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兴

（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66）

1986 年，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从环境和生态等方面诊断现代化进程已进入“风险社会”(Risk Society)[1]（P188-189），6 年后，他提出“世界风险社会”，并于1995 年和1998 年先后出版专著《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和《世界风险社会》， 从不同角度阐发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正向全球扩散，形成“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 其后，风险不断扩张的世界令贝克沮丧，“在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控制逻辑从内部崩溃了”[1]（P183），无边界和无限度的利欲最大化逻辑引导整个世界“有组织的不负责”[1]（P191），世界风险必然以层累方式集聚突变的力量爆发， 使2020 年必然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大纪年：新冠状病毒以“风暴眼”的方式横扫世界每个国家和地区，全面拉开了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大幕， 人类被推进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大剧场，既是演员，也是观众，既是受难者，也可成为拯救者。对每个在场者言，有没有“明天”，或者明天将以什么样子呈现，全在自己，因为畅通无阻的大疫为“今天”提供了“适者生存”的开放性契机。

一、从世界风险社会到后世界风险社会

从学术发展史观，任何新概念的产生，都源于对某种存在事实的生存感知或理性反思。 以此观“后世界风险社会”概念所表达的当然是一种观念，但却首先是对世界风险社会之“后”状况、态势及进程特征的表达。 “后”字本是一方位副词，既可表空间性排序，也可表时间性进程，有“后期”“超越”等义，也含有“更加”“比……更严重”等意思。 后世界风险社会是指现代世界发展到今天，其风险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远远超出了贝克所描述的“世界风险社会”，人类进入了比世界风险社会更糟糕、更严重、更不堪修补的社会。所以，要理解何谓后世界风险社会，应先检视世界风险社会的样态特征。

（一）“风险社会”的定义

贝克“世界风险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对“risk”的定义：“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2]贝克将“风险”与“危险”严格区分：虽然二者都以“可能发生的灾难”贯之，但“危险”的来源具有两个可能性，或源于自然或源于人为；其爆发的方式也可多元，或可预知的非突发性或不可预知的突发性，或非边际效应的一次性或体现边际效应的连续性；但“风险”却源于人为，具有不可预知的突发性并体现边际效应态势。 正是因为如此，风险是建构的，它是人超越自然和传统的力量创造出来，既成为“文明”的基本构成，又体现文明“副作用”的那部分内容。 正是后者才使风险为人们所关注，目的是“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然后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之。所以，“风险的概念直接与反思性现代化的概念相关。 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3]（P19）。 风险社会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是“以各种决策为前提条件,并且努力使文明社会各种决策所产生的无法预见的后果变得能够预见、能够控制”[4]。 风险社会是生产的成果。 生产创造风险社会，既需要技术条件，也需要社会条件，更需要政治及制度条件。 无论农牧社会还是古典工业社会，都不能为之提供这些条件，只有世界进入现代化进程，这些条件才逐一具备：现代化进程生产风险社会，它是以“各种决策”为动力，以阶级为准则，以系统为保障，以生产财富为方式。“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3]（P15）。 生产财富以生产风险为代价，实现财富创造以制造风险社会为基本方式，“在现代化的连续进程中，‘财富-分配’ 社会的社会问题和冲突开始和‘风险-分配’社会的相应因素结合起来”[3]（P17）时，风险社会才真正形成。

（二）世界风险社会的特征

既然风险生产和分配的逻辑占据了现代化的中心舞台， 那么风险社会向世界风险演进就成为“命运”的必然。 继《风险社会》之后，贝克推出《世界风险社会》，对这一“命运的必然”做了8 个方面的定性描述：（1）既非毁坏也非信任（安全），而是真实和事实；（2）（依旧）与事实相反的是，一种具威胁性的未来变成了影响当前行为的参数；（3） 在数字化的道德中，它结合了事实声明及价值声明；（4）在人为的不确定性中所表述的控制和控制的匮乏；（5）在认识或重新认识的冲突中被意识到的知识或无知；（6）被同时重构为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全球地区性”风险；（7）知识，潜在的影响有症状的后果间的差异；（8）失去了自然和文化间的二元性的一个人造的混合世界[1]（P188-189）。

贝克指出，风险的概念和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是矛盾的，这意味着它们破坏了差异并重新联系了对立面。 这种被破坏的“差异”就是人造的文化世界对自然的忽视和跨界：“这些领域间边界的消失不仅是由自然和文化的工业化，而且是由危及人类，同样还有动物和植物的危险所引发的。 无论我们是否考虑臭氧空洞、污染或食物短缺，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污染了自然。 ”[1]（P187）这种因人为不断加大的对立，是追求风险控制但却最终无法控制的对立，是实现人为的确定性但始终处于人为不确定性中的对立，是掌握更多知识的同时却处于无知的对立。 基于这种对“差异的破坏”和“对立的扩张”之双重态势，风险社会的世界化呈现出5 个方面的取向。

首先，世界风险社会就是风险普遍化和世界化。一是风险无处不在地渗入人的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之中，既使日常事务和日常生活本身潜伏巨大风险，也使日常事物和日常生活成为巨大风险的制造之源。 二是风险无国界，虽然风险要通过环境、技术、经济或政治来呈现，但风险本身是超环境、超技术、超经济、超政治的，这既是风险的“全球地区性”，也是“风险地域全球化”[1]（P183）。

