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汪融

我要学习语言学

高考时，我并没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才一本线出头，不上不下。那时的我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和规划。最终，父亲拍板替我报了省里一所师范院校的英语专业。

大一一年，除了上课以及偶尔的社团活动以外，我基本就是宅在宿舍里看动漫。可我很清楚现状不是我想要的，但也没找到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浙江淳安县郭村房子上的老式烟囱

浙江淳安县芹川古村的建筑

我尝试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以探索自己的兴趣。大二暑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学校的国际汉语教育学院在招收短期的汉语辅导老师，抱着好奇的心态，我兴冲冲地报了名并最终入选。最初的时候，我只是想，教汉语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然而等我真的进入角色后，留学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以及说汉语时的各种状况让我直发蒙。明明已经把舌头卷起来了，为什么留学生们发的翘舌音还是很奇怪？声调老是说不准，问题在哪里，又该如何纠正？为什么可以说“路上停着一辆车”，但是说“路上停着我的车”就很别扭？

留学生们看待汉语的视角与我这个汉语母语者有着极大的不同，也使我对汉语和语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很快，我在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跨专业考到人文学院去读研究生。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当时负责培训我们的李老师。李老师对于我的想法表示极大的支持，并建议我考学术型硕士，因为我目前感兴趣和欠缺的正是理论方面的知识。

虽然想法是有了，但直到大三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才慢慢静下心来，投入到考研中去。然而事情往往没那么顺利，大四时，我们被要求参加学院安排的实习工作，还必须同非师范生一起参加全国教师资格证的考试。我只好每天5点半之前起床，挤最早那班公交去实习的学校，和其他同学一起，管早自习、听课、写实习记录、给一年级的小朋友打饭、批改作业、管自习课纪律，偶尔还会备课到凌晨事情多得像山一样压得我头疼。我很清楚，自己并不是一个能“一心多用”的人，我更适合在一段时间内专心地攻克一件事。好不容易等到实习结束，教师资格证考试又接踵而来了。

跨专业考研这件事，我并没有和家里商量。实习过半的时候，恰逢父亲出差来到我的城市，我便在跟他碰头吃饭时把这个决定告诉了父亲，并表示由于时间紧张，打算放弃教师资格证考试。父亲许是觉得我跨专业考研胜算不大，沉默了一会儿后，劝我还是考教师资格证重要。

我清楚地知道他说的种种利弊，事实上，我每天都因这些问题感到无比焦虑。但是，我依然不想放弃。于是我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研究生我一定要考，一年考不上考两年，再不行我就毕业之后住到好友家里继续备考。

一个多月后的某天深夜，我收到父亲发来的一大段信息。父亲说，因为他当年放弃了考研，至今还是有些遗憾和后悔。在辗转反侧一个多月后，他决定全力支持我考研。“若今年没考上，回家全心备考再战就是。”我非常感激父亲的这段话，它让我在备战考研压力最大的时候，卸下了不少包袱。包括后来考博，我也非常感谢他的支持。

从对外汉语到方言学

我报考的专业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这个专业的专业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对外汉语”，一个是“方言”。因为我最初是因对外汉语教学才对汉语和语言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我一开始选的方向是“对外汉语”，而非“方言”。

这个专业的导师有不少是方言领域的专家。考研面试的时候，老师们问我：你是哪里人啊，知不知道你家乡的方言属于哪个方言区？前一个问题当然很好回答，至于后面一个问题，我已经忘记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了，想来应该不太好。当然，现在我能很清楚地回答：我老家的方言属于徽语。此外，我还能一条条地说出它的几大特点。但那时候的我，方言的相关知识极度欠缺不说，还因为长期生活在另一个城市，对家乡的方言已经十分陌生。

我的硕士导师徐越教授那几年正好在做有关方言以及地方文化的项目，在跟着徐老师去各个不同的地方调查方言的过程中，我不断学习和接触方言学的知识，知道了虽然普通话有4个声调，但是有的方言竟然有7個声调，有的有8个，甚至更多;有的地方把普通话里的“豌豆”叫“蚕豆”， “蚕豆”叫“佛豆”;北京话的“木须肉”，实际上应该是“木樨肉”，“木樨”即桂花，炒出的鸡蛋碎因为颜色、形状与桂花相似，才有了这个称呼我逐渐对“方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决定改学这个方向。

“nà个”还是“nèi个”

我们家乡的方言有个重要特点是n、l不分，比如“老”和“脑”的发音一样，“蓝”和“男”的发音一样，“龙”和“农”的发音也一样。小时候，有一次，我用方言说了别人一句“没脑子”，差点挨了一顿“竹鞭铐肉”，因为我的那句“没脑子”在大人们听来是骂别人“没老子”。

