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 锋 ，盛创新

（1.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2.暨南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广东 广州 510632）

一、研究背景及缘起

（一）研究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2017 年9月21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正式公布“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为42 所（以下简称“一流”大学），其中A 类36所，B 类6 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95 所；一流建设学科共计465 个，涉及140 所高校。

经历了千年风雨后，现代大学已成为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并且其重要性仍在与日俱增。 在现代社会里，现代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 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与培育、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以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现代大学作为基础。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大学的发展既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是社会进步的组成部分。 社会的进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土壤[1]（P128）。

大学校长是引领大学各项事业发展的发动机。 一般而言，大学校长是大学的旗帜、脊梁和砥柱。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由于政府和社会赋予现代大学的高等教育功能不断增加，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在为大学赢得资源的过程中，其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逐步研究高等教育领域发生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以及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 加利福尼亚大学前校长克拉克·克尔曾指出：“社会的任何部门为了有效地运行，内部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标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对任何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一个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本质上就比一个没有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更加有效。 ”这种行为的规则可以称作“衍生的道德”[1]（P166）。

（二）研究缘起

2020 年5 月24 日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副校长温涛提出：“要让书记校长管理专业化、职业化。书记、校长要当好政治家、教育家，也要成为立德树人方方面面的管理专业人才。”[2]学界关于大学校长职业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 个方面：一是西方大学校长的角色转变和职业化发展研究。姜朝晖认为美国大学校长经历4 个阶段的职业变迁即“牧师主导型”、“学者领导型”、“专家管理型”和“职业经理型”[3]。 也有学者从更大的时间跨度比较西方部分国家大学校长的职业发展特征，将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历史演进划分为“符号象征型”、“教学行政主导型”和“职业管理主导型”3 个阶段；二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大学校长职业化存在的困境主要体现在官员、学者、职业管理者多元角色价值认同危机、遴选机制难以落地、激励与评价体系模糊、缺少培训和发展等[4][5]；三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发展的路径研究。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校长实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前提是要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这些制度涉及大学校长的遴选、培训、监督、评价、激励和退出等[6]。 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学校长职业化“是什么”问题，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一流”大学校长职业化转型理论及制度，亦未探究新时代下“一流”大学校长职业化转型的动力机制、表现形式以及转型程度等。在行政化和学术浮躁之风弥漫大学校园的时代，“一流”大学校长“职业化”转型破茧而出，这难道真是“机缘巧合”？笔者认为“一流”大学校长“职业化”转型是一种在特定时代产生的现象，其核心理念就是“大学校长只是一个职业和岗位”。 若要实践这种理念，不仅涉及教育制度，更涉及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

在国家推进“双一流”建设的关键阶段，要想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我们必须加强高校治理能力建设。 有效的治理是高校发展的保障，决定着“双一流”建设的兴衰，而在“双一流”高校治理结构中，校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流”大学校长对高校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治校理念和学科布局必然体现在其发表的高等教育领域论文和有关报纸文章（含新闻采访等）中。 目前关于大学校长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探讨，如治理能力结构、影响因素和提升策略等，而对最能体现高校校长治理能力的公开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献研究较少。

总之，目前政府及学界对“一流”大学的相关政策、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多数对“一流”大学侧重定性和应对措施研究，对“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定量研究关照度不够，对“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价值取向、影响因素及职业化转型趋势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很大空间。 国家实施“双一流”建设至今，已历经整整3 年。目前国家“双一流”建设进入了首个期满评估期， 在此关键时间节点，立足实证研究，对42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展开全面深入的研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及可视化指标统计分析

本研究对“一流”建设高校校长公开发表的与高等教育有关的论文、报刊文章等进行文本分析，总结当前“一流”大学校长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全面深入探讨“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及转型模式。