其次，推动风险社会世界化的直接动力是生产风险的同时，其控制风险的欲望和努力加剧了人为的不确定性，“在风险范畴的帮助下，我们试图对未来拓殖得越多，它就越脱离我们的控制。 在世界风险社会中不再可能使风险客观化”[1]（P180）。

其三，风险社会的世界化是指“风险的影响在增长”[1]（P184），并且始终处于增长状态，它表征风险“从技术风险向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等的自我转变”[1]（P186）。

其四，风险社会的世界化既体现人和社会对知识的盲信和对科技依赖的增强，更表现为对知识和科技无原则运用的社会化，正是这两个方面的行为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新的风险，加剧了风险社会的复杂性并强化了人为不确定性的发展逻辑[3]（P198）。

其五，风险社会世界化既表现为风险的多样性，更意味着风险一旦变成现实，就会产生强大的破坏性。 与各种未知的自然灾害、战争冲突等传统风险相比，现代化生产和消费所生产出来的诸如极端气候、大气污染、水污染、各种潜在的放射性物质、生物多样性骤减、生物世界的跨界行动等所形成的风险，无论从多样性还是广阔性或危害程度等方面，既超越了人的认知能力，也超越了人类社会的承受能力。

综上，现代化造就的世界风险社会作为人类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必不可少的“副作用”，始终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即财富生产和分配创造了风险的生产和分配；风险的生产和分配推动了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继续。 从时间的层累性观，只要现代化进程没有停止，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模式没有改变，风险的生产和分配必然体现增长的不可逆性；从空间的敞开性看，风险的生产和分配的不可逆方向，敞开了风险社会的世界化。 风险社会世界化的可控形态，就是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有序进行；反之，风险社会世界化的不可控形态，就是财富生产和分配与风险生产和分配相脱节，这就是风险的生产和分配与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产生了角色互换：风险的生产和分配占据生产和分配的舞台中心，构成强制性引导财富的生产和分配，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接受风险的生产和分配的调配。这种生产与分配的世界方式就是后世界风险社会方式；这种性质取向和存在样态的风险社会，就是后世界风险社会。

二、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特征与态势

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理论给我们呈现了现代世界的整体面貌、动态状况、根本问题，并基于系统的理性分析和理想设计，描绘出现代世界如何可能从根本上消解工业社会风险使之走向世界主义。但现实却相反，世界风险社会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急速地滑向了后世界风险社会。 这是真正构成理性拷问后世界风险社会的逻辑起点。

（一）世界风险社会向后世界风险社会转移的驱动力量

从根本讲，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理论是对工业社会现代化的辩护理论，其目的是引导风险重重的工业社会进行自觉的建构性革命，以消除其生产和分配风险的社会机制，从而推动工业社会向世界主义迈进。 贝克基于重振现代性而为工业社会做现代性辩护的根本理由和依据，是工业社会乃人类发展的高级社会，所以工业社会只有发展和完善，没有被超越和取代。 但不幸的是，工业社会本身却决定了它从古典样态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必然结局是自我解构，即古典工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进发恰恰对应风险社会向世界风险社会方向展开，最后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而完成工业社会的自我终结。为何会如此呢？自然主义信念的贝克虽然在穷其全部智慧为工业社会的现代化做辩护，但理性主义的贝克却又在探求其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得出了另一个结论：

虽然许多人仍然沉浸在经济无限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科学技术万能、安全和控制不断增强的美梦中， 但通过生产力的无限扩张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建立一个完善、富裕、美满、幸福的理想社会的神话开始破灭[5]。

现代化将导致一个更加幸福、更加安全的社会秩序的建立的预言是不负责任的。 ……工业社会通过自身制造的一系列恶果， 系统地生产了它自己的危机和对自身的质疑[6]。

何以会形成这种状况呢？贝克总结到：“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并非由现代性和现代化的失败而是由它的成功造成的”。 首先，风险源于人力无限度扩张打破了生态平衡，“传统的现代化用市场和消费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有节制的满足。 现代工业文明无限增长的模式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地球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从根本上不相容”[7]。 其次，生产风险的制度形式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它由两个因素激励生成：一是风险生产和分配与财富生产和分配一体化；二是对两种生产的系统化设计和系统化运作的每个人、每个机构甚至掌握这一切的权势者，也最终受系统本身的支配和安排。

根本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要设计出这样“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呢？ 答案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的，利己主义的，和比我们想象的更不道德的风险时代中。 个人实现自我和成就的伦理是现代西方社会最强劲的潮流。 选择、决定、成为个人所渴望成为的自己生活的主宰和自己‘身份’的创造者的个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特征”[1]（P10-11）。 只有当设计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制度形式和运作机制时，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组织甚至政府或执政党，才可实现利欲最大化；只有当“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贯穿于制度样态和运行机制之中，“授权作恶”和“平庸作恶”才有土壤和舞台，而授权作恶和平庸作恶恰恰是谋求利欲最大化满足的两种基本方式。

费舍尔(F.Fischer)曾认为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有两个根本的认知缺陷，一是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技术”和“知识”本身的问题；二是从来没有质疑“人为的不确定性”的社会和文化的基础[3]（P57）。 工业社会之所以在实现自身成功的同时创造出了风险社会和自我终结的后世界风险社会，就是因为它从其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的设计到具体生产消费，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了人的欲望和最大限度地释放了人性之恶，即欲望鼓动无限度地创造、开发和无限度地生产、消费，这既是平庸作恶的基本方式，也是授权作恶的合法性依据，更是风险生产和分配后世界化的根本动力。

