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晓滢

（北京电影学院,北京 100088）

一、人类主义的政治理论起源与解构

“我们都应该，相互尊重，而不是盲目指责其他种群。”

——《疯狂动物城》

对某个群体怀有戒心，实际上是人的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本能，并非有意识地进行歧视。但是这隐藏有一个前提，即人们如何划分群体，在其潜意识是如何判断群体之间的差异。对此借助分析西方的政治理论的演变，会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视野。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传统西方政治理论由于追求理性而具有了“排他性”根源，例如亚里士多德的陈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1]。启蒙运动之后，对理性的崇敬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2]，这其中意味着一种哲学，即“人类中心论”，并将自我与其他客体分开。术语“人”已经不再用来指“人类”。然而，在将理性和本能二分的过程中，简单地通过理性来界定人，并赋予“人”比“人类”更深的概念，这就是对奴隶制和殖民主义赋予合理化，由此衍生出来的种族差异论深入西方社会。

传统的人类主义中政治理论基于人类中心主义，尤其是“白人-男性-异性恋”的形式。人类主义将动物视为定义人性的基准，认为动物与人类之间的区别包括理性意识，抽象思考的能力，复杂的语言系统。“动物/人类”二元论最初是用来区分人和动物的，但是为了社会控制的目的，也逐渐用于人类内部的区分。这导致了种族化、奴隶制、现代种族主义和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的出现。

要解构“人类中心论”的概念，有两条路径。一种是将人与动物等同起来，这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社会学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另一个是将动物的本性作为心灵的固有人类属性。

二、从生物学解构人类主义

《疯狂动物城》中，不同物种的种族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和谐相处，因为“食草型动物”（猎物）和“食肉型动物”（捕食者）已经变得“文明”，可以和平共处。不过尽管嘴上说着和平，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食草型动物”内心深处对“食肉型动物”的恐惧感依然存在的迹象。主人公朱迪的兔子父母清楚地表达了对“食肉型动物”，尤其是狐狸的恐惧。父亲警告朱迪说“狐狸是最可怕的”。她的母亲邦妮也附和说：“你父亲说的确实有道理。这是从生物学上说的”，父母甚至为朱迪准备了驱狐剂、猎枪等道具。在整个动物城社会中，把食肉型动物污名化，就像人类社会中也出现的人类主义一样，也在污名化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等群体。人们可以从这些行为中察觉到一种观点——即“食肉型动物”是脱离不了天性本能的，这种天性本能是和“理性”冲突的，这是由生物学所证明，由此划分了群体，甚至对不同群体间怀有戒心。这种心理就是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区分人类和动物的铁律，即动物之所以区别于人，是因为人就自然而言是政治的动物，能够战胜自己的本能，从而获得自由。

然而在生物学领域，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物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一个物种进化到另一个物种，这种自然的进化过程使生物圈内的物种具有连续性[3]。此外，达尔文坚持认为，人类动物作为一种生物形态，与其他所有动物甚至在心灵上都是一个连续体。这个观点震惊了自启蒙时期建立的理论。从启蒙时代开始，人类中心主义基于人类/动物，理性/本能，思想和肉体这些二元论的人类主义。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和动物只是在程度上有差异，而不是根本上的不同，并提出了动物也具有理性的观点，因为它们的行为和人类一样，是本能、理性和经验结合的结果。

随着电影的发展，食肉动物开始变得野蛮，这似乎印证了食肉动物天性就是野蛮不理智的。这也使对食草型动物对食肉型动物保持警惕。但是观众后来会发现，食肉型动物的疯狂是因为他们被渴望电力的助理市长贝尔韦瑟斯注射了某种药剂。为此，朱迪说了“我们都应该，相互尊重，而不是盲目指责其他种群”，这也是从后人类主义对于传统人类主义的呼吁与批判。