（一）样本数据

本次检索“作者”为“一流”大学校长姓名，“单位”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名称，发表时间设定为2017 年9 月1 日至2020 年8 月31 日（若在2017 年9 月之后到任，则将开始时间设定为到任时间，即“一流”大学校长任内）。 42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中有26 位院士，院士占比61.9%，其中仅有两位女校长。 校长们的研究领域按学科划分，覆盖了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5 大领域（详见表1）。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经过筛选，共检索到有关高等教育的论文、报刊文章和采访（不含迎新、毕业和新年致辞）等文献共80 篇，其中期刊论文55 篇、报刊文章25 篇，经梳理，其主要源自26 位“一流”大学校长，占42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比例为61.9%。因本研究仅检索了中国知网数据，且时间设定为“一流”大学校长的任期内，这不表示其他16 位（含仍空缺的新疆大学校长）“一流”大学校长未发表高等高教类论文。本研究主要围绕26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任内在CNKI 刊发高教类成果的数量、期刊、下载次数、引用率及高频词进行统计分析。

表1 42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概况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分析方法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 作为一种备受学者关注的研究方法，科学知识图谱能基于文献的基本信息，采用统计学的基本思想，实现对已有文献的归纳、分析，从而获得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我们首先利用刘启元和叶鹰[7]开发的文献题录信息统计分析工具SATI（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kit for Information）提取高频词，构建高频词的共词矩阵；进而利用UCINET[8]社会网络分析工具绘制高频词的共词网络图；最后根据词频分析和共词网络图并结合有代表性的文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当前“一流”大学校长关注的高等教育热点及趋势。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1.可视化指标一：刊发文献数量

学术发表足以反映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 从专业背景来看，42 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中，研究领域为理工医类的共有34 人，占比83%，其中两院院士共有26 人，占比61.9%，是所在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流”大学校长共有7 位。 26 所“一流”大学校长（以下简称“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不仅仅只关注自身的研究领域，他们更加关注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高校治理等。 其发表高教类论文数量情况如表2 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长占据了发表高教类论文数量的前三甲。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均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专家。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述3 所国内公认的顶尖高校校长不仅只关注自身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投入了大量精力思考高等教育有关议题并形成成果发表。

表2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数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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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9 月以来，7 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大学校长中共有5 位在任上发表高教类论文，占比达到71%。 除新疆大学以外，34 所理工医研究领域的“一流”大学校长在任上发表高教类论文的有21 位，占比为62%，略低于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占比。这说明高校校长的专业背景对高教类论文的产出具有一定的影响。

2.可视化指标二：刊载期刊

学术期刊是学术前沿研究的阵地，收录期刊体现学术阵地给予著者的关注与认可，也体现著者对该领域学术阵地的精神依赖。 从图1 可以看出刊载“一流”大学校长的高教类论文最多的期刊是《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和《成才之路》等。报纸类媒体发表最多的是《学习时报》、《人民政协报》和《中国科学报》等。 从上述数据统计分析中我们可看出，在此期间，尤其在“一流”大学校长的任上，大学校长在专业领域基本上实现了从原专业领域向高教研究领域的转型，真正实现了从一名原专业学者向同时成为一名高教研究专家的质变。 正如杨福家院士所言，真正的大学校长应该是一名真正的高教研究专家，而并非是两院院士。 刊载论文数量排名情况如图1 所示。

图1 刊载“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高教类论文数量排名

3.可视化指标三：文章贡献度

为了体现“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对所发表高教类论文的贡献度情况，本文对样本论文的作者排名情况进行了梳理，如表3 所示。 80 篇样本论文中共有63 篇为独立作者论文，比例约为79%，17 篇为非独立作者论文。 在非独立作者论文中，“一流”大学校长为第一作者的共4 篇，占比约为24%。除10 篇报纸访谈文章外，仅3 篇论文非“一流”大学校长为第一作者。这说明“一流”大学校长对所发表的高教类论文是具有较高的贡献度的。

4.可视化指标四：下载次数

论文的下载量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该论文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 图2 显示了部分“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的高教类论文的下载数量情况。 其中排在前3 位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7044 次）、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3921 次）和北京大学校长郝平（3920 次）。 而就单篇论文论，下载量最高的论文为北京大学校长郝平2017 年12月独立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双一流”建设实现高校内涵式发展》，下载量达到2858次。 排名第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2018 年4 月独立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的论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下载量为2515 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流”大学校长发表的高教类论文下载量最高的前两篇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重在阐述”双一流“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和思想研究，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图2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下载情况