浙江省淳安县郭村汪氏宗祠

学习方言学后，有个自中学时期就一直困扰我的问题也终于被我找到了答案。记得高中的语文课上，每当开始讲一篇新课文的时候，老师总喜欢让我们挨个儿站起来朗读课文。不少人都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年轻的语文老师就会开玩笑似地模仿那位同学的口音重复一遍，以提醒他这儿读得不对。一次，一位男生读到：“‘腻资的‘品总（荔枝的品种）。”老师笑嘻嘻地重复了一遍“‘腻资的‘品总”。大家大笑起来，那位男生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口音问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自认为普通话说得还可以，但是当我读到“那个”的时候，老师打断了我，重复道：“nèi个？”我没明白自己哪儿读错了，停顿了几秒后，终于反应过来，应该读“nà个”。可是我为什么会读成“nèi个”呢？平时大家都这么说，也没觉得哪里不对。之后每每看电视的时候，我总爱注意演员或主持人们说“那个”时候的发音。时间久了，我发现，不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口语中都会出现“nèi个”。

在老师的推荐下，我去看了王福堂先生的著作《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虽然它并不厚，但因为专业知识基础不好，我读起来磕磕绊绊。不过，我在书中读到了这么一句话：语流音变（在说话时，由于受到相邻音节的影响，一些音节中的声母、韵母或声调会发生语音的变化）的合音作用会造成两个甚至更多语素共存于一个音节之中。

以北京话为例，“甭”是“不用”的合音。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说话时，把“不用”这两个音节合音成了一个音节“甭”。同样的道理，如果把“这一”“那一”“哪一”合音，就会成为“zhèi”“nèi”“něi”。至此，这个留在我脑海中多年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眼前枯燥难懂的书一下子变得可爱起来。

虽然语言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的东西，但对于大部分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语言学可能是门艰涩难懂且枯燥的学科。我也一样，特别是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专业书常常是读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但是，每当我能把书本上的知识与生活中遇到的语言现象联系起来，甚至解答我的一些疑惑时，就能感到莫大的成就感，这正是我坚持学习的重要动力。

“这只鸡死了”

2020年5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已得到较好的控制，但我们仍然无法回校上课。在导师的建议下，已有一些方言调查经验的我决定先进行方言调查工作。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带上一摞调查所需的材料和一袋口罩后，我便开启了田野调查生活。

芹川古村落

所谓“田野调查”，就是要到调查点实地去，寻找合适的方言发音人，调查他的方言面貌，同时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饮食习惯等。我的调查点大多是大山里的村落，交通和住宿都不是很方便——没有旅店，车次少，有的地方一天只有两班车。所以，路途中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因不熟悉情况走错了路;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突逢暴雨。

郭村村民在收蚕茧

当然，我也遇到许多善良的人和有趣的事。我在杭州淳安县郭村调查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住宿场所，发音人汪老师便将留给儿子儿媳周末回家住的房间给我住。一天午饭后，汪老师要出门办点事儿，我便也出了门。

村里的鸡大多都散养在外，走过一段露天沟渠的时候，我听见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噗啦啦”声响，紧接着一声“扑通！”回头一看，几只鸡正悠闲地在沟渠边走来走去，不时啄个小虫子吃，一切都很正常

晚饭过后，我和汪老师出门散步，又路过那段沟渠，见一位阿姨从沟里拎出一只湿淋淋的大公鸡，看上去好像死了。汪老师问：“这只鸡死了？”旁边另一位阿姨说，这只鸡可能为了吃水上的飞虫，掉到水里淹死了。我猛然想起了下午的事，后悔当时没走近了仔细看看，说不定还能救这只鸡一命。后来我在调查语法的时候，有一个调查条目恰好是要用方言说“这只鸡死了”，我和汪老师立刻不约而同地想起了这件事。原本死板的条目，也因为与现实发生的事儿联系起来变得十分鲜活。

从5月到8月，我跑了3座城市，5个乡镇，几十个村落，完成了13个点的调查。但由于我选取的这片地区方言内部差异性较大，因此想要了解清楚这个地区方言的整体面貌，13个点还远远不够。

浙江淳安县姜家镇老码头

某次调查期间，我参加了一次当地的聚餐，除我以外，参加者都是本村或邻村的爷叔们。听他们交谈时，我发现，“酒”这个字，本村人说“jǔ”，邻村说“jǐ”。这个发现让我很兴奋，虽然之前从文献中知道当地方言差异大，但紧挨着的两个村子就存在明显的语音差异，这是我没想到的。在后面的调查中，我更是发现，哪怕是一个村子，内部也可能存在两种口音。

硕士期间，因为兴趣，我向方言研究迈出了第一步。如今读了博，有更长的路等着我走，更多的调查研究等著我去做。这片地区的方言具体有哪些语音，甚至词汇差异？它的一些语音特点在地理上是如何分布的？其语音变化的过程和机制又是什么？一个村子内部存在两种口音，形成原因是什么？

也许你跟我一样，没有很早就明白自己想要做什么。但是，当找到了方向，就一定不要害怕，坚定地迈出步伐。也许这一步之后，你就能走得很远很远。

责任编辑：曹晓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