（二）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两极性及其问题

以此审视后世界风险社会，既是对工业社会和支撑它的现代性的终结方式，也是对未知的社会形态的开启方式。客观地看，正在被终结的工业社会，已沦为死境社会，这是它被后世界风险社会所终结的自身原因；相对正在被终结的工业社会言，将被开启的未知社会应该是一个生境社会。从死境化的工业社会到未知的生境社会，后世界风险社会构成一座桥梁，架通了死而再生的道路。

图1 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两极取向

图1展示后世界风险社会一旦形成，就自具两极性：一极连着死境化的工业社会，一极通向未知的生境社会。 由于后世界风险社会关联着工业社会，所以工业社会的全部风险内容、风险形态、风险方式、风险机制、风险动力都通过风险本身层累性集聚，以疫病的世界大流行为突破口喷发出来，解构了工业秩序，破灭了“工业文明可以给人类带来完美的幸福社会”的梦想，并以原子大爆炸的方式释放危机、风险和破坏力、摧毁力。 所以，后世界风险社会是倍极增长的高风险社会，是极端风险社会。由于后世界风险社会又连结着未来社会，它一方面潜伏着因极端风险滋生毁灭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蕴含化解极端风险、走向人类自救性新生和重构的各种可能性。 仅后者言，后世界风险社会又是一个改变旧有信仰体系、认知体系、思想体系、知识体系、方法体系而重建价值体系的社会，如果这种可能性能够通过人类的理性努力来实现，那么后世界风险社会又可能是一个重建存在方式、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

后世界风险社会的两极状态，使它本身蕴含甚至滋生各种可能性，因为它是一个充满变化、没有定型并且也得不到定型的过渡性方式。 后世界风险社会带给人类的存在困境、生存危机和生活苦难，既是持久的，也是充满无穷变数的。 在这种持久性和易变性的后存在境况中，最根本的存在之问突显了出来，需要思考，探求答案，付诸行动，获得解救。这，恰恰构成后世界风险社会的自身进程：获得解救的实质是，找到或者说建构起一种能够使人类重获新生的生境社会；但前提却是人类必须为之付诸行动，而行动本身需要正确的认知和思想的引导。这个所谓的正确认知和思想，就是可以避免重蹈工业社会覆辙的认知和思想，它一定符合人类本性和自然本性。 要使指导行动的认知和思想同时接受人类本性和自然本性的约束和激励，则需要反思性思考，其反思性思考的出发点应该是导致后世界风险社会形成的风险层累机制，以此为起步，反思性思考的逻辑指向风险层累性生成的动力。 由此观之，后世界风险社会的敞开，既可能是整个人类世界被层累性释放的风险、危机、破坏力所摧毁，也可能化解其层累性释放的风险、危机、破坏力。 要避免前者而走向后者，需要人类理性去澄清如下3 个根本性问题：（1）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我们身在何处？并身向何处？（2）面对后世界风险社会，我们错位在何处？并向何处归位？（3）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我们是要继续竞斗？ 还是选择共生？

（三）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特征

基于后世界风险社会的性质定位，它体现出5个方面的自身特征。

首先，在世界风险社会里，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是国家行为，任何关于风险抵御的国际政治动力对国家来讲，始终充满自主选择性。 最典型的例子是全球减排，其抵御气候风险的国际政治动员，总是体现了国家选择与担当的任意性。 所以，在世界风险社会里，抵御风险的政治动员只在国家范围内才体现不可选择的必然担当，在国际社会却往往体现可选择的或然性。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抵御世界风险的政治动员成为必然，任何国家都得响应。或者，在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初期阶段，以地缘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主体还存在任意选择或者避责的任性，但很快就会受到加倍的风险成本惩罚。世界大流行的新冠状病毒要得到最终的抑制，或可成为后世界风险社会政治动员世界主义化的成功案例。

其次，“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风险定义的政治学和亚政治变得特别重要。 风险已经成为政治动员的主要力量，常常取代如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相联系的不平等之类的变量，它强调风险的新权力博弈（power game）和它的标准（meta-meta-norm）”[1]（P5）。但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风险不仅来源于人类社会和政治、科技，更来源于环境、自然、物种，来源于人类自身的局限和历史，比如21 世纪以来肆虐人间的流行性疫病，其根源不在生物细菌，而是人类自身：“完全可以把人类在与其他生命关系中的生态角色视为某种疾病。 自从语言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进化冲击到由来已久的生物进化以来，人类已经能够颠覆此前的自然平衡，一如疾病颠覆宿主体内的自然平衡。 当人类一次又一次蹂躏别的生命到达自然极限时，于是往往就会出现一种暂时稳定的新关系”[8]（P15）。

其三，在世界风险社会里，风险始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体现地域特征；但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的人类学、物种学和历史学特征，集中体现在生产和分配财富所生产出来的风险通过时间的沉淀层累性积聚起突破社会的可控容量极限而形成的整体力量，这种整体力量的风险一旦爆发出来，就形成覆盖地域的世界化取向，它虽然相对区域或国家来讲，有其发生学上的先后之序，却无空间存在和运动上的差异性，并且其风险呈现时间生成空间、空间敞开时间的互为推动特质。