5.可视化指标五：被引次数

论文的引用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同行学者给予的关注度和认可度。 图3 显示了部分“一流”大学校长发表的高教类论文的被引情况。 其中排在前3 位的为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38 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34 次）和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25 次）。 而就单篇论文论，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为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2018 年8 月独立发表在 《中国高等教育》的论文《为未来而学习:面向21 世纪的通识教育》，共被引用14 次。 并列第二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的论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研究》和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的论文《新时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共被引用13 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流”大学校长发表的高教类论文被引次数最多的3 篇涉及的主体主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新时代高校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的责任和担当、一流大学本科教学改革等。

图3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被引情况

6.可视化指标六：研究热点

为了进一步分析“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的有关高等教育论文的研究热点和话题分布，本研究采用科学知识图谱(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方法，基于样本文献的基本信息，采用统计学的基本思想进行归纳和分析，从而管窥“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关注的高等教育热点以及热点之间的关系。

一是词频分析。 使用SATI 软件打开从中国知网导出的EndNote 题录文件，使用“EndNote—推荐知网”进行格式转换，选定“关键词”进行字段抽取，人工合并具有同一含义的词汇，如“思政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生”和“硕士研究生”等，再删除部分意义不明确的关键词如“发展”、“启示”等，最后使用SATI 抽取“频次统计”，得到关键词的词频。词频前20 位如表4 所示，运用样本文献的关键词绘制文字云如图4 所示。

表4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关键词词频（前20 位）

图4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关键词文字云

二是共词网络。 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提取，利用SATI 生成共词矩阵(100*100)，然后导入社会网络分析工具UCINET，保存成专门的文件格式．##h，再使用NetDraw 导入就可以生成共词网络，如图5所示。

共词网络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关键词之间的关系。 图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线条表示关键词之间的联系。 线条越密集表示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如果一个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的共现频率越多，则越靠近网络中的中心位置；反之如果某个关键词与其他关键词联系较少，则越靠近网络的边缘。从图5 中可以看出位于共词网络中心的关键词有“党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色、双一流建设、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国教育大会、科技创新、新工科、人才培养体系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双一流”高校校长的关注热点及热点之间的关系。

图5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关键词共词网络

三是凝聚子群分析。 关键词共词网络虽然可以直观地反映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但是缺乏归纳，无法反映出关键词之间的归类关系。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UCINET 软件分析得出关键词的凝聚子群，如图6 所示（本研究只分析了频率在2 以上的关键词）。 所谓凝聚子群，形象地说就是寻找网络中的小团体，也称为“派系”(cliques)。如果某几个关键词共现的频率越高，则越可能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就会形成关键词凝聚子群。 对子群中的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些关键词的上位概念，即研究主题。

从表5 可以看出，当前“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主要围绕以下7 个主题：

图6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关键词凝聚子群

表5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发表高教类论文研究主题

三、“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关注热点及模式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大学的使命》一文中提出：“现代的大学已经把专业教育这颗大学唯一的种子演变成了一项巨大的活动， 并增添了研究的功能， 但现在大学已几乎完全遗弃了文化教学或传播活动。”[9]（P45-46）“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局限于纠正弊端，而且改革的主要特点也不能只局限于此。 高等教育的整个结构和功能设计必须考虑到它预期的服务职能。”[9]（P56-57）在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盛行的今天，学术浮躁之风浸入宁静的大学校园。 “一流”大学校长需应对种种硬性指标的考核，而终日忙碌于为学校各类人才刊发高影响因子论文、 申请重点重大项目、申报高端人才项目，致力于教育产业化、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 学术浮躁之风和学术不端在侵蚀着生活在“象牙塔”内的大学校长的职业化转型。 从上文的统计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一流”大学校长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是“一流”大学建设的行动指南，2020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正式出版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陈宝生部长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10]。 “一流”大学校长理应参悟透、领会准、运用好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在论文《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焕发出强大生机与活力》中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快‘双一流’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引。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创建道路，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11]。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论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中从理论渊源与现实基础、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核心与灵魂、理论价值与历史共享等方面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 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与当代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包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和提高教师的核心素养等方面的内容，体现出人民性、时代性、战略性和开放性等鲜明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价值[12]。

