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天杨

近日，一位泉友发给我一张浙东抗日根据地金库兑换券伍圆券（图1），询问我对于此张怪异的浙东抗币的看法。我仔细观察这张金库兑换券，确实与众不同。

图1 浙东抗日根据地金库兑换券伍圆券

从上至下依次是 图2“THE CHEN TUNG BANK”钢印图3 “浙东银行董事会董事长之章”图4 “财经处长”和“财经副处长”印章

與众不同

从纸张看，此券为比较厚实的道林纸，流通痕迹自然，绝非故意做旧之物;从上部的钢印（图2）来看，无论是“THE CHEN TUNG BANK”钢印的字体还是力度，都与其他真票无异，若是造假，绝无可能连钢印也完全一致;从背面的“浙东银行董事会董事长之章”看（图3），篆体非常漂亮，油墨和印章也是开门见山;但是从红色的行名、面额、“财经处长”和“财经副处长”的印章（图4）等方面来看，字体和颜色与其他真品存在明显差异，笔力毫无力道，颜色偏粉，根本不是真票那种鲜艳的红色。难道是新发现的一个版本？这个猜测也可以排除，因为此券号码为15开头，其他票券从03、05开头的早期版，到与之相邻的14、16开头的票券（图5），都与此券差异明显。如此诸多的矛盾，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票的真假认定颇费一番思考。

经过与好友探讨，搜寻了所见的多张图片，并与手中实物对比之后，终于豁然开朗。此券是开门见山的真品，只不过由于套印的红色油墨褪色，后来人用颜色相近的粉色油墨描绘上去，使之成了一张与众不同的浙东抗币。

诞生背景

1941年，日军侵占浙东地区后，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1942年5月，日本扶持下的汪精卫伪政权在宁波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宁波支行，次年又在余姚、镇海等地设立办事处。日伪凭借武力的支撑，在中心城市和铁路沿线区域搜剿法币，强行使用伪币（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票）。伪币毫无准备金，又发行无度，是对当地人民的赤裸裸的经济掠夺。严重的通货膨胀给浙东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新四军建立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浙东新四军实行的金库制度规定：一切税款和征粮代金等收入，必须全部上缴金库;军政单位的开支所需，按预算计发，并凭规定的批准手续向金库领取。在实际实施的过程中，这一制度却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没有自己的货币，只能使用法币和伪币。在敌我交错、战斗不断和转移频繁发生的情况下，根据地各税卡及各县财经科在向总金库解送所收税款和所交征粮代金时，往往需要长途跋涉，往返穿越敌占区、顽固派占领区以及游击区，非常不方便，也非常危险。另外，上解的款项少则几担，多则十几担，需要派部队护送。同时，各县向金库提取现金时，又需要再次往返于敌我之间，同样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甚至要冒着生命危险。更为严重的是，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多一天路上的耽搁，多一次上缴金库后的搁置，就会多一分因货币贬值而带来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还会随着根据地的扩展，金库与前线距离的拉长而成倍地增长。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彻底粉碎日伪“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阴谋，使根据地物资不遭掠夺之害，有效地抵制伪币的非法流通，使人民群众免受伪币贬值之苦，同时，保证根据地现金周转的安全和方便，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三北游击司令部在学习华北、华中根据地货币发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浙东三北地区的斗争实际，创制出了一种独特的抗币——金库兑换券，并于1943年起内部发行。在1945年4月浙东银行券发行后，鉴于特殊的优势，金库兑换券得以继续发行和流通。

图5 16开头的金库兑换券

印刷条件

当时金库券的印刷条件与现在的印钞厂不可同日而语，印制的条件非常简陋。除了国民党一家报纸印刷厂留下的设备外，油墨和纸张都是靠各地抗日军民的协助下，冒着生命危险从上海、宁波、余姚等敌占区采购而来;为安全起见，印刷厂每隔十天半个月就要换个地方;敌人扫荡时又要必须将主要物资打好埋伏（挖坑深埋或者包好油纸沉入河中），背起日常所必需的纸张、油墨、钢板、蜡纸、油印机等，随部队立即撤离流动。

印刷技术和条件上的限制，以及后来的保存不当，使这张金库兑换券的红色油墨褪色。后人为观赏的美观亦或是为了谋取利益，在原来的票上重新填上了油墨。由于填色者水平和条件所限，此券成了旧瓶装新酒的“另类”，但是作为难得的革命文物，同样值得我们珍视。