其四，在世界风险社会里，风险是生产性的，因而风险是地域的，具有可控性，这体现在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政府，具有削弱或扩散、压缩或放大、分配和控制风险的力量和能力。 所以，世界风险社会的风险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风险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政府，即政府看待和处理风险的意志和方式、方法成为风险不确定性的根本力量；二是风险具有可控性， 它本身没有超出政府的力量范围。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失控的风险是由非生产性的层累性积聚的力量所推动，即通过生产和分配财富而制造出来的风险予以跨界会聚和历史性沉淀的双重方式生成， 故而具有超时空的整体功能，其所释放出来的力量难以为政府所操控：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风险导致了政府的失灵，这主要体现在3 个方面：在具体层面，体现为对环境风险、技术风险、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的失控；在利益层面，体现在对利益至上、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失灵；在价值观层面，体现在价值观的对抗失灵。

其五，在世界风险社会里，风险是非平等分布的，“风险总是以层级的或依阶级而定的方式分配的。 在这个意义上，阶级社会和风险社会存在着很大范围的相互重叠。 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级模式上的，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3]（P36-37）。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风险趋向于平等分布，并呈扁平化和人人化取向，比如还在不断变异的新冠状病毒，非常典型地体现出扁平化的平等分布态势，这是因为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通过生产和分配财富而生产出来的风险，在分配过程中以自身方式层累性积聚突破可控的生态容量极限而洪水般地向世界每个角落倾泄，整个世界在风险的汪洋大海里漂荡。 后世界风险社会就是这样一个风险的汪洋世界， 在这一汪洋般的风险世界里，风险不仅趋向平等分布，而且其平等分布是风险本身所为。 换句话讲，当风险还处于可控状态，它的分布是不平等的；当风险处于失控状态，其分布趋于平等。 后世界风险社会与世界风险社会的根本区别，就是风险由常规下人为可控状态滑向常规下不可控的自为状态。 比如艾滋病造成的风险是世界性的，但它实际上是可控的，其传播始终以人力的控与不控为先决条件；新冠状病毒造成的风险同样是世界性的，但它却是不可控的，因为它以自身的方式将其世界性风险升级为后世界风险。

三、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基本趋向

就风险言，世界风险社会之“风险”是生产性的，它虽呈空间化播散，却具有非整合性走向；与此不同，后世界风险社会之“风险”是层累性积聚，并以跨越时空的方式整合生成。 从分类学观，后世界风险主要由后环境风险、后技术风险、后疫病风险、后经济风险和后政治风险5 个方面互为推动形成。

首先是后环境风险。 不仅集中“在富足的西方,所有国家都出现一种日益增长的深深焦虑，因为污染、环境破坏以及对人类绝大多数的持续剥削,人们担心西方生活方式无法在道德或实践上延续下去”[9]。更体现在发展中国家为摆脱贫困而不顾一切地以廉价方式掠夺性开发土地、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其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 这些生产财富和分配所造成的环境风险经历层累性集聚整合生成而爆发出来的力量，形成对两个领域的根本性改变并从而改变整个世界：一是彻底改变了气候，使周期性变换运动的气候极端失律[10]；二是彻底改变了地球生态，使沉默的生物世界发动了对人类的反跨界运动，这就是持续扩张的疫病的世界化传播。 所不同的是：失律的气候以温和渐进方式改变着世界秩序，生物世界的反跨界运动却以激进暴虐方式解构着世界秩序。

其次是后技术风险。 从根本讲，技术是破坏环境的直接动力。 极端气候失律和疫病世界化流行，都是技术风险后世界化的呈现；后技术风险同样是不同领域各种具体的技术风险层累性集聚并以跨时空方式展开3 个维度的整合生成：一是以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会聚技术、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的潜在风险层累性整合生成；二是生产和分配财富以及消费财富的技术风险层累性整合生成，比如新冠状病毒之所以能世界大流行，其巨大的推动力量是特别发达的交通技术和特别发展的城市建设技术，如果没有这些技术，世界不会城市化，时空不会高强度地压缩，流行性疫病也不会有如此快速传播的空间渠道；三是军工技术，包括核工业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新武器的研制技术等等巨大潜在风险，同样以技术本身的方式层累性集聚，一旦它突破可控的容量极限就令整体性释放。

其三是后疫病风险。 进入21 世纪，流行性疫病不断爆发，比如SARS、埃博拉病毒、黄热病毒等烈性传染病，可看成是后疫病风险的预演形式，新冠状病毒才正式拉开了后疫病时代的大幕，不分国度、不分阶级和阶层、不分价值观、不分贫富地将人类统统驱逐进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大剧场。 对个人来讲，“疾病是生存和死亡的一部分，个体或整个群体的疾病都会对社会、 政治及经济系统造成影响”[11]（P1）。 从形态学观，疫病是一个生物学问题；但从本质论，疫病是一个人种学和人类社会学问题，尤其是进入现代文明以来，更多的疫病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人类自己的生活与作为、欲念和疯狂[8]（中文序P22）。 因为人类改变环境的能力更强，环境恶化更严重更普遍，最终必然激活生物世界对人类的反跨界运动，将人类推进后疫病时代。 历史学家威廉.H.麦克尼尔从现代城市的发展角度映证了后疫病时代生成的人与环境互动如何导致生物世界与人类对抗性存在的规律[11]（P230）。从根本讲，后疫病时代是人类的生存行动和生活方式分离自然、破坏环境的负面能量层累性集聚的整体呈现，同时也是后技术[12]和后环境的共谋产物，它所形成的风险是彻底改变人类存在态度、生存方式和文明性质的风险。