（二）“一流”大学校长高度关注人才队伍建设方略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流”大学的发展基石。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 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2018 年5 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 一流的大学必须有一流的教师，也唯有一流的教师才能培养一流的人才。 教师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大学办学能力和水平。 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3]。 汪劲松在就任西北工业大学校长时强调要加强高层次师资队伍的建设并提出了4 点努力方向：解放思想、开拓思路；充分利用各类人才计划；建立人才队伍培养体系；更新选留年轻教师的理念[14]。

（三）“一流”大学校长高度注重本科教学改革，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本科教育和创新人才培养是“一流”大学的立命之本。 纵观国外“一流”大学，他们无一不坚持“以本为本”，将本科人才培养和本科教育教学质量放在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可以说“一流”大学建设的过程，也是“一流”本科教育的建设过程。“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教育部针对本科教育及本科人才培养出台了一系列文件。 2018 年6 月教育部召开以“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为主题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陈宝生部长指出高等教育战线要树立“不重视本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的理念，坚持“以本为本”，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

“一流”大学校长理应将注意力聚焦于本科教育教学。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提出一流本科教育是“一流”大学的底色[15]。邱勇强调价值引导是本科教育的根本，可将自主选择多样成长作为清华大学教育改革的关键词，面向未来，构筑更创新、更国际、更人文的育人平台。 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2019 年在该校新时代本科教育改革与发展大讨论工作部署会上的讲话指出，“一流”本科教育的标准很简单，就是看培养的人才是否是一流的。 李言荣认为要实现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关键在于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并将多学科交叉融合作为四川大学的亮点来抓[16]。

（四）“一流”大学校长高度重视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新时代国家战略急需人才

一流大学的建设离不开一流学科的建设。2019年4 月初，教育部发布《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知》，强调要建设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示范性本科专业，引领带动高校优化专业结构、促进专业建设质量提升，推动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4 月底教育部等13 部门召开“六卓越——拔尖”计划2.0 启动大会，会议强调通过计划2.0 的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引导高校全面优化专业结构，深化专业综合改革。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会议上共有8 所“一流”大学校长获聘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如表6 所示。

表6 “一流”大学校长获聘“四新”建设工作组组长或副组长情况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在《对我国工科教育的认识与思考》主题演讲中提出要建立中国特色新工科人才培养新模式，并从建设愿景、课程改革、时间改革等方面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的经验[17]。 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提出建设新文科要立足新时代，回应新需求，促进文科融合，提升时代性，加快中国化、国际化进程，引领人文社会科学新发展，从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中“人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18]（P10）。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回信精神为指导，对推进新时代高等农业教育综合改革进行了思考[19]。

“新工科”等“四新”建设并不是孤立的。“一流”大学校长还提出要关注前沿交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例如，山东大学校长樊丽明提出文科与新科技革命的融合发展[18]（P10），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提出多学科交叉汇聚提升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质量等[20]。

（五）“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选择“专家治校”模式

现代大学校长具有双重身份，理论上是一个专业化的学者，实践中却是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 作为专业化学者的大学校长在科研方面或教学方面是引领大学学术发展的一面旗帜。 作为职业化管理者的大学校长，意味着学者气越来越少，而专家气越来越多，即其为自己或本学术团队谋求学术资源及短期内科研成果关注度越来越少，而为大学赢得各类资源和做好各项事业长远发展顶层设计的考虑将越来越多。 实践表明，越来越多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往往选择了后者。 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也意味着高等教育管理的进一步分化，这是一种变得更加精深的专业化。

