶《酒德颂》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数“大人先生”最为典型。“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户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5]大人先生把天地漫长的形成时间看成是一朝，把一万年的时光仅视为一瞬间的事，把天上的日月当作是自己屋子的门窗，把无垠的八荒当作自己庭院的小路，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大人先生自由自在，放荡不羁的性格。大人先生面对贵介公子的“礼法陈说”，展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如“踑踞”一般。在这篇骈文中用了“踑踞”这一词语，更是将大人先生和刘伶对于这个时代的态度表现出来了，这是对古人臀部没有紧挨脚后跟，随意伸开双腿，形状如簸箕一般的坐姿的描述，在重视礼教的魏晋时代，这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礼法的一种挑战，但大人先生这种无拘无束的心境正与刘伶个人的秉性吻合，这也应了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之意。[6]因此，尼采笔下的狄奥尼索斯和大人先生一样，都具有不安礼法、不守节制、不顾礼教、纵意自如、随心所欲、旷达超脱的精神境界，笔下的这两个人物都是作者心中最真实的写照。

（二）强有力的生命意识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批反现代性的思想家，尼采便是其中之一。尼采是《悲剧的诞生》的作者，也是严苛的批评者。这部作品是尼采年轻时候的创新之作，它的背后有很多的文化因素和政治因素。尼采当时所处的时代正值德国社会经济转型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追逐物质化的生活，对精神层面的忽视导致价值理念的缺失，在这样的大时代下，尼采深刻地感受到了社会隐藏的问题，所以他在此书中展开了深入讨论。

尼采认为生活中充满了痛苦、无奈，但是他认为就算生活如此这般也不应该无所作为，反而应该积极面对，表现出强有力的意志，也叫生命意志，这是尼采对生命的最高肯定。生命本能就是残酷，人要存在就必须摒弃懦弱，勇敢争斗，爆发出绝对的“力”。酒神意志也是尼采生命意志的强力体现，这是源自他的文化建设幻想，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活下去，敢于面对世界的真相。

中国的魏晋时代虽然不像尼采所处的时代那样正值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但是他们二人因背景而产生的对心理的影响却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魏晋时代战乱频发，社会动荡不堪，当时名士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表现出的是言不由衷，战战兢兢，心灵完全被扭曲的这样一种状态，在短暂的生命中想有一番作为也就成为当时绝大部分人的追求，但在建功立业的希望破灭之后更多人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方式。刘伶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与酒做伴，借酒寄托，这和尼采文化构建的动机如出一辙，看似是活在自己的构建的幻想中，力求快乐，摆脱痛苦，迷醉不堪，实则清醒无比，从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可以看出那是对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心声倾诉，恰恰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心境。在这样一个生命受威胁的时代，“活着”是最现实的甚至是最奢侈的希冀，因此，生命意识的渴望成了最基本的诉求。

二、尼采酒神精神与刘伶“以酒为名”的差异性

（一）人生理想的主动与被动

尼采笔下的酒神有着强大的力量足可以面对社会中的苦痛，他高度肯定生命，赞扬生命的美好。他笔下的狄奥尼索斯精神是主动的，他是文化危机的先觉者，他揭开德国伪文化的面纱，刺到了日神乐观背后的酒神底色。所以，他认为拯救德国的人那应该是哲人，而不是大众，只有拥有超人意志的少数神话版的人物才可以重建德国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饮酒相对十分疯狂的一个时期，此时期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一贫如洗的贫民，他们都爱酒嗜酒。放浪形骸的士族阶层唯酒是务，普通民众即使在家徒四壁时也不忘浊酒一杯。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特有的整个社会阶层饮酒成风的现象。[7]众所周知，魏晋时期名士饮酒和他们陷于自身与社会、自然的矛盾有关。他们任达放诞，酒实际已成为魏晋风度的内容之一。东晋的王恭概括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8]在魏晋文士狂放不羁的社会行为文化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酒的身影，酒与名士如影随形，如响随声，须臾不离。因此，刘伶的酒文化深受时代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自发的个人主义文化，而是在大时代下无奈做出的被动选择。

（二）超人意志与入世

尼采的“权力意志”是在追求生存的同时，对力量和权力的追求所形成的。“意志”是尼采生命力的体现，他赋予了人强大的张力。“权力意志”以酒神精神的存在的方式呈现出来，酒神精神相对于日神精神来说显得更大胆，这种精神不像日神表面的积极乐观，他是以一种隐藏在背后的内化力量来与现代社会接轨，重塑文化价值理念，而不是抛弃现实世界，作虚幻的超人。

刘伶借酒狂欢，借醉态跳脱浊世、礼教，与自然相融。这种酒文化实际上还是外道内儒的体现。[9]虽然过着不问世事的生活，可还是无法将自己完全与社会隔绝开来。政治、文化的时代限制，使士人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袒胸露怀的状态并不是对生活的屈服，而是以另外一种抗诉的方式积极“入世”，体现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