其四是后经济风险。 后经济风险既是后世界风险社会的推动力量，也是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后果形态。 因为后世界风险既是现代化进程生产出来的风险跨时空的层累性整合，也是市场主义经济对财富生产和分配所制造出来的风险跨时空的层累性整合。 这一双重整合方式汇聚其他风险力量推动市场经济立体性敞开，其敞开的表面形态是世界经济大衰退，其深度形态却是阻止世界经济大衰退而展开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振兴运动一步步沦陷于后风险黑洞，形成世界经济振兴黑洞化。 这是因为后世界风险社会表现出来的后经济风险，是生产和财富分配的旧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的根本失灵，而振兴经济抑制大衰退的做法，却还是在继续运用已经整体失灵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自然会使振兴经济的运动被后世界风险黑洞所吸纳。

进一步看，世界经济振兴黑洞化，不仅源于工业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整体失灵，根本因素却是工业社会走到尽头本身成为一种强大力量强化了后世界风险黑洞。 这是因为，无论古典工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其整体动力是靠4 种力量组合形成， 即可无限开发的技术、可源源不断生产的劳动力、有限而富饶的自然资源和生机勃勃的环境生态。 其中，技术是发动机，劳动力是创造主体，自然资源是源泉，环境生态是平台。从经济角度看，工业社会之所以最终演绎出后世界风险社会，首先在于无限度的资源开发几乎耗尽了曾经富饶但却有限的自然资源；其次是无止境的环境改造和环境利用已经使（包括地球、大气、气候）环境丧失生机并滑向逆生态的死境方向。 由此两个方面导致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中为阻止经济大衰退的经济振兴丧失了资源源泉和环境土壤，致使一切形式的经济振兴运动最终都不可逃避地滑向后世界风险黑洞，形成在新的资源渠道未开辟、资源来源得不到保障和环境不能恢复生境的状况下，世界经济衰退必然成为常态，即所有形式的经济振兴努力所能够达及的状态可能呈现3 种状态：低增长—最好状态；零增长—基本状态；负增长—差的状态。 从总体讲，经济低增长常态化的前提，是以后世界风险社会为出发点重建未知的生境社会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与此相反，负增长状态常态化的前提，恰恰是继续维持或强化工业主义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其五是后政治风险。 工业社会本质上是地缘社会。 地缘社会的政治格局是民族国家本位，其超越制度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观的精神定位和价值诉求，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它的极端形态是民粹主义；其基本存在方式是竞斗，所遵循的是“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其展开方式是地缘争夺，并形成地缘争夺主义的政治形态和交往方式；其努力方向呈形上和形下两个维度：其形上维度的努力是价值一元化，并最终形成价值一元极端论；其形下维度的努力是利益最大化，并最终形成最大利益绝对化。概括此二者，工业主义追求绝对化，这种绝对化体现在财富生产和分配方面，就是不顾一切；落实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等级主义、特权主义和严格的阶层-阶级划分。

工业社会的如上政治诉求，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生成的主导性力量，也是推动后世界风险社会到来的核心动力。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后政治风险的扩散或解构取决于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地缘政治，是继续强化国家本位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还是去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而走向人类共同体。

四、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基石重构

人类原本是一个普通的物种，经过大自然哺育而成为一个特殊物种， 其过程始终经历风险的磨砺[13]。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人类遭遇和面对的风险前所未有，但战胜风险的契机同样伴生，超越风险的智慧更是蕴含在风险之中。

（一）人类文明的基本预判

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 能够战胜风险的契机，就是后世界风险给予人类彻底反思自己的意识、觉醒和空间；超越风险的智慧的前提，是对文明本身的评估与重新设计。

首先，人类文明作为文化的进步状态[14]，是人类精神苦斗的结晶。 人类精神苦斗敞开为行动和思考两个维度。 在行动维度上，文明本质上不是创造，不是生产和分配，而是不断抗御和超越生产和分配财富过程中生产出来的风险：文明是抗御和超越风险的力量和智慧。 在思考维度上，文明本质上不是承传历史和弘扬传统，而是对历史和传统的不间断反思与检讨[15]。 抗御和超越风险、反思与检讨历史和传统，后者为前者指明方向、提供方法，前者为后者采取自我矫正的行动,二者的有机结合才创造出文明。 人类文明抗御和超越风险的自我机制，为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提供了内动力；人类文明反思和检讨历史与传统的自身能力，为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提供了方向。 方向和动力，此二者整合生成人类走出后世界风险的宏大契机。

其次，新冠状病毒的世界大流行意外地启动了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这一改变人类历史的双重事件，既宣告了工业社会的终结，也展示了利欲主义全球化的失败。 工业社会从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开启航程，就是全球化；工业社会最终以颠覆自身的方式走向后世界风险社会， 是以全球化为启搏器。 因为全球化的原初动机是对市场的开拓，包括对资源市场、消费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开拓，为使这种开拓持续展开并获得根本保障，全球化拓展了自己的业务范围，于是政治和军事、科技和文化先后加盟，以经济扩张为实质的全球化被纳入政治和军事的羽翼下，用科技的力量和文化的魅力这“一武一文”来修饰，却无法掩盖其经济主义肆虐和实利主义膨胀造成的世界性破坏，尤其是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对环境的污染，更无法消解资源的枯竭、能源的紧缺、气候的极端失律、恐怖主义的嚣张，以及为拯救经济和解决如上各种危机而不遗余力地开发生物科技，推动生物基因技术、人工智能不断突破科学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底线，这一切的层累性集聚，将实利主义全球化推向自我终结。 因而，对作为现代化之启搏器的实利主义全球化的自我终结的反思和检讨，是走出后世界风险的认知前提，因为只有通过对全球化的反思和检讨，才可能化解后世界风险社会的焦虑和恐慌，引导后风险时代生态理性地面对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而走向新的世界联合，重建共生存在文明。