就目前而言，中国公立的现代大学校长群体大都由政府直接任命，根据高校行政级别的不同，政府赋予大学校长作为高校法人代表的等级分明的行政权力。 大学校长不仅是学术权力的领航者，更是行政权力的执掌者。 因此，中国公立大学校长群体是学术道德和行政权威的化身。 一般而言，现代大学校长治校模式可分为3 种： 一是学者治校模式，这是西方古典大学所固守的学术权力至上的治校理念。 大学校长作为学者的杰出代表，要坚守学者的良心和对学术的敬畏； 二是官员治校模式，这是国家授权大学校长治校模式。 大学校长作为政府的合法代表，要本着对政府高度负责的使命感，运营管理好大学内部事务； 三是专家治校模式，这是介于以上两者之间的治校理念。 大学校长由于受到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驱动，在经营大学各项事务的同时，在相对宽松的学术空间和相对压迫的权力空间之间，通过运用大师智慧和艺术方式，进行不断地变换和调整，从而达到治校的目的（详见图7）。

图7 大学校长治校模式类型模型

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选择“专家治校”模式。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从获得的人才头衔而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中有26 位院士，院士占比61.9%，长江、杰青、万人领军人才达6 人，这可以说“一流”大学校长大多拥有了中国最顶尖的专家称号；二是从研究领域而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聚焦于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5 大领域的研究，基本涵盖和引领了“一流”大学建设发展的重点学科方向，主动对标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但在担任校长之后，他们往往或兼及、弱化甚至放弃之前研究领域，转向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即从“治学”转变为“治校”，并在高等教育类期刊、报纸、媒体发表关于大学治理的论文和学说，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一流”大学校长应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思想，能够充分把握学校的发展道路和方向，能够统筹好学校方方面面的工作，即需更加关注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方向、 师资队伍建设、学生培养、学科建设等；三是从使用的权力而言，“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大都采取介于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的职业权力，立足大学校长的岗位，运用好大学校长法定权力、学者魅力和职业定力，为“一流”大学的发展注入高等教育管理的理念、战略、规制、方法与手段，从而引领中国大学校长职业化转型的方向。 需要强调的是，大学校长职业化和专业化并不是要去学术化和去行政化，更不能与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相违背。 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大学校长的职责就是要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学术资源和政府资源。 在现行制度下，“一流”大学校长兼顾学者、官员身份，在两者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点，形成“专家治校”模式仍然是最优解。

四、“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原因探讨

研究表明，影响“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因素比较复杂，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也有“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自身因素。 内部因素是指与“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工作、生活关联密切的高等学校内部的办学目标、组织形式、规章制度、校园文化等对“一流”大学校长形成直接影响的因素；外部因素是指与高校密切关联的社会、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等所形成的舆论导向、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所提供资源的状况等因素。自身因素是指“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自身的治校理念、思想情操、道德素养、业务素质等因素。

第一，主动服从政府和社会战略需求是推动“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的外引力。

无论“资源说”、“服务说”还是“系统论”都能充分地表明，政府、社会与现代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政府作为教育的举办者，它代表国家对教育提出要求，并通过政策、法规和资源分配来调控大学；社会表达着纳税人的意愿，他们通过社会舆论和公众评价来表达对大学的看法。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场所和机构，是知识分子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结集处，大学校长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大学校长需根据国家和政府的要求，对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责任组织广大教师完成高等教育的使命。 因此，大学受制于政府与社会，同时，大学校长又对教师与学生形成一定的管理。

政府作风和社会风气对“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影响不可小视。 大学校长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来自政府与社会的影响：大学存在学术浮躁之风是不争的现实，大学校长要忙于应对大学排名、学科竞争、社会声誉、人才指标、科研评价、资金筹措等繁杂行政事务。 在整个大环境中，“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难以“独善其身”，尤其在浮躁成风、物欲横流的境况下，“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必然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和各种思潮的冲击。 如某些急功近利和“形象工程”都会迫使“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迎合所谓的游戏规则。

诚然，大学校长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政府与社会的要求与意愿。 他们通过转变工作理念，主动对接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开辟多种渠道，采取各种措施，花大力气集聚资金，用于高校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在加大力度做好高端人才引进的同时，同步抓好现有“一流”师资队伍的稳定、提高和发展，确保“一流”大学内部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通过思想、观念、方略、举措的应用，将政府或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意志转化成为大学长远发展的不竭动力，使之成为一种具有长期效应的制度。

