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怡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030）

一、“秩序与创造”在《音乐诗学》中的解读

《音乐诗学》产生于斯特拉文斯基在1939-1940年美国哈佛大学查尔斯·诺顿诗学讲座中的演讲。《音乐诗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某种程度上仅仅只能算是 “发言稿”或“演讲稿”，因而文字表述相对随意。此外，整本书的内容布局缺少缜密的上下文逻辑，六次讲座围绕的主题都各不相同，这倒是符合作曲家写作的风格。

斯特拉文斯基说：“艺术越是受到控制，越是自由限制，越是深思熟虑，就越是自由的。”[1]作曲家要获得的自由，是“限制”中的自由，他的每次创作都会为自己限制一个范围，他认为范围越小，阻碍越大，就会获得越多的自由，那么意义也将会越大。[2]这些言论都透露出斯特拉文斯基的新古典主义的创作观，以及对艺术中秩序与创造的观念意识。

“我的一天总是很有规律地从7点开始”[3]是《访谈录》中斯特拉文斯基在年老时对童年生活片段的回忆。斯特拉文斯基的回忆从有规律的一天开始，正是透过这样的片段，我们好像为《音乐诗学》中不断出现的“秩序”找到了部分相关源头。在《音乐诗学》的导论中，斯特拉文斯基就提出每一个人在课堂上都要牢记秩序和规矩的要求，同时也要成为讲秩序和规矩的人。[4]斯特拉文斯基的诗人朋友查尔斯·费迪南德·拉姆茨说：“这里笼罩着一种清晰的秩序，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清晰的内心世界的反映。”[5]拉姆茨的这种看法来自斯特拉文斯井然有序的写字台，他形容这就像是外科医生的工作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