其三，新冠状病毒世界大流行意外地开启了后世界风险社会，不仅意味着重建工业社会现代化已不可能，更意味着支撑工业社会的信仰—价值体系、认知—思想体系和知识—方法体系的解释功能必将整体性失效。 因为这一套信仰—价值体系、认知—思想体系和知识—方法体系的生成建构源于地缘主义和实利主义全球化。地缘主义的土壤是农牧文明，血脉是土地，灵魂是地缘情感，思想是血缘主义，或自然血缘主义，或人伦血缘主义：前者孕育出呈海天之象的西方文化，后者孕育出呈地土之象的东方文化。 然而，无论自然血缘主义还是人伦血缘主义，都由他们各自脚下的那片热土所滋养，并孕育、诞生、壮大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 与此不同，全球化的土壤是工业文明，血脉是技术，灵魂是财富，思想是竞斗论和无限论。 竞斗论张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无限论宣扬自然资源无限论和物质幸福无限论。 地缘主义早被实利主义全球化所颠覆，以丛林法则为内在动力的竞斗论和以更好生活诉求为原动力的物质幸福无限论，既是风险社会的发动机，更是风险世界迈向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内推力。 所以，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人类信仰—价值体系、认知—思想体系和知识—方法体系面临整体性重建。

（二）撤除建构的重建

根据贝克的风险理论，风险之所以朝世界化方向扩散，最终陷入后世界风险进程，在于风险是建构的产物，哪怕环境危机和生态风险，也是如此。后世界风险更是以层累性集聚的方式建构性生成。消除后世界风险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撤除建构中重构：所要撤除的是建构风险的机制和信仰、信念、认知、思想、知识、方法体系；所要重构的是走向生境存在的社会机制，但首先是能够引导进行生境重构的信仰、信念、认知、思想、知识、方法体系。 要实现这种性质取向的撤除性重建，需要从如下方面努力。

首先是重建存在认知。

重建存在认知，需要撤除文化主义、种族主义、地域主义等观念，还原人的世界性存在之本来面貌，重建“人是世界性存在者”[16]的存在观。 人的世界性存在，从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敞开，就前者言，人的存在与整个世界建立起本原性的亲缘关系：人的存在离不开宇宙和地球，离不开地球生物圈，更离不开阳光、空气、水、土壤以及山川河流、江海湖泊，离不开地球生命和一切存在者。 从后者论，在游牧时代，人的社会是流动的世界性社会，进入农业时代，人过上定居生活，人的社会才固化为地域的和共同体的社会，形成人的存在的地缘主义。 工业社会逐渐突破了地缘主义的铜墙铁壁，走向城市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社会成为突破封闭的地缘结构呈向世界开放的状态，人在更高的水平上成为世界性存在的社会人。 尤其是现代交通、通讯、网络、视频、摄影等技术日新月异，时空可以按照人的意愿任意地压缩、折叠、挤压，人的存在更是世界化。

人的社会存在之所以是世界性的，是因为世界性存在是天赋人的存在方式，也是天赋人的存在命运。 人所缔造的社会要能够永续，必须具有世界性存在眼光和胸襟，学会具备世界性存在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存方式。 只有如此，人才可能学会谦卑，学会向自然学习，从中发现自然的智慧、宇宙的力量和生命的奥秘。

重建认知，需要重构对世界存在的看待。 在人的看待中，世界是无限的。 但这不过是人的感官的局限形成的主观想象，世界自身始终以有限的方式存在。 首先源于构成世界的因素、条件是可数的，而凡可数的一切存在，都是有限的。 其次世界的功能是有限的，体现在它不能涵纳一切，也不能化解一切。 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构成世界的所有要素亦有限，也决定了存在于世界中的任何存在物都有限，地球上多样性的生物，其实是可数的；蕴藏于自然世界中为人所用的资源，也绝对有限。 世界的有限性，也规定了人类向存在世界索取的绝对有限，超过世界本身的存在限度，事物就会朝相反方向敞开：地壳变迁、海洋漂移，气候突变，火山、地震、海啸等，都是有限的世界进行自我调节以使各个要素和条件各居有限存在之本位；唯有如此，世界存在才是生境的。 从这个角度看，哪怕是极端失律的气候，世界化传播的疫病，都是存在世界启动自我调节机制，即一方面调节自身存在之结构状态，使之保持有限性而做有序运动；另一方面是调节人类的跨界行为，使之收敛性地回归于有限性，惟有如此，人才能重建生境地存在。

重新认识人的世界性存在，是在重建共生存在观；重新认知世界的有限性，是在重建限度生存观。人要能够在重建中谨守“共生存在”的存在观和“限度生存”的生存观，还需要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首先应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的发生学关联，是先有自然还是先有人？是自然孕育人还是人滋养自然？对这两个问题的澄清，是明确地重申自然先在论和自然母体论，改变人的掠夺观，重建起人与自然的生养关系：自然生养人，人必须善待自然。 其次应重新认知人与自然在其本性上的生成性关联：不是自然的本性源于人性，而是人性源发于自然本性，并应始终遵循自然本性，才可生，才能营造出生机、生境。 其三应重新认识自然的法则与人的法则之间的生成性关联：不断强大的工业社会最终沦为后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沉痛的历史性教训，恰恰表明人为自然立法的虚妄，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关系应该是“自然为人立法，人为自然护法”[17]。 人间所有的法则、原理、规范、秩序，都是对自然的模仿，都源于对自然法则或者蕴含于自然之中的法则的发现，然后予以个性化的运用，比如舟楫、轮船、潜艇、航空母舰与鱼类动物在水中游弋之间隐蔽着一种法则的关联性，不是鱼类的游弋模仿了人类制造舟楫、轮船、潜艇、航空母舰的原理，而是人类制造水上工具模仿了鱼类游弋的法则和原理。 飞机、火箭以及各种航天器与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之间的关联同样如此。 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度存在关联，不是人为自然立法，而是自然为人立法。 人类要在自然世界存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按照自然法则的指引行事、存在、创造和生活。