第二，竭诚服务大学师生是推动“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的助推力。

职业化、专业化的大学校长职责是管理大学，服务师生而不是科研和教学。 为了得到校内外的各种支持，“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首先必须竭诚服务好师生。 他们正在经历一个根本的历史性的变化，即更加强调为学生的竞争、为教授的竞争、为科研经费的竞争、为新项目的竞争等等。 这种变化的一个“副”作用是迫使他们放弃“原生态”专业领域的研究，以便他们能在这些竞争中进行有效的领导。另一个“副”作用是内部官员治校模式的凋谢，因为许多有关学科资源和学术资源的决策是由内部的大学教学人员做出的，很少是外部的非教学人员做出的[1]（P128）。 在现代大学制度中，校长应是职业化、专业化、非行政化的。这一定程度上使得“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身份从学者或官员向大学管理者这一职业转型。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正在受到不断增长的学习的普及化的拉力，又受到不断增长的国家化的拉力。学习的拉力涉及更普遍的学生和人才的流动以及更快更容易的信息传播；国家化的拉力包括扩大更多的学生入学机会、更多地增加科研和训练等多种技术技能，以及控制和分配较高成本，还有对更大的国际经济竞争作出反应。“一流”大学校长群体从事的教育工作不仅要为国家的行政和经济服务，而且要为大学师生、科技创新、人文社科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平台建设服务。

第三，自觉内省自身道德是推动“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的内驱力。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道德风尚、敬业精神和治学态度直接关系到大学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进程与成效。“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师德建设主要依靠“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自身道德与文化的自觉，即通过自身修养和陶冶情操，提高思想觉悟、认知水平和自身素质。

“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做事遵循事实本身的道德准则。 他们往往牺牲自己“原生态”的专业成果，以换取职业化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及方略。 “令人仍旧感到惊异的是：为什么专业学者也不研究他们自己的学术领域？实际上，这种发现仅仅假定‘那些在高等教育的人们从事上帝的工作，总是具有献身精神，心地纯洁’”[1]（P190），但这依然是不够的。 我们如何评价“一流”大学校长群体的道德体系呢？为了有效地运行，大学内部必须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标准，尽管这些标准有所不同，但是一个被大学学术共同体所接受的行为准则会比一个没有得到信任的共同体更加有效。一个得到信任的“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自然对大学学术共同体行为依赖满怀信心与期待。 这种被大学学术共同体所接受的行为准则不妨称之为“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过程中所“衍生的职业道德”[1]（P195）。 因此，“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在职业化转型中具有一种充分发展的“精雕细刻的本能”， 通过各种永远新颖的方式和不竭的改革力量为政府、社会、大学和师生服务。

中山大学前校长黄达人教授指出：“大学校长任期是有期限的、但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无限的”。 当前社会的某些浮躁风气席卷了宁静的大学校园，受功利主义的目标取向的驱使，高等教育事业的无限性和大学校长任期有限的两元矛盾交互博弈。 那么，大学校长如何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至关重要。现代大学与其说是社会的一个发源的部分，不如说是社会的一个响应的部分。 现在，艰巨的任务是在维持“一流”大学校长群体学术的完整性和保存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的精英职能的同时，吸收新的“整体思考”[1]（P267）。“一流”大学校长群体是“一流”大学的旗帜、脊梁和砥柱，“一流”大学校长群体须重新审视高等教育发展真谛，摆脱外部功利目标的束缚；必须与时代接轨，同时保有自身特色；必须更新现代大学治校理念，打破传统治校理念、模式及体制机制桎梏，适度借鉴世界“一流”大学校长群体职业化转型的经验教训；要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确保广大师生都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职业前景；必须积极创造条件，构建公共发展平台，提供公平发展机会，完善与健全规章制度，保障各类人才得到充分发展，为引领和助推国家“双一流”建设和探索现代大学制度注入一泓清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