三、从社会学解构人类主义

在社会学领域，《疯狂动物城》的英文原名是《Zootopia》，这个名称来自托马斯·莫尔的名著《Utopia》，是指一个共产主义制的国度，在那个国度中，人们的财产是公有的，地位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大家穿统一的工作服，在公共餐厅就餐，官吏是公共选举产生，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与卡尔·马克思的思想部分相同，卡尔·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下，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这种相互联系性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有所暗示，并被麦克唐纳命名为“差别二元论”[3]。资本主义下的人开始与动物进行等价交换，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变成了“动物主义”。“动物主义”的概念是资本主义机制下的价值形态，换句话说，就是“动物”在资本主义的语境下，可以看作是“人”的等价物，两者共同遭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异化。但在“使用价值”的语境中，“动物”相当于肉、皮等，不能等同于“人”。马克思的“人类/动物二元论”只是陈述了人类对其独特性的看法，他认为人类将始终“在实践和理论上”适应动物世界，并对人类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支持下摧毁自然（以及潜在暗示了动物）的方式感到担忧[4]。

在疯狂动物城中，狐狸尼克和黑老大结怨是因为卖给了他一块羊毛地毯，但地毯其实是臭鼬屁股做的，这个小细节体现了在Zootopia，只要有条件是可以购买其他公民的，这种买卖是结合了前面说到的“动物性”和“使用价值”，更为讽刺的是购买者和被购买者，都是“拟人化”的动物，或者也可以说是“动物化”的人。马克思说的人和动物的区别，即“动物性”和“使用价值”，在这部影片中消失。

四、从心灵领域解构人类主义

在心灵领域，弗洛伊德认为，“理性”是我们内心生活的诸多方面之一。弗洛伊德用“本我”“超我”和“自我”来分析心灵或理性[5]。我们的生活几乎就是动物性（动物、野蛮、不思进取、非理性）与理性之间戏剧性冲突的故事。他把“理性”或“文明”的概念归结为“自我”“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持续战争。人的“自我”发展是通过“认识他者”--“分离他者”--“超越他者”的过程进行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自我与客体的分离。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社会化痕迹的孩子，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完全归结为动物。随着自我认识的加深，他们会把动物和自己区分开来，帮助“自我”发展成熟，从而理解自己比动物在生物性上更优越。“自我”的发展对于人类和谐地与他人相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解决“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快乐的需求”和“超我”的约束之间的冲突。通过对动物本性的压抑和社会规则的约束和驯服，让我们把自己变成“文明人”。

在《疯狂动物城》中，狐狸尼克幼年时期，因为被担心袭击食草动物，被食草动物残忍地戴上嘴罩，想温柔地对待世界的狐狸尼克，被以“食草动物”为中心的文明世界击得一败涂地。这里其实也体现了尼采的“奴隶道德”[6]，这里强调的文明其实是一种弱化，是由弱者群体（食草动物）决定的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强者听从弱者的决定，精英听从大众的决定，食肉动物听从食草动物的决定（《疯狂动物城》中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食草型动物）——这就是尼采深恶痛绝的“奴隶道德”。这种“奴隶道德”施加给狐狸尼克一种“理性”“文明”的压力，这种压力中蕴涵着弗洛伊德说的“自我”发展的曲折过程，食肉型动物的幼年时期，并没有划分他者，但是这一过程却被强行塑造，从而诞生了代表着“纪律和社会规则的表达”的超我，通过对动物本性的压抑和“超我”的约束和驯服，让尼克最终向世界妥协，“好吧，我就是这样，无所谓了”。而这种“政治二元论”的建立，因为“食肉型动物”的天性本能是“非理智”的，但是也从侧面认定了动物性是作为心灵属性的观点。

五、结语

《疯狂动物城》是一部商业艺术兼得的影片，从批判政治的表象，到深挖人文主义的核心“人类主义”，它在政治正确的表象之下，对更深刻的政治理论进行了叩问，哪怕这种叩问是微弱的，哪怕这种叩问是无心的，但也为人们反思人文主义的理性，提供了一个别样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