其次是重建共生存在文明。

当今人类想要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唯一路径，就是与自然和解，重新回归自然，向自然学习，接受自然的引导，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地球生命、人与人类、人与人共生存在的文明。

重建“人、生命、自然、社会”共生存在文明的首要工作，是重建人类伦理指南。 人类已有的伦理传统是人本中心，缺少自然维度。 这是由认知缺陷造成，它暴露出人类错误地以为人不仅有能力走出自然，而且可以独立于自然，认为人对自然的需要，仅仅是对自然所蕴藏的资源的需要，人类可以任意地征服自然、开发环境、掠夺地球资源。 所以，以人定的法则来对待自然，由此形成人与自然、人与存在、人与环境的对抗关系，不断涌现出来的世界性疫灾，就是人与自然、地球、环境对抗的产物。 从认识论和价值观方面讲，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形成，既是这种对抗的最剧烈的形式，也是这种对抗的最后形式。人类要走出后世界风险而重建生境社会，必须重建人类伦理。

图2 支撑共生存在文明的伦理结构-精神体系

重建人类伦理，就是抛弃人本中心论伦理，构建自然主义伦理。 所谓自然主义伦理，就是以自然伦理为根本准则和导向的伦理，它有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尊重自然的伦理；二是尊重人性的伦理。前者要求人类重新学习自然法则，重新学会敬畏自然、学习自然，拜自然为师；后者要求重新认识人性、重新认识人，重新认识人所缔结起来的社会，重新认识人类的文明成就和真正的问题所在。

人类已有的伦理传统，是建基于社会律。 自然主义伦理首先是自然律，然后是人文律，并且，其自然律和人文律最终通过社会律而获得统摄，生成有机功能。 具体地讲，以宇宙律令、自然法则和生命原理为根本规定的自然律和以“生、利、爱”为根本诉求的人文律，一定要通过以权责对等原理和舍利执爱原理为根本规范的社会律而获得统摄，发挥人道、平等、自由的功能。 并且，只有以自然律、人文律、 社会律有机统一的自然主义伦理为根本导向，才可重建生境主义的信仰体系、认知体系、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方法论。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才可遵循如上规训而得到重建性展开。

重建“人、生命、自然、社会”共生存在文明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共同价值框架。 重建以共生存在文明为取向的共同价值框架，就是建立“四善待”的信念体系、认知体系和思想、方法体系：即善待地球、善待环境；善待地球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善待人类世界的每个人；善待文明和历史。

建立四善待的共同价值框架，需要坚守4 个基本理念。 第一，人类存在的土壤和基础是地球，必须敬畏自然，善待地球，建立不可逾越的环境红线。第二，人类存在于其中的地球生命是由动物、植物、微生物构成，生命多样性是人类安全存在和更好生活的源泉，必须敬畏生命，善待生命，建立不可逾越的生命红线。 第三，尊重人性的伦理就是善待人，善待人的实际努力，必须实实在在地诉求完全人道、普遍平等、无差别自由。 第四，尊重历史。 一是尊重自然史，人类才可不忘来源，学会谦卑；二是尊重人类进化史，人类才可不忘同源，避免偏执；三是尊重民族国家史，人类才可不忘同类，避免敌对和仇恨；四是尊重人类历史，就是善待人类的文明；在此基础上尊重本国历史，这既是善待国家文明，更是善待国家的主体即每个国民。

重建“人、生命、自然、社会”共生存在文明的奠基任务，是重建共同利益准则。 这里所讲的“共同利益”涉及范围和内容两个方面：仅范围讲，所谓共同利益，首先指重新缔结人类、自然、地球、环境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利益共生和利益共享的准则，建立人类与自然、地球、环境之间的生境利益机制；其次指缔结个人、社会、国家、人类之间的关系，必须遵循风险共摊、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平等准则和共生存在的共赢机制。 就内容言，所需要重建的共同利益准则主要有3 个方面：一是重建经济共同体利益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理念是经济的开发必须保持生物人种边界，这是人类、自然、地球、环境之间能够保持共同利益不能突破的底线； 二是重建政治共同体利益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理念是政治的运作必须保障人的隐私和自由，这是个人、社会、国家、人类之间保持共同利益不能突破的底线；三是重建科技共同体利益准则，这一准则的核心理念是进行地球生物的跨界限制，这是人类与生物-微生物世界和平共处、共生存在的根本前提，也是人类能够避免生物-微生物世界反跨界运动的必须前提。

五、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基本努力

重建突围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基本认知和重建共生存在文明框架的基本努力，就是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

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不仅是走出风险，首先要走出地缘、走出民粹、走出国家主义，探索共生治理，因为后世界风险社会是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社会，也是一个风险无处不生的社会，更是一个风险自整合力特别强大并可以“蝴蝶效应”方式扩散的社会。 在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到地缘主义，既使想那样的话，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独立的安全存在，网络、通讯、技术、交通等等已将国家置于超时空的链条体系之中，既被高度压缩，又获得高度扩张。 高度压缩，是指世界通过网络、通讯、技术、交通、金融、货币、知识、观念等等将国家变成时空链条的一环，就如同产业链一样，任何国家一旦脱离了这个产业式的生存时空链，就被抛出而停摆。 高度扩张，是指在这产业式的生存时空链上，每个国家都成为世界不可或缺的那节链条，它可以带动世界的运动，实际地决定了整个世界的存在和运动，形成世界离不开任何国家，任何国家离不开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既相互依存地共生，更相互衔接地共治。在走向共生共治的后世界风险社会里，霸权必须退场，帝国不复存在，对立的价值观终将被熔断。 人类将抛弃所有的偏执和偏见，重新团结，共同向前。

首先，应重建共生共治的全球行动框架。

重建共生共治的全球行动框架，其前提是全面清除各种形式的实利主义全球化，包括其战略框架、实施机制、价值系统、知识体系，因为这些构成了后世界风险社会的温床，全面清除各种形式的实利主义全球化，是为清基，重新培育重建共生共治全球行动框架的土壤。

其次，应建构共生共治的世界共同体。

建构共生共治的世界共同体，就是建构世界环境共同体、世界经济共同体、世界政治共同体、世界文化共同体和世界风险共同体。 因为“全球化首先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意识，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已经被纳入一个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风险共同体’。面对文明的危险和风险，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度外，独善其身，所有人都坐在同一条船上”[18]。

其三，应建构共生共治的全球行动准则。

利益是存在的本质。 无论世界存在本身，还是民族国家的存在或个人的存在，利益是根本的动力，也是根本的准则。 世界风险社会是以利益争夺为导向的社会，后世界风险社会如果继续遵循利益争夺的导向准则，人类必将解体；只有重建以利益平等共享为导向准则，人类才可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建构起共生共治的生境社会。 为此，第一，必须建构利益平等共享的行动准则。 在后世界风险社会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的存在利益都紧紧地或以时空的方式、或以经济政治的方式、或以科技教育的方式、或以伦理文化道德的方式捆绑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第二，必须建构共担风险的行动准则。 在地缘时代，每个民族国家都是独立的完成了的国家；进入风险社会，每个原本完成了的国家因为工业社会及其现代化而打开了国门，呈现出非完成性的裂痕；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每个民族国家都成了未完成的国家。这种未完成性首先体现在其疆域的未定性，即每个民族国家的地理疆域开始呈现出潜在的不确定性，战争的潜在威胁始终笼罩在世界的上空；其次体现在文化、技术、通讯、交通、网络尤其是风险本身，使每个民族国家的非地理性质的空间疆域沦为完全的未定型状态。 新冠状病毒的世界大流行恰恰从如上两个方面体现了国家的未完成性态势，关于整个世界的疆域观念、国家观念正在被根本地修正。在后世界风险社会进程中，任何风险，无人能回避，无国能回避，每个人，每个国家都是风险的承纳者，更是风险的担当者。 被动承纳风险，可能最终会承受更多更重的风险；主动担当风险，反而使风险减轻。 所以，建构共担风险的行动准则，构成共同抗御世界性风险的强有力方式。

其四，应建构共生共治的全球行动方式。

工业社会，无论古典工业社会还是现代工业社会，都遵循达尔文“物竞天择”的生存竞斗准则，并往往夸大只有生存竞斗，才可适应生存。 但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却突出了互助论的主题，指出互助才是生物世界一切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机制，他通过考察自然世界的生物史指出，能够世代繁衍下来的生物，都是互助能力最强的生物。 “不论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规律”[19]（P76）；与此相反，不竞斗、避免竞斗，才是“自然的倾向”[19]（P77）。 克鲁泡特金认为“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一定可以“消除竞争”[19]（P12）。 为自我利益的最大化而竞斗，构成工业社会财富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生产和分配风险的动力方式，也是将风险生产和分配极端化从而使之进入后世界风险社会的动力方式， 要从根本上走出后世界风险社会，必须废除无限度竞斗的行动方式，建构平等和尊重的互助行为方式。

从根本讲，平等是普遍的准则，它源于天赋人性，更源于自然法则。 尊重是根本的立场和态度，它的依据是同情，基石是人性。 其行为方式的展开是平等的尊重人格，尊重国格，尊重民族个性，尊重历史和文化，惟有如此平等的尊重，才可滋养出文明的敬畏之心。

普遍的平等尊重建立在同情理解基础上，平等尊重的行动方式要得以建构，必须以同情理解为动力。 建构同情理解的行动方式，必须从根本上消解无知而复回人性。 苏格拉底认为，人在本性上无意作恶，人作恶是因为无知。 工业社会强调互争和竞斗造成的伤害，源于对人、自然、社会、地球生命的无知而造成的恶，包括授权作恶和平庸作恶。 意识地解构无知之恶，就是使因为竞斗而造成的“习相远”的人性重新回归天赋的“相近”状态，这就是同情理解的行动方式得以建立的认知基础和思想土壤。 所以，同情理解的行动方式，就是回归普遍人性的行动方式；只有回归以普遍人性为动力而建构起同情理解行动方式， 才可真正消除无知的民粹主义， 真正化解充满仇恨和竞斗的偏激爱国主义，走出后世界风险，建构共